其实，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思路，最早是陈云在上世纪60年代形成的。这要做一点简要的历史回顾。

1961年，陈云深入到农村最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也了解了农民的真正意愿。他发现：农村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农业生产关系存在问题。农民之所以在集体劳动中积极性不高，是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农民种自留地的积极性高，是因为农民的劳动成果与自己的劳动直接挂钩。农民养猪的积极性高，也是因为农民自己的劳动成果能直接从自己的个人收益中体现出来。因此，陈云得出了一个结论：要想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必须把农民的劳动与农民的分配直接挂钩。他认定，包产到户，是解决当前农业问题的一个好途径。但在全国怎样实行包产到户？他没有想好。正当陈云进一步思考在农业生产中改变体制，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办法时，他收到了田家英寄给他的信。

原来，田家英到湖南毛泽东的老家韶山等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后，给陈云等同志写了一封信。田家英在这封信中提出了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陈云收到田家英的这封信后，联系自己进行调查研究和长期思考的结果，认定田家英的主张是对的。为了更加有把握，陈云决定自己再详细做一点调查。一天，陈云到田间去调查，发现同样种的水稻，有的碧绿，有的却没有反青；绿的，是自留地。他问农民这是为什么？农民说，给自己种自留地，收获都是自己的，给集体种，不管干得怎么样，分配都是一样的。陈云问当地农民，要让农民种集体的地也和种自己的地一样有干劲，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农民们说，只有实行包产到户。陈云征求了许多农民的意见，大家都说包产到户好。这样，陈云的心里就有了数。在他的心里，已经形成了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副产品产量的思路。陈云有了这个思路后，也没有马上提出来。他先是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交换看法，同他们谈了自己的意见；同时，在交换意见过程中，也介绍了田家英的意见，明确表示，他同意田家英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都表示，赞同陈云的意见。

此前，毛泽东已经接到了田家英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信，并且已经讲了不同意田的意见。毛泽东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是，也不能全都听群众的，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我们就不能听群众的。

陈云本来也知道毛泽东有这个意见了，但他还是决心向毛泽东反映自己的想法。1962年7月6日，陈云给刚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写信。陈云在信中先谈了自己的身体情况。他写道：自己的身体比发病时要好一些，但体力仍然很差，要恢复到发病前的状况，恐怕要二三个月的时间。接着，陈云在信中提出：自己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再谈一次，估计一个小时够了。

早在陈云有要向毛泽东谈自己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意图时，就有许多好心的同志向陈云说，因为毛泽东已经有了一定的意见，不必急于向毛泽东谈自己的看法。但陈云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望，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怎能延误时机？

7月6日下午，陈云到毛泽东处，向毛泽东谈了自己关于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毛泽东听后，当时没有表态。陈云后来回忆道：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毛泽东后来批评陈云搞包产到户，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这对陈云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打击。

毛泽东是十分坚持在农村走集体化的道路的。为了批评和争取陈云、邓子恢、田家英，毛泽东还批给他们3个人看《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材料》第一一一O期上的《波兰农业社会化》一文。

陈云原来身体就不好，前一个时期他下去进行调查研究也比较辛苦，他的老病又发了，已经不能工作了。因此，他于1962年7月28日给邓小平写信，请邓小平把信转给毛泽东。他在信中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由于自己心脏状况很差，体力也极衰弱，为避免再次爆发心绞痛和心肌梗塞，请求不参加将在北戴河召开的各种会议。7月31日，毛泽东批示，同意陈云的请求。

1962年8月上旬，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发表了关于形势、矛盾、阶级斗争的讲话。毛泽东在联系中国的现实阶级斗争时，集中批判了“反对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单干”等思想。毛泽东提出，当前中国有“三风”，即“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笔者注）、“黑暗风”（指一些人讲当前形势困难———笔者注）、“翻案风”（指为1959年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翻案———笔者注）。其中，毛泽东批判“单干风”、即批判包产到户的用词是很严厉的，这使会议的气氛紧张起来。

陈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毛泽东在会上批判“单干风”也捎上了他，这是很明显的，因为毛泽东在会上提到了陈云是主张搞包产到户的。而且，毛泽东批判“单干风”，使与会的同志都知道，这主要是批陈云的，因为陈云在中央是主要管经济工作的，职务也比邓子恢、田家英要高，陈云是在中央主张搞包产到户的中央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会议上批判邓子恢、田家英，但他批判的矛头，更主要的是指向陈云的。

自从毛泽东批判“单干风”后，陈云实际上是处于闲置状态。毛泽东不爱听他的意见了，毛泽东也不再让他多管事了。实际上，陈云是处于“靠边站”的状态。

这个思路在当时被搁置下来，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思路成为后来安徽省、四川省先行一步大胆实验的基础。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大地上吹起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中国的各方面都在进行改革，农业和农村也不例外。

先是安徽省的许多农村干部重新提出了搞包产到户的问题。安徽省小岗村农民的动作更快，他们率先突破了“左”的思想的禁锢，直接搞起了包产到户。小岗村农民的行动，得到了安徽省委的支持。安徽部分地区也开始了实行包产到户的试点。这股风刮到了四川省和甘肃省，这两个省也搞起了包产到户。安徽、四川、甘肃3个省搞包产到户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也传到了其他一些地方。一场围绕着要不要搞包产到户的争论也随之发生。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许多干部反对搞包产到户，他们认为，搞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是搞掉集体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人还编了这样的一句顺口溜：“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面对这场争论，陈云进行了深入思考。他经过向一些管实际生产的领导干部进行调查了解，思想认识又深入了一步。他认为，中国的农村虽然经过了长期的集体化过程，但农业生产力水平还是很低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提高农业产品的产量，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实行包产到户，就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一个好办法，因此，陈云在中央高层会议上，坚决支持在农村搞包产到户。1981年9月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关于经济问题的讲话，指出：我们搞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它的意义不亚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是一件大事。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工业财贸系统也势在必行。陈云在支持包产到户的同时，也看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1981年12月22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指出：农业经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搞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并不是农业可以不要计划了。后来的实践证明，陈云在当时对包产到户提出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必要的。

由于实行包产到户合乎亿万农民的意愿，因此得到了他们的拥护；也由于在中央内部，有邓小平、陈云等领导同志的坚决支持，在上世纪80年代初，很快就在全国农村开展起来，极大地调动了中国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使我国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地提高，连续几年获得了大丰收。

事实证明，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路子是对的，而早在上世纪60年代即形成农村改革思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坚决主张和支持搞包产到户的陈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远见的。

支持办特区

1992年7月21日陈云在《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这样写道：“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

的确，陈云和李先念都是十分支持办特区的。

陈云以其战略家的眼光，早就看出中国要加快发展，就离不开世界，离不开吸收外资。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就支持邓小平关于划一块地方办特区的意见。当习仲勋和邓小平谈话后，邓小平提出在广东深圳办特区的意见时，陈云也十分赞成。他还对办特区的方针，吸收外资的渠道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意见。

李先念也是支持办特区的。而李先念支持办特区的意见和陈云不谋而合，并且李先念采取的支持办特区的措施，也得到了在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的支持。早在1978年9月9日，即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李先念在黄城根北街9号院主持召开了讨论经济工作的务虚会。此次会议召开之前，李先念和邓小平、陈云多次商量会议主题。邓、陈、李3人意见一致。陈云特别关心这次会议，支持李先念开好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先念在谈到改革开放时说：“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现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我国强大繁荣。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他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我们绝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为了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加快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李先念主持的这个会议，可以说，是十分民主的，与会人员畅所欲言，李先念也特别鼓励大家在会上把自己的意见谈出来。在这种民主气氛中，有人就在会上谈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日本地少、人少、资源少，为什么就比我们搞得好呢？于是大家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中，大家一致肯定日本的管理经验。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李灏回忆：这次经济务虚会虽没有谈论真理标准问题，也没有涉及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个会议，让人们的思考转向了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等问题上，为中央决定办特区打下了基础。可以说，这是中央工作会议之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于光远对此次务虚会的评价是：我们党能够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韧于这次务虚会。而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以及在这次会议形成的思路下，中央做出试办经济特区的决定，也渗透着陈云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