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一统王朝崩溃，南北方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发生剧烈变迁，各阶层、族群起伏升降。与此同时，思想文化领域也相应地发生冲突与融合。一方面，新思想的传入对整个社会形成强烈而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传统思想也发生转变，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阶层需求。其中，孝道思想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孝道思想;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04-0008-02
中国的孝道思想源远流长，周朝崇尚以礼为治国安邦之根本。孝作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备受人们重视。先秦时期，儒家推崇以礼治国，孔子及其门生也对“孝”做了较多的阐述，使得孝道思想逐步完善成为体系。汉兴以后，提倡以孝治天下，大力倡导孝思想。汉武帝时期设立了孝廉制度，“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①从此孝与选官从政联系起来，通过孝行入仕成为一种制度。孝与功名利禄的结合，使得孝道思想更加广泛地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魏晋承秦汉之制，也大力倡导以孝治天下，时值门阀士族的兴起，孝道本身发生很大的变化，展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并对正在形成中的门阀世族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孝道思想，许多专家学者已经做过论述。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类研究：其一，这一时期孝道思想的特点。程一风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孝道思想内容有多元化的特征，糅合了儒、释、道三家的因素。孝道思想在这一时期逐步发展超越了忠君的思想，成为士人阶层安身立命的最高追求。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君父先后论进行了初步论述，李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孝行”》认为这一时期孝道思想的重要特点是孝道思想的广泛化和平民化。其二，孝道思想盛行原因的研究。这个问题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争议也比较多。唐长孺认为，社会动荡、政局纷乱以及门阀士族兴起为孝道思想盛行的原因。胡和平则归结为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朝代更迭;李洁、邵正坤等从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为稳定社会而大力提倡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孝道思想的演变展开进一步研究。
一、思想上的转变：从忠孝并重到孝先于忠
第一，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促使士人们为了自保或维护家族利益所做出的选择。魏晋以来，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政局混乱，忠君还是孝亲成为士人们共同面对的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许多世家大族经历数朝而权势依旧，可以看出这一时代士人的忠君观念是打折扣的。查看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的家训都可以发现他们的忠君观念非常淡薄。在动荡的时代如果不能随时而变，固守儒家的忠君思想，可能很快会在改朝换代之际身陨门灭，使整个家族覆亡。相反，只要坚持行孝，不但可以保全自身，在士人中博得好的名声，还与统治者倡导的孝治相符合，仕途也可以更加发展。所以世家大族都以孝为治家、从政的指导思想。士人们的这种选择，使得孝的地位更加崇高，孝先于忠思想转变实现。
第二，九品中正制推行和强化促使孝道思想转变。九品中正制为士族所垄断后，注重考察士人的门第和名望，对德行、才能的考察越来越不重视。这种转变在东晋以后表现最为明显。标榜门第成为博取名望的重要手段，所以世家大族纷纷加强对子孙孝道的训诫，以维护门风和名望，进而作为入仕的凭籍。家族观念更加强化，忠君思想更加不被重视
第三，孝在法之上。魏晋时期家族势力强大，孝道备受推崇，为亲人复仇的风气很盛。虽然法令禁止，但总体上对这种行为是默许甚至是褒奖的。东晋建立初期，江播协助韩晃攻破宣城，将桓彝杀死。桓彝之子桓温在江播死后三子服孝期间混入府内，杀死了江播的三个儿子，这件事情后来竟然没有人追究，反而还“时人称焉”，②桓温后来的仕途也没有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
类似事情在魏晋史书的《孝义传》、《孝行传》、《孝友传》中还有很多，因为行孝而犯法基本不会受到法律惩罚，即使制裁，惩罚也非常轻微。
二、实践上的转变：孝道思想逐渐功用化
孝作为选官标准在汉代已经出现，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察举制度中，大量官吏的选拔并没有以孝为标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孝作为选官标准在魏晋时期逐渐确立，有时候甚至成为至关重要的条件，这种改变是由三方面因素导致的。
第一，魏晋时期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晋朝创立者司马氏本为魏臣，以禅让名义从曹氏手中夺取政权，这在儒家看来是极为不忠的行为。司马氏世为河东大儒，自然知道这是自己道德的污点，但是治国还必须依靠儒家的德治思想。以德治国就要倡导忠和孝，在这种情况之下，司马氏只能全力提倡孝道，以孝治国，通过标榜孝道来掩饰自己在德行上的缺陷。
晋武帝司马炎在父亲司马昭去世后，“亦遵汉魏文典，即葬除丧”，③然而他“犹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丧者”。为此，君臣之间还进行了好几次讨论，但最后晋武帝说“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必一旦便宜此情于所天”，④反映出西晋朝廷标榜孝行的本质。司马氏标榜孝道，还可以从其对《孝经》的推崇表现出来，“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⑤“孝武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⑥“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通”。⑦虽然《孝经》早就出现，在汉代被列为“五经”之一，但是以皇帝、太子的身份来讲《孝经》却是从来没有过的。此外，司马氏还笼络了一批符合自己政治需要的大臣，比如王祥、何曾、荀顗等当时都以孝闻名，王祥除孝行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功业，而何曾、荀顗更是奸佞之徒，但是《晋书》写到当时人们对他们非常称赞，这是西晋政权标榜孝行的结果。此外，司马氏把还将孝道作为控制士大夫的工具，何曾以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⑧请求晋文帝“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⑨嵇康由于朋友吕安不孝而受到牵连被杀。这些事情反映了当时晋朝在孝行要求上十分严苛。
第二，选官制度的改变。魏初，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注重才能而忽视德行，曹丕为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采用陈群的建议，推行九品中正制。在各州、郡、县设立大小中正官，由本郡推举现任朝官的郡人担任。汉代的乡里清议转变为中正察访士人，品评郡人德行、门第，写出品状供吏部参考。九品中正制最初保留了“唯才是举”的精神，同时也照顾了世家大族的利益。德行在体制上得到强化，随着地方世族对中正官的控制日益加强和中央政府对孝道的大力提倡，使标榜孝道以求官逐渐成为风气，孝道出现了虚伪化的倾向。中正官被当地世家大族所垄断，庶族参与政权更加困难，所以当时的有识之士对九品中正制进行猛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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