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竺可桢特别强调科技史研究的“古为今用”，他认为“我们必须发掘各方面的潜力，包括古代我国劳动人民所已经掌握的防治疾病、增加生产以及减免天然灾害的一切知识和方法”。他举了一些现实的例子来说明科技史研究可以为经济建设服务：如重大工程的选址需要考虑地震的烈度，这就必须搜集、整理和研究历史上的地震资料。此外，在中医药和农业等方面，当时也有众多的成功案例。他还举例说明科技史料的整理有时有助于推进现代科学理论的研究：如对历史上超新星爆发的史料的整理推进了现代关于射电源的研究。（竺可桢当年把利用历史资料研究超新星爆发的任务交给了席泽宗，于是有了蜚声中外的“古新星新表”，席泽宗先生后来也因此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第三，竺可桢认为研究中国科技史，无形中会把范围推广到国外的科学史，乃至于世界科学史，因此有助于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第四，科技史具有教育和宣传的功能，通过讲述科技史的方式进行科普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一点竺可桢虽然没有专门撰文进行讨论，但实际上从他最初写科技史文章起就在做这样的工作，他的科技史文章中有很多都是高水平的科普文章。
第五，“以史为鉴”是历史研究的一大重要功能，科技史研究也不例外。通过研究科技史，可以更深刻地认识科学，总结科学发展的特点，探讨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竺可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越来越重视通过科技史研究揭示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他多次讨论“中国古代为什么不能产生科学”，正是为了弄明白什么样的环境才能有益于科学的发展，今天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他的许多文章，如《从战争讲到科学的研究》、《科学与革命》、《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国防》、《科学与世界和平》等，都是结合科技史来讨论科技与社会诸因素的互动。
在以上五点中，竺可桢最为重视的应该是第二点和第五点，即“古为今用”和“以史为鉴”。也正因为竺可桢具有这样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认识，才使他作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领导人做出了伟大的成绩。
在竺可桢“古为今用”的研究中，关于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的研究值得特别强调，他在这个问题上花费精力最多，时间跨度最长。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陆续发表的主要相关文章有：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1924），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1925），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1933），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1962）。1966年，他完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篇开创历史气候研究的论文（英文稿），后来又进行了多次修改。中文稿最初刊于《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1973年再刊于《气象科技资料》和《中国科学》，缩写稿1973年6月19日刊于《人民日报》。
气象学家张德二先生在纪念竺可桢诞辰120周年时写了《竺老开创历史气候研究的慧眼与卓识》一文，对竺老这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作了十分精当的评价：
此文开启了一扇将古老的中华文明与现代科学前沿问题连接的大门，开启了将中国气候学研究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相衔接的大门，开辟了将中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用于现代科学研究的新途径，开创了一门新学——历史气候学。无疑地，此文即为我国历史气候学的开山之作，它震惊了国际科学界，各国学者们无论肤色和年纪，一致地赞许有加。如今39年过去了，当年怀着景仰之情拜读论文的黑发人已成白发人，可是我们却惊讶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古气候研究的技术手段日新月异，飞快发展，新的古气候记录大量涌现，然而竺老当年勾画的中国五千年温度变化趋势曲线和他指出的过去五千年间四个冷暖期相间出现的经典论述，却是一再地得到印证和确认。对此，不得不发出由衷的叹服——伟大！
致谢：本文得到了浙江大学校史研究项目的支持。文章的写作从浙江大学何亚平教授处受益良多。特此致谢！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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