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向与世隔绝的新疆、甘肃、内外蒙古的沙漠绿洲、戈壁荒原及高山峡谷，突然热闹起来。一批又一批外国人的探险队，神神秘秘地出没于古代丝绸之路上，他们的马队和骆驼的铃声打破了千百年的宁静，在那些古代城镇的废墟、烽燧与洞窟遗址，以及渺无人迹的沙海，他们顶着烈日、冒着酷寒和无情的风沙，辛劳地日复一日地寻找着，挖掘着。因为缺水和食物，他们多次面临死亡的威胁。正是他们锲而不舍地探索与发现，掀起了亚洲探险的高潮，于是一系列重大发现和大量实物出土，随后许多考察报告和学术著作的问世，被无情岁月掩埋的古代文明，终于得以重见天日，震惊了世界。但是唯有一支探险队与众不同，他们人数不多，全部是年轻的僧人，这就是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
以前，看有关中亚探险的资料，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活动虽然有所提及，但日本僧人为什么去探险，目的何在？取得了什么学术成果？往往语焉不详。最近看了《丝路探险记》（[日]大谷光瑞等著，章莹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终于解开了我的部分谜团，但也有更多的困惑萦绕脑际。
该书共收9篇文章，包涵了大谷光瑞和另外5人各自参加三次探险的经历。既便从这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字里行间，也能多少看出这支探险队是很神秘的。
27岁的大谷光瑞是探险队的策划与组织者。他是京都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1900年赴欧洲考察宗教，见到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中亚探险的成果，决定利用回程途中前往中亚探险。
一个寺庙的主持拥有如此雄厚的财力，组织为期12年的探险活动，这本身就有点不可思议。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日本僧人不是苦行僧，更不是乞食的托钵僧，他们配备有手枪，拥有沃尔纳指南针、倾斜计、温席计、棱镜罗盘、无水气压计等“各种各样，不胜枚举”的当时最先进的测绘仪器，购买了价格昂贵的大量钟表，“仅在伦敦新购的器具，价值可能就达四五千日元”（队员橘瑞超语，当时日元很值钱，书中记载两名队员住在一户有钱人家中。两人一天食宿共10日元，还说比住旅馆要贵）。他们在伦敦购买的帐篷是欧洲人到非洲探险的专用帐篷，他们出行，乘车坐船必是头等舱，住旅馆必定是当地最贵的，除了没有条件的地方只好将就外。不仅如此，这支僧人探险队的派头很大，在莫斯科，日本驻俄大使亲自出马，与俄政府交涉，对他们的行李海关不得检查。他们到新疆后，当地的英俄领事馆高级官员亲自接待，提供种种方便。而他们到各地后交结官府与驻军要员、会晤头人士绅，馈赠礼品，出手大方……我不了解这支探险队的详细背景，仅从这些表面现象推测，这是一支以宗教为名的神秘的探险队。
1902至1904年，大谷光瑞一行5人从伦敦出发，经撒马尔罕入境。在塔什库尔干分为两路，大谷光瑞等3人到达今巴基斯坦、印度，另两人进入和田，在库车、克孜尔千佛洞等地考察，这是第一次探险。第二次探险（1908—1909）：由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二人前往吐鲁番、楼兰、库车等地。这次考察收获最大。橘瑞超进入罗布沙漠，在楼兰发现了著名的《李柏文书》（公元4世纪西域长史李柏的手迹）。第三次探险（1910—1912、1911—1914）：1910年8月，橘瑞超从俄国入新疆，再次进入楼兰遗址，后又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入西藏北部，辗转至敦煌；1912年2月离开敦煌，取道西伯利亚铁路回国。吉川小一郎在吐鲁番又进行了发掘，在喀什、和田调查了佛教遗迹，然后也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阿克苏，到伊宁一带考察。
据橘瑞超在《新疆探险记》“法王命令的内容”一章提到，大谷光瑞对中亚探险的目的有两点：第一是“就外蒙古现行喇嘛教、中亚突厥语系人民信奉的伊斯兰教以及这些人民对这些宗教所持有的信念进行调查”；第二是古代盛行于中亚的佛教，现在连佛教的踪影都不见了，为此要到沙漠、峡谷和人迹罕至的地方寻找古代佛教兴盛时的遗物。
不可否认，这些年轻的日本僧人在考察中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不畏劳苦的坚韧，都是令人钦佩的。但是也正如许多学者所言，大谷光瑞探险队与其他各国不同，他们不是学者，不懂考古和西域艺术，不懂西域古文字，缺乏考古学专业训练，因此他们进行的发掘缺乏科学性，连文字记录也不规范，因而降低了它的学术价值。
大谷光瑞组织这支探险队，为什么不邀请日本研究丝绸之路古文明的专家学者加入，我始终不得其解。这也是一个谜。
当然他们的努力毕竟没有白费，从中国搜罗的佛像、壁画、文书、经卷等足足有70件行李。野村荣三郎在《蒙古、新疆之行》坦言：在吐鲁番，“雇了5个民工，到了47处洞窟，切割下七枚稍有观赏价值的壁画，还得了7个佛身。许多壁画大致己被损伤。据当地人说，欧洲人取走了最好的壁画，对于不想带走的壁画，就故意把它损伤。这些自命为文明国家学者的欧洲人，把世界至宝作为私有物的心理可以说比盗贱还要卑劣”。这段话既是日本僧人盗宝的自供，也暴露了欧洲探险队卑劣的一面。至于对大谷光瑞探险队的评价，这是专家学者的事，我就不妄加评说了。
这里只想提出一点，即当年各国派出考察队前往新疆、甘肃、内外蒙古、西藏等地，除了物质的需求（如佛教遗存）外，有的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即搜集情报。不要忘记，对于一些国家的军事、情报部门，我国边疆地区的道路交通、村落、水源、沙漠与绿洲、河流与湖泊、树林与草场、农作与牧业，以及当地人的风俗民情，都是非常重要的情报。我看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文字记录，隐约有这样深刻的印象。橘瑞超从俄国鄂木斯克坐船，沿额尔齐斯河至斋桑湖，到达塞米巴拉金斯克，然后从陆路坐马车进入新疆的塔城；以及后来他从南疆的和田，上溯克里雅河，翻越阿尔金山，企图“从西向东横穿西藏无人区……在世界地图的空白点上，留下作为日本人的我的足迹”。（橘瑞超语）这些活动的深层背景，如今已是公开的秘密。
据百度搜索提供的信息，大谷光瑞此人背景也很复杂。他“长期留住中国，在上海郊区兴建无忧园，设置电台，从事谍报活动。1933年移居大连，建钢盔之家。利用其在佛教的地位和影响，积极支持军部的活动，并发起‘光寿会’，创办‘大乘’杂志。历任近卫文麿、小矶国昭内阁参议、内阁顾问等职，力主对华采取强硬措施”。
如果这些信息是准确的，那么对于日本僧人出现于丝绸之路的活动，尽管这是百年前的往事，学术界恐怕也该刮目相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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