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类党内不同意见，是工作中的分歧。对于这类问题，《准则》更多的是严格要求领导干部。《准则》指出：“要努力造成和保持让人当面提意见包括尖锐意见而进行从容讨论的气氛”，“要纠正一部分领导干部中缺乏民主精神，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的家长作风。”《准则》严肃指出：“必须注意区别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对同志挟嫌报复、打击陷害，用‘穿小鞋’‘装材料’的办法和任意加上‘反党’‘反领导’‘恶毒攻击’‘犯路线错误’等罪名整人，是违反党内民主制度和违反革命道德品质的行为。”

5.调整党内权力结构，保障《准则》有效执行

《准则》制定容易，执行难。回过头来看，《准则》没有能持续贯彻，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权力结构不支撑《准则》的权威性，二是缺乏一套健全的可操作的制度保障《准则》的执行。

尽管《准则》总结和反思了文革及其之前党内生活中的经验教训，但还没深刻认识到权力结构不合理是党内政治关系扭曲、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根本原因，因而制定和贯彻《准则》时，侧重于强调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实际上，要真正有效贯彻执行《准则》，必须构建合理的权力结构。

党内权力架构的本质是高度集权。国家和党内的关键要害权力通常掌握在个人手里，而个人意志对权力运作影响甚大，在某些时候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尽管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中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但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制度，什么样的权力架构才能维护和保障正常的党内关系。同时，中共党内对强势权力和强势领袖有着惯性的依赖，不自觉地延续着强人政治。80年代中共两任总书记都在非正常程序下被更换，这就有悖于《准则》。主要领导人强势代替《准则》权威，不仅使《准则》容易被淡忘，束之高阁，而且对后来党的运作产生消极影响。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刻意把自己塑造成权力强势人物，越来越多地凭借个人权威和能力推进各项工作，于是才出现党内贪腐官员不少是能干人，他们“一边干事一边犯事”，目无法纪，为所欲为，有恃无恐。因而，要真正执行《准则》，必须依据分权制衡原则，对党内权力结构做出改革，克服个人权力过大的负面作用。

有效执行《准则》，还必须制定一系列可操作性制度。一般来说，“制度就是行为规则，并由此而成为引导人们行动的手段”，“制度使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它们为社会交往提供一种确定的结构”。注7从制度体系看，党纪党规建设需要分成两大系列：一个系列是用以调整党内政治关系，发展党内民主，控制党内权力，清除人身依附关系，形成正常的党内关系;一个系列用于规范组织关系，达到组织集中，保障行动统一。由此，以《准则》为龙头，制定一系列具体操作条例。比如，党员行使权利保护、党员进行权利申诉的操作规程，党委会会议操作规程，党内重大问题充分讨论的场合、时机、方式等操作型规定，党内有序竞争、党代表质询操作规定，党代表发挥作用具体规定，党代表大会开会程序，等等，以实际可操作性具体制度来保障贯彻《准则》。

注释：

注1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第22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注2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第454页，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注3徐庆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之后》，《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注4、注5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第456页，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注6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载于《怀念胡耀邦》第285页，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

注7[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第114、115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