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中共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中共在各地搞了数百起武装暴动后，便进行武装割据。割据的地区，被称作“苏区”。中共在“苏区”实行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地主、富农甚至中农的土地财产被悉数没收，对地主甚至实行“肉体消灭”。这一时期，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作“土地革命时期”。
1937年，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是“合作”的条件之一。从这时始到抗战结束，中共在自己的根据地实行的是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减息，前提是承认地主的地权财权，只是要求他们降低租额息额。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五四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目前最基本的任务。从这时开始，中共在自己的占领区恢复“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新一轮的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不过，由于开始时不想过分具有刺激性，没有叫“土地革命”，而自称为“土地改革”。
1946年5月开始的土地改革，其实是复制土地革命时期的做法。对地主、富农的“乱打乱杀”现象，侵害中农的现象，乡村流氓地痞乘机掌握基层政权的现象，都很普遍。此种现象，在中共阵营内部，也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忧虑。中共陕甘宁根据地创建者之一的习仲勋，就是不安、忧虑者之一。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习仲勋三次上书中共西北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土改中的一些做法表示异议和担忧。习仲勋的这些信件、报告，收入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的《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
1948年1月4日，习仲勋写了“致西北局并转中央”的信。信中，习仲勋指出土改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诸如“把富裕一点的农民定成地主富农”“把店铺大都查封”“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打死”“民兵吊地主”“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吊、打、拷，弄得人心恐惶”等等。尤其是，指出了“许多地方”的群众运动是“盲目的”、是“为各种动机不纯的分子所鼓动起来”的，“让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
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呈上了《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给毛主席的报告》，直言土改中的各种“极左偏向”。习仲勋指出：“凡动起来的地区……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
1948年2月8日，习仲勋写了《关于分三类地区实行土改的报告》。《报告》中，习仲勋指出了土改中的一些政策的不合理，特别对依靠“贫农团”进行土改表示了强烈不满。习仲勋在列举了土改造成的负面后果后，指出：“其原因，就是有些地区工作同志，仍坚持组织贫农团领导一切的方针”。习仲勋强调：“贫农本身很复杂。”因为导致一个人贫穷的原因，有多种多样。习仲勋指出，这些“农”的“贫”，“有的因为偶遭灾祸”，“有的因为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致贫者”，而“后一种人，占贫农中四分之一，因而这种贫农团，在老区一组织起来，就是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亦由此而来……发展下去，流行于农村的借贷、买卖、租赁、雇佣等关系，都停止了……贫农团除此作用外，再少其他作用”。
与此同时，在山西的赵树理，面对轰轰烈烈的土改，也有了与习仲勋同样的不安与忧虑。习仲勋的信、报告，赵树理不可能看到。赵树理的不安和忧虑，完全是原发性的。1948年10月，赵树理发表了中篇小说《邪不压正》，以文学的方式表现了乡村“流氓无产者”怎样在土改中把持乡村政权，怎样“打倒皇帝做皇帝”，怎样鱼肉百姓、欺压良善。小说引发了一些人的严厉批评。1950年1月15日，赵树理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邪不压正〉》，说明了创作这篇小说的动机。赵树理说：“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就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方面都可以。”赵树理强调，这种乡村流氓，“基本也是穷人”。如果要让他们发挥积极作用，就首先必须“加以教育”，就首先要对他们进行改造，“逐渐克服了他的流氓性，使他老老实实做个新人”。如果因为他们在土改初期表现最积极，就将他们“任为干部”，就把乡村政权交到他们手中，那就是“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土改是以地主、富农为斗争对象，当然不可能首先改造流氓，于是“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
流氓掌握了乡村政权，是坏人更坏。而本来不坏的人当了干部就变坏，可说是好人在土改中变坏，这也是让赵树理不安和忧虑的事情。赵树理说：“在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村级干部，要是既没有经常的教育，又没有足够监督他的群众力量，品质稍差一点就容易往不正确的路上去。因为过去所有当权者净是些坏榜样，稍学一点就有利可图。”坏人掌权后更坏、好人掌权后变坏，“是土改中应该注意的两个重点”。
《邪不压正》发表之初即遭受严厉的批判，到了文革时期，赵树理还要又一次交代小说的写作动机。1980年4月，周扬为《赵树理文集》作序，说：“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干部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倒退几十年，周扬是不会说这种话的。
说表现了“卓见和勇敢”，固然没错。说表现了常识和良知，也同样合适。有时候，常识就是卓见，而勇敢则根源于良知。如今读习仲勋当年关于土改的上书、报告，读赵树理《邪不压正》这类小说，我们感到的是常识和良知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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