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在福州专门开了一个会，讨论这件事。陈仁珊去了。他一定要求我和陈健藩也去参加。我到了福州以后，海军政治部的一个秘书跑来动员我说，周克同志，请你们回上海吧，不必参加这个会了，因为这个会和你们没有关系。但陈仁珊要求我们留下，这个舰上被遣散的那些同志也要求我们参加。在福州开会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反映问题。还有人赶到福州，见到我们痛哭流涕，申诉当年回家以后不但没有职业，还被作为国民党兵痞处理，直到这次开会都没有钱成家！我们听了后太气愤了！太岂有此理！不承认陈仁珊的党员身份，不承认这些起义士兵，并歧视、遣散他们，而且认为我们举行武装起义，枪杀了10多个反动军官这个做法是违反政策的。可是他们就没有想一想，当时不枪杀一批反动军官就不可能起义，当时和平策反根本不可能进行，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在这之前的“重庆号”是在舰长率领下起义的，因此“重庆号”上没有枪杀什么人，是整个的和平起义。我们是士兵起义，情况不一样。
当时这场争论很大，这边的同志们都气极了。我不在部队工作，而且我也不是当时上海局的负责人，1979年我才刚刚出来工作，是上海市科委副主任的身份，身份不高。因此海军那边很藐视我，公开提出请我回去，说是这里没有你的事情。我说，怎么没有我的事呢？这就是我的事！幸好我认识福建省省委的统战部部长，他是过去松江地委的一个副专员，与我在苏南工作的时候很熟悉。当时福建省副省长许亚解放的时候是苏州地委副书记，我也很熟。我就去拜访他们，把这些情况一讲，许亚他们就理解了。这个会议正好是通过省委统战部出面组织，来做这个工作的。他们听后感到很有道理。他们还听到了一些起义士兵的反映，听到了陈仁珊的反映。
正式开会的那一天，许亚来了，统战部部长也来了。许亚说话分量就不一样了。他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们说，这些都是当年起义的负责人，都是“有功之臣”啊！他还直接对着参加会议的海军政治部负责人说，上海同志来很不容易，来了就一道开会吧！大家见个面，一起商量一下怎么解决问题吧！经过他的这番话，海军方面才不好说什么。大家讨论的焦点还是起义是自发的还是党组织的？算不算起义？第二个，这些遣散人员现在应该怎么办？最后这个问题总算解决了一部分，就是给被遣散人员中还活着的同志发放安家费。这些被遣散的同志在会上讲了许多情况，参加会议的省里领导同志都听不下去了。于是决定先发安家费。让谁发呢？就叫陈仁珊去发。所以后来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到福建乡下去找那些被遣散的士兵同志。有些人被遣散后找了些别的工作生存下来，有些人根本没有工作，只好到乡下去当个农民。那时给每人发500块钱。那个时候还算值钱，但也是不多的。
对陈仁珊的工作安排。一开始他做了副舰长，后来安排到上海海军的一个部门工作，最后做了厦门对面鼓浪屿基地的副司令。这是后话。陈仁珊跟我关系当然很好。但是，他后来灰心之极，常发牢骚。我每次遇到他都不敢提当时的起义活动。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一场起义，当时我们都是准备牺牲的，却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还不承认我们！我们那么多同事一道搞的，我现在一个人做官有什么意思啊？！我没有办法向他们交代！没有办法面对他们啊！他还说，你看，现在国民党一架飞机起义过来，奖励几十万两黄金。我一艘军舰回来应该是多少钱？为什么国家就不算这个账？给我们起义的人这么点钱，还是争来的，还好像很照顾我们了，像施舍一样！他心里很难受，情绪非常消极，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联系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也不想去找。因为找他，他发牢骚，我没办法帮他解决。他也不想找我了。
后来上海的电影厂曾拍过两部电影，一部叫《长虹号起义》，一部叫《海魂》，反映了“长治号”起义的影子。当然，内容不完全一样，有些改变了。
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