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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一世,坎坷一生"的习仲勋 2
论文编辑部-新丝路理论网   2015-05-24 15:49:46 作者:站长 来源: 文字大小:[][][]
"英雄一世,坎坷一生"的习仲勋 文艺工作者的贴心人

  1951年秋,毛泽东准备让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他在同胡乔木、林默涵两位同志谈话时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1952年初,毛泽东在与薄一波谈话时问道:“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薄一波的回答是:“年青有为。”在延安时,他就听到过毛泽东以此语赞誉过习仲勋。毛泽东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担任中宣部部长前,习仲勋曾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难以担当起领导全国宣传文教的重任。毛泽东打了个比方:“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1952年9月,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在1953年3月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发表了长篇讲话,在文学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作家艺术家们的交口称赞。

  习仲勋是一位内行的文艺领导者。他认为,一些作家进城几年不出作品,作家有责任,但是党的领导也有责任,领导应为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为给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习仲勋认为,对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不能完全否定。即便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要耐心帮助,而不是乱上纲上线,扣大帽子,要善于引导作家前进,要鼓励作家的旺盛士气,要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

  习仲勋对于文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可以追溯到主政西北局的时候。1947年4月5日,西北局召开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到会讲话,他号召文艺工作者配合西北人民解放军,枪杆子到哪里,笔杆子就到哪里,动员广大人民为反蒋(介石)、胡(宗南),反封建而斗争。习仲勋关心文艺工作者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排忧解难。同年l0月,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在西安组建香玉剧社,自任社长。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全国上下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正义战争的捐献热潮。朝鲜战场传来消息,我军某高地遭受百余架敌机的丧心病狂的狂轰滥炸,全连战士壮烈牺牲,阵地失守,常香玉听到广播后悲愤难眠。翌日清晨,她把丈夫陈宪章拉起来说:“宪章,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打得很艰难,咱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事?”陈宪章理解她的心情:“咱俩用义演的办法为志愿军捐一架飞机吧!”不久,习仲勋知道了这件事,充分肯定了常香玉的爱国热情,他指示说:“就用‘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的名义进行捐献演出吧!”为了帮助常香玉搞好义演,习仲勋委派西北局文化部的马运昌、毛云霄、荆桦三位干部协助剧社从事捐献演出工作。对在建国后“左”的路线中受到打击、经历坎坷的丁玲、胡风等作家,习仲勋也给予了很大的关心。丁玲和胡风去世后,因为悼词问题,家属和有关方面存在分歧,习仲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肯定了他们的历史贡献,使得追悼会顺利召开。

  1953年9月后,习仲勋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习仲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习仲勋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

  小说《刘志丹》与习仲勋蒙冤

  2002年,一位中央领导在看望病危的习仲勋时,曾评价他“英雄一世,坎坷一生”。在习仲勋一生所遇到的挫折与坎坷中,小说《刘志丹》冤案就是最大的一个。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那么,习仲勋是怎么与小说《刘志丹》联系起来的呢?

  50年代中期,刘志丹的弟媳、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准备写小说《刘志丹》,习仲勋知道后忧心忡忡。他深知陕北根据地党的历史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即使1942年底在延安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专门召开过高级干部会议,对过去的历史问题作了决议,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现在要写关于刘志丹的传记小说,势必涉及当时各个方面有关人士,写不好就会重新引起纠葛。时任监察部副部长的刘景范对习仲勋说:“陕北的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中宣部有位负责同志也赞成李建彤的创作。刘志丹的老战友、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马锡五,也劝说习仲勋支持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在他们的劝说下,习仲勋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就说:你们出版一下也可以嘛!但习仲勋并未向组织出版这部书稿的工人出版社讲过什么意见。

  工人出版社从1956年开始就抓这部书的出版,李建彤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先后走访了300多位老同志。到1959年冬,李建彤写出了《刘志丹》小说第三稿,送给习仲勋审阅。当时正值庐山会议后全国反右倾运动时期,政治气氛相当紧张。习仲勋感到不仅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会在当事人中引起纠纷,而且也与当时多事的政治环境不相适应,因而对她的小说提了一些意见,建议她按照片断来写,不要写成大部头。然而,李建彤并未接受习仲勋的意见。到1961年春夏之交,她又送来了小说第四稿的清样。习仲勋自己工作很忙,就让秘书帮着审稿。

  秘书被小说中刘志丹的精神所深深打动,所提出的问题无非是技术性的问题。习仲勋先后两次召集李建彤、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两位编辑进行座谈。马锡五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熟悉当年实际情况,又是保安(志丹)县人,曾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习仲勋特别强调了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一代,主要笔墨用在写毛泽东思想,把刘志丹的个人经历写成全国的缩影与毛泽东思想的缩影。这是习仲勋根据他的切身体会,为了避免引起党内再次发生纠纷,并使这部小说能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刘志丹贯彻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而提出的。

  1962年7、8月间,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前夕,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看到《刘志丹》小说送审稿时,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小说中涉及的西北历史问题,很多与事实不符,不赞成出版这本书。同时,阎红彦又看到了《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刊载的小说《刘志丹》部分章节。阎红彦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之一,他一面向全总和团中央建议停止刊载,一方面报告康生。康生得知这一情况后,虽则他并没有看过这部小说,却立即断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

  这一时期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康生认为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康生借此作为毛主席的语录,对习仲勋等人上纲上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白事情真相,习仲勋只好向周恩来总理请假:“我最好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正当习仲勋陷于极度苦恼之中的时候,周恩来与陈毅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来找习仲勋谈话。周恩来握着习仲勋的手说:“党中央、毛主席是信任你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向周恩来表示:“总理,您放心,这点我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1965年,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李建彤则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文革”爆发后,康生更不会放过习仲勋。1967年1月4日,习仲勋被揪到西安接受批斗,此后身陷囹圄。

  其实毛泽东并未看过小说《刘志丹》,他对这部小说也并没有什么成见。毛泽东曾讲过:“仲勋同志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但是康生并不肯善罢甘休。周恩来的处境也不好,但是他对习仲勋十分关心。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揪斗的照片后,他批评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这样做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我们国家抹黑。”周恩来下令把习仲勋军事管制起来,实际上是把他保护起来。1968年1月3日,周恩来派飞机把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

  1974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一案做了指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康生等人阳奉阴违,并不执行,拖了将近五个月时间后才向习仲勋宣布:《刘志丹》一案是“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即习仲勋犯有严重错误”。1979年6月,中组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认为《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报告提出,因小说《刘志丹》案而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该恢复名誉。一个月后,

  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报告。

  长期的革命实践,让习仲勋对事物具有一种敏锐的观察力,尤其是对“左”倾现象的觉察,触角十分灵敏。习仲勋在80年代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期间,一次和《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在中南海散步。习仲勋突然对秦川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一辈子不整人,一辈子不犯“左”的错误,这是习仲勋对于自己一生的最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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