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是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重镇。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多达5万多件，保留有汉文、佉卢文、粟特文、突厥文、吐蕃文、梵文、于阗文、回鹘文、西夏文、叙利亚文、八思巴文等多种民族古文字资料，内容涉及中古社会的各个方面，被誉为中古时期的“百科图书馆”。敦煌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缩影，是世界文明的精髓。
[关键词]敦煌文化;世界文明;敦煌学
[中图分类号]K8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6-0038-02
一、敦煌文化增强了世界文明的“历史魅力”
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因中国丝绸大量输往西方而得名，成为中华民族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集中反映。敦煌的得名与丝路交通的开通有关。东汉应劭言：“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亦言：“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南朝人刘昭称敦煌为“华戎所交一都会”，隋朝人裴矩称敦煌是西域门户“咽喉之地”。位于敦煌东南25公里的莫高窟，是丝绸之路上一处光辉的历史遗迹。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被誉为“东方世界艺术博物馆”、“世界艺术宝库”。其洞窟数量、壁画面积和保存现状都是世界上其他著名石窟如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印度犍陀罗石窟等无法比拟的。
18世纪后期，近代考古学诞生。在地理大发现浪潮的推动下，敦煌、新疆及中亚地区吸引了各国考古学家的目光。据不完全统计，从1893年至1935年，来我国西北的考察团多达24批。其中1906年就有德国格伦威德尔、瑞典斯文赫定、俄国科卡诺夫斯基、俄国别列佐夫斯基、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芬兰曼妮尔海姆等七支考察队。这些考察团中，仅1935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有中国学者参加。考察团的考察范围大都以敦煌和吐鲁番为中心，西北至黑城，西及西南至巴楚、库车、焉耆、楼兰、和田、西藏一带。形形色色的探险家来中国的起因和身份不同，但到了中国后，都做过同样的勾当——窃取文物。敦煌藏经洞发现后，获取出土文书成为考察的最高目标。为了窃取更多的敦煌文书，一些探险家玩弄伎俩、不择手段，如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当藏经洞被掏空后，洞窟中的彩塑、壁画就成为盗取的对象。这些“考古学上的贼”将盗取的宝物捆载回国后，一夜成名，或被捧为名流学者，或获得爵位。由于各国探险家在中亚和我国的西北地区取得了许多重大发现，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被誉为探险家的“黄金世纪”。在这一时期，中国西北成为西方探险家的乐园，而敦煌成为乐园中的“极乐世界”。就文化的影响力而言，敦煌文书的问世，无疑使世界文明的“历史魅力”陡增。
二、敦煌文化丰富了世界文明的内涵
敦煌文书出土于莫高窟藏经洞，正是这批文书，催生了敦煌学。敦煌文书一经问世，立即引起外国探险家的觊觎和盗窃，文书因此流散各国，现分藏在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美国、丹麦、德国、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瑞典等10余个国家和中国境内（包括台湾）的数十个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手中。随着敦煌遗书的流散，世界汉学的研究方向为之一变，整理和研究敦煌文书成为一个世纪以来许多国际汉学机构的核心任务。日本、法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印度、韩国等先后成立了专门的敦煌学研究机构，丹麦、德国、韩国、澳大利亚、瑞典、挪威、加拿大、匈牙利、新加坡、希腊、哈萨克斯坦等国均有研究者。在西方，有机会接触敦煌文书的汉学家都对其开展研究。20世纪前半叶，欧美及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大都以研究敦煌文书立身，如英国的斯坦因、魏礼、崔维泽、贝利等，法国的沙畹、斯坦因、马伯乐、石泰安、戴密微、谢和耐等，俄国的孟列夫、丘古耶夫斯基、克恰诺夫等，日本的矢吹庆辉、铃木大拙、羽田亨、仁井田陞等。由于所据有的敦煌文书内容侧重点不同，各国的敦煌学研究特色各异。正如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所言：“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20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可以说，在20世纪前半叶，国际汉学的世界，就是敦煌文书的世界。
文明因交流而丰富，文明因互鉴而多彩。季羡林曾经讲道：敦煌和新疆地区是世界上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再没有第二个。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历史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同样，历史告诉我们，敦煌及新疆是世界上唯一的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区域。敦煌文化因充分融汇四大文化体系渐趋壮丽辉煌，姜亮夫讲道：敦煌文化包罗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也包罗了中西艺术接触后所发出的光辉，是中国伟大传统的最高标准，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发扬。世界文明则因有敦煌文化而更加丰富绚烂。如果说，敦煌文书发现初期，众多探险家的行为是赤裸裸的“掠宝”。那么，随后出现的国际“敦煌学”热则是汉学家们对敦煌文化的虔诚膜拜。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事实证明，敦煌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明的内涵 。
三、敦煌文化成为世界财富
一个世纪以来，敦煌文书流散他国是中国学人心中难以消退的“痛”。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就发出了敦煌学是“中国学术之伤心史”的呐喊。自敦煌文书问世后半个多世纪，英、法等国的敦煌学研究长期居于国际汉学界的领先地位。1926年，从胡适开始，中国学者正式踏上了艰难的西行访卷之路。出于学术的敏感，日本学者在西行访卷路上先中国学者一步。由于经费充足，时局稳定，再加上雄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日本学者在访卷和研究方面取得了比中国学者更为突出的成就。以至于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一位外国学者喊出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一状况深深地刺痛了中国学人的心。于是，振兴敦煌学成为中国学者的夙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甘肃兰州成立。随后，中国学者团结努力、奋起拼搏，经过十几年的奋斗，终于取得了让国际敦煌学界赞许的成就，使这一局面得以扭转。目前，敦煌学的故里——甘肃拥有国际上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团体，中国已成为各国学者公认的敦煌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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