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观念本身为多少人所拥有，一旦要成为真正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按照意识形态的现实存在形态表现自身，就必然落入意识形态的存在逻辑框架中而通约为一种“先知”：设定一个面对自己的“大众”，并不可回避地面临承担“布道”的重任。因为意识形态按其性质绝不是自言自语，而必须是在言说中成就一种命令性意志的社会行动，从而具有“说—听”结构，只有在说者与听众的模型拟制中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极端地设想，即使一种观念或观念系统已经为社会的所有人共同拥有，它要表现为意识形态也必须持续地坚持采取向他者言说的社会形态。这注定了意识形态应有的一种自我理解，即成为社会的统治者。只要不是夜游症者或妄想症者，意识形态家就必然希望他人现实地听从自己的呼唤，按照特定意识形态集结和行动。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绝不会满足和停步于简单地做出一个意志表述行为，而是要求显现其实际的人际作用力量。

　　对于这样的以言行事话语，按照奥斯汀的阐释，也有真假之别，但其真假只是相对于以言行事话语目的而言的有效性，而不在于话语内容本身的所谓真理性。一个以言行事话语只要成就了其意欲成就的行为，比如“把我的一半遗产赠送给我的情人”这一陈述按照有关规范被社会接受为有执行效力的遗嘱，就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以言行事话语能否顺利地或者适当地行使其功能，取决于对一定的情境条件的符合或适应。(11)只有恰当地顺应和利用了特定的条件，以言行事话语才会是成功的。在与话语的行事目的不匹配的情境和条件下说出的一个以言行事话语，就被奥斯汀称为“不恰当”，将蜕变为“未成”即“有意图去做但为空的行为”和“滥用”即“声称实施的但虚伪的行为”(12)。在此，可以更一般地把以言行事话语的“假”定义为话语方式与话语情境不协调而导致的行事意志的失败。

　　成就意识形态以言行事效力的要素可以根据意识形态的目标加以确定。在意识形态话语主体这方面，作为对纯粹意志的表达，其成功取决于是否有人倾听、有人思考、有人接受。也就是说，拥有具有接受心理准备的受众是意识形态话语成真的必要条件。好的或者说真正的意识形态家绝不会也绝不能面对镜子口若悬河。这就要求在话语之前即在不可能知晓话语内容之前为话语找到可能的听众。显然只有语前仪式或者说特殊话语氛围的设置能够承担这一任务。问题转变为一个政治社会学策略的选择，即就聚集听众的方式而言可以想象两种方式，或者强制抓捕想象中的意识形态宣传对象，或者遵守意志自由原则而通过话语前的仪式性活动招徕听众。前者虽然在形式上能够为意识形态话语填充有效条件，但从根本上说却必然落空。因为，“听”不是一个简单的声波刺激就能完成的物理事件，不是能够单方面强制而是必须积极配合才能成就的社会思想事件。那种强拉硬扯所夹带的粗暴气息本身就足以使人封闭耳目而预先采取大拒绝态度。后者能够使听众带着倾听和开放思想的准备而来，做好改变自己的准备，把意识形态家设定为可能的导师，由此使意识形态话语成为一种具有行事结构的言谈。必须指出，在言谈开始前就遭到态度性拒绝的意识形态话语绝不可能成为有行事力量的意识形态。

作为以言行事的意识形态话语需要制造能够使自己成真的适当话语环境，或者说要理性而巧妙地设置言谈前的开场形式并取得心理融洽气氛。一个途径就是选择合理的话语组织方式，包括言谈前的召集形式和言谈过程的表达方式。在此，话语内容不在考虑范围内，所虑者唯有“布道”形式所具有的成就“行事”的效果。

　　以言行事作为一种具有社会作用效应的行为已经是一种人际社会关系，触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理念。“一个被言说的内容乃是通过使相应的人际关系由以发生的标准条件得到满足而获得某种特定的交往功能。”(13)因此，它必须符合当时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否则就不会被视为有意义的社会行为。因此，采用何种听众召集方式取决于当时社会的特定的普遍的社会关系信念，亦即一定历史时代的精神水平决定意识形态话语的“讲台组织”和“海报”形式，必须与历史性的社会意识水平和基本形态相适应。具体说，人的现实的自我意识即人格确认、能力自信和社会角色定位决定怎样的话语前仪式是科学的，明智的意识形态家必须适应它们或者说利用和借助它们来设计意识形态谈话的场景。直言之，社会的历史面貌构成意识形态话语必须由之出发的语境。比如，在神灵崇拜的愚昧条件下，有远古时代凌驾于人的神权叙事；在强力亨通而理性噤声的奴役意识下，有封建时代强加于人的权力宣告。那么，当代世界历史的文明积淀向意识形态话语的以言行事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如果不加反思或节制，那么独白—接受式就会成为意识形态以言行事的最大诱惑。但是，历史的进步所带来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已经废除了这种具有诱惑力的道路的成功条件。所以，当代意识形态的以言行事必须审慎地进行社会状态的批判性考察，从中发现自己顺利完成以言行事的合理形式。

　　世界的现代历史运动使得民主、自由、平等成为获得广泛传播的社会理念，它们集中表征了当代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任何意图触动社会生活的行动都不能违背这些原则，而必须顺应和利用，将其作为行动谋划的基本环境和出发点。对于意识形态的以言行事行为来说，只有积极面对这种话语语境并与之融合，才能取得所期望的效果。

　　民主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形式，其核心在于确认人民对社会治理的参与权，它伴随权力在民思想建立起社会事务的人民自治理念。在一般的想象中，民主既可以是政治体制的特征，也可以是决策过程和决策方式的特征。尽管民主的概念有诸多变化，比如按照萨尔沃·马斯泰罗内的考察，在欧洲民主史上有作为代议制的人民政府的民主，作为人民结社运动的民主，作为平等公民的社会的民主，作为捍卫民权与社会权利的民主，(14)同时关于民主的实现方式有诸多差异或者说争议，但作为一种维特根斯坦式“家族相似”的抽象概念，民主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不争的社会制度理想和社会事务处理的理想形式。“乔治·比尔多在其1956年发表于《民主》杂志的论文中断言，民主在今天是一种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宗教，是一种政府形式。”(15)

　　虽然民主作为严肃的政治理念发端和兴盛于西方世界，但它已经远播世界各地，影响至深。民主如此广泛地渗透到人们的心理角落并获得强势地位，不管人们对民主作出怎样的诠释和民族主义的特殊改写，也不论在地理上出现多少地方色彩的民主样式，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18世纪下半叶起，民主就一直成为革新社会生活的动力，而且，直至20世纪前半叶的整个欧洲的历史，都可以理解为政治结构和社会条件的民主演进进程。”(16)

　　开始，理性化的政治思考论证民主的合理性并推动民主走上社会历史舞台；后来，民主成为理性的见证者和理性本身。换言之，民主成为价值的符号，一切背离民主的行为和组织形式都被视为反理性和道德败坏的。在历史的变迁中，民主与理性完成了一种思维地位的调换，即从理性选择民主到民主评价理性。现在，民主在人们心中已经带上神圣的色彩，不可亵渎，不可侵犯，呈现为不可置疑的社会关系原则。也许这种民主观念本身已经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当下它是人们自然接受因而无须对话检验的坚定观念，暂时占据了社会和政治思维的形而上学宠儿地位，取得了免予批判的特权。“民主被设想为可能的政府形式和尽善尽美的政府形式，在治国实践中，人们利用民主来谴责新政权或者为之辩护。”(17)历史上民主大盗的伪善民主行径，从反面直接映现出民主的社会刚性。民主经过理性的论证和历史的实践沉淀，已经变成像信仰一样原始地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