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宇
【摘要】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在国统区城市中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秘密工作网络。秘密工作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获取军事情报，配合部队作战；第二，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第三，保护、配合部队解放和接管城市。地下工作人员在隐蔽战线上所进行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取得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解放战争 东北地区 中国共产党 秘密工作
【中图分类号】K266.9 【文献标识码】A
东北地区中共秘密工作的组织体系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秘密工作主要有社会部和城市工作部两个系统。东北地区的秘密工作组织虽然先后有多个机构和部门领导，但仍以这两个系统为主。
社会部系统是抗日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中共情报保卫部门。1945年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成立。最初，社会部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和日伪残余势力进行锄奸保卫工作。随着东北局势的发展，情报工作日显重要。社会部向长春、沈阳、抚顺等地派遣情报人员，并迅速发展起情报网络。同时，社会部也针对国民党军队做了一部分策反工作。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规定，东北大城市交由国民党接收。1945年11月下旬，中共党政军机关被迫从东北大城市中撤出。11月29日，东北局指示各级党组织：“在已经退出及将来可能退出之城市，应准备秘密工作，积极组织地下党，组织地下军，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蓄积力量，准备力量，以便将来配合进攻的主力，里应外合地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于1946年成立了城市工作部，由彭真兼任部长，统一领导敌占城市的地下党工作，下设派遣科、组织科、训练科等部门。1947年9月，东北局决定设敌区工作委员会，直接指导城工部、社会部、情报部及联络部的工作，将各部门在国统区的工作关系统一起来。
沈阳和长春是中共秘密工作的两个中心城市。在沈阳，1945年11月成立了中共沈阳秘密市委，领导地下斗争。除东北局社会部和城工部派遣的秘密工作人员外，还有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于1942年派遣到沈阳发展起来的地下组织，以及晋绥分局辽西城工部、辽南地委城工部、晋察冀分局北平学委、中央社会部等部门先后派遣的人员在沈阳开展地下工作。活动于长春的地下组织主要有：东北局城工部领导的徐慎系统、吉北联络处，东北局社会部领导的长春工作站，东北军区松前指挥部领导的情报小组，以及先由东北局领导后转由长春工委领导的吕天系统等组织。最初，由于斗争环境险恶以及多线派遣的特点，各地下工作小组都分散活动、各自为战，彼此间没有横向联系。1947年11月，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决定成立辽南省委城工部和长春工委，分别负责开展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南敌占城市和以长春为中心的吉林敌占城市工作。次年4、5月间，中共长春市工作委员会和中共沈阳市工作委员会先后成立。长春、沈阳相继解放后，原由社会部和城工部领导的地工小组分别由两市工委接替领导。据统计，1948年10月长春解放时，地下工作人员达1200余人。②11月，沈阳解放时，共有地下工作人员1200余人，其中党员178人。③
为了争取和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中共中央指示专门选派一批适宜的干部加强此项工作。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和中央局内设立国军工作部。1946年5月，东北局成立了敌工部，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共同领导。6月，东北局设立国军工作委员会，派遣人员对国民党军政部门展开了广泛的策反、瓦解和军事情报工作。
开展军事情报活动，积极配合部队作战
抗战胜利后，原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领导的情报组织“东北青年救亡总会”改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同盟”，由东北局社会部直接领导，继续从事情报战线的斗争。抗战时期在长春做情报工作的田琛在此设立了长春工作站，他利用伪满时期的社会关系，迅速在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内建立起情报网络。1946年3月，中央指示东北局力争在苏军撤退后一两日内控制长春、哈尔滨等市及中东路全线。为了配合部队完成这一任务，长春情报人员绘制了国民党军长春防守部署要图，详细标注出防区划分、阵地布置、防守重点、火力配备等情况。社会部部长邹大鹏亲自潜入长春，核实情报并安全带出。4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一举解放长春，取得在东北战场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这主要得益于事先取得准确而详细的情报。
1946年，社会部派赵明前往沈阳搜集国民党的军政情报。赵明初时以记者的身份活动，后打入东北行辕经委会交通处，及时、准确地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提供国民党每日军事调动的情报。1947年11月，沈阳地下工作负责人王同安被捕叛变，敌人开始大搜捕，赵明及时通知相关人员撤离。④1948年2月，社会部派遣周立浩重新开辟沈阳情报工作。周立浩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广泛活动，建立起代号为“方涛”的军事情报小组。辽沈战役期间，方涛小组送出了近千份军事机密情报，其中包括廖耀湘第九兵团的西进作战计划，受到林彪的高度评价。
1947年8月，社会部派遣傅毅到抚顺建立地下工作网络。傅毅很快组建了一个遍及国民党党政军警各个领域并覆盖沈阳、抚顺、铁岭三地的情报网络。他们搜集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装备、配置、番号、调动以及空陆联络信号、军用飞机动态、机场防护设施，沈阳、抚顺地区国民党军“剿匪”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军警联合稽查处、城防指挥部的来往信息等大量情报。
1948年4月，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决定攻打长春。据不完全统计，仅1948年3月至8月，长春工委情工组就搜集警报性情报45份，有重要价值情报180份，次要情报95份，一般情报93份。为围城部队搞到了长春64座钢筋永久工事的图纸，以及将在洮南、海拉尔、哈尔滨、库伦、敦化、北安、延吉、牡丹江、九台等地潜伏的特务名单。⑤由松江军区前指领导的张正平小组开办了“富源长制米厂”作为联络点，同国民党新7军的各级军需部门建立起业务往来。通过对各伙食单位特务长的业务接触，基本摸清了长春国民党守军的人数。他们还利用关系打进国民党长春空军站，掌握了国民党驻长空军的情况。
在辽沈战役中，情报战线积极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准确有力地打击国民党军事力量，为东北解放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最为精彩的是利用257号电台而进行的情报战。社会部利用缴获的国民党国防部二厅257号电台发出准备进攻沈阳的假情报，同时派出部队佯作攻沈态势，而大部队则秘密开赴锦州，成功实现先攻锦州、切断敌人退路的战略部署。国民党军指挥部经过飞机侦察和其他方面的“印证”，认为情报属实，并据此部署作战，结果被解放军牵着鼻子走。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的情报人员也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甚至“剿总”司令卫立煌亲笔签发的绝密文件，尚未下达即被获取，使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了如指掌。
除了由东北局系统领导的情报组织，其他党组织派遣到东北的情报人员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如东北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赵炜是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直接领导的情报人员。1947年3月至9月，赵炜及时准确地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敌军作战计划、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对改变东北战局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央对此予以高度赞扬。⑥
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
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是中共秘密工作的另一主要任务。在东北国民党军中，滇军第60军和第93军约占总数的1/3。中共中央认为如能争取其起义，对消灭其他东北国民党军将起到重要作用。1946年5月，中共中央派刘浩等人去东北做争取滇军的工作。1947年4月，东北局成立了滇军工作委员会。同年5月，刘浩携带东北军区领导人和已先期起义的第60军184师师长潘朔端给第60军暂编第21师师长陇耀的信，由磐石进入驻吉林的第60军。此时，陇耀正因其师由于国民党嫡系部队接应不力而被东北民主联军歼灭大部而心情郁郁。刘浩趁机约见陇耀，面交所带信件，并向其分析形势，讲明中共的政策，指明出路，希望他能在适当时机起义。第60军中原有的中共地下组织也积极活动，经过上下努力和多方争取，曾泽生和陇耀于1948年10月17日通电起义，迫使郑洞国部投降，长春解放。1948年10月初，锦州解放在即。第93军地下党组织积极进行战场起义的准备工作。地下党负责人杨守沫安排地下党员做第55师师长安守仁的工作。10月14日，锦州战役打响后，安守仁接到出击命令后，决定起义，为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东北保安第3支队的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军投诚的典型范例。该支队司令韩梅村在抗战期间接触过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思想上接近共产党，其机要秘书邓钧洪就是共产党员。1947年，韩梅村主动邀请中共党员周太暄、陶涛到他的部队工作，希望通过他们与中共建立关系。经努力，该部先后与冀热辽军区第17旅、第16旅取得联系，并在第16旅的接应下，于1947年5月1日在凌源起义。
驻营口的国民党暂编第58师主要由原伪满军警以及地主武装、土匪组成，受到东北当局和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歧视和排挤，师长王家善对此十分不满。东北局社会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争取该部起义。1946年春，社会部就派人打入该部开展情报工作，其中廉荣春利用与王家善的师生关系对他施加影响。1948年2月，东北局派辽南情报站负责人石迪亲自做王家善的工作，动员他率部起义。石迪多次面见王家善，向他讲明形势，最终达成起义协议。2月25日，王家善率部8000余人宣布起义，营口和平解放，对东北战局产生了相当震动。
沈阳解放前夕，争取驻沈阳的国民党守军起义成为中共秘密工作的重点。驻沈阳的国民党军主要有第53军130师、新1军暂编第53师等部。第53军是原东北军旧部。社会部先是通过第53军副军长赵镇藩的亲戚做其思想工作，后又派人带着吕正操、于毅夫的亲笔信前往沈阳面见赵镇藩，动员赵率部起义。经过工作，赵镇藩同意社会部人员在该部内活动，并尽其所能加以掩护。130师师长王理寰是中共争取的另一个对象。1948年5月，经被俘后释放的国民党人员与之联系，王流露出起义之意。7月，中共党员王佩青经王化一与王理寰建立联系，此后，在王理寰的掩护下进行秘密工作。11月2日，解放军进攻沈阳之际，王理寰率130师起义。新1军暂编第53师师长许赓扬和该师部分军官也都是原东北军旧部，士兵也以东北人为主，对蒋介石的一些做法有不满情绪。1948年10月，社会部秘密派遣富平与许赓扬接触，劝其认清形势，及早起义。许表示一旦解放军攻城，将会采取行动。10月30日，解放军进入沈阳东郊，许赓扬派人前去联系起义事宜，并交出了沈阳国军兵力部署详图。次日，许赓扬率部起义。沈阳之所以能迅速和完整地解放，没有遭到大的破坏，除了战争形势的剧变，地下工作人员通过多渠道对国民党守军进行大量策反工作，也是功不可没。
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总人数达20万人，占消灭的国民党军的20%。⑦这些部队的起义投诚，对加速东北全境的解放起到重要作用。
保护、配合部队解放和接管城市
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辽沈战役。东北局指示要求保护城市设施，保护工商业。隐蔽在城市中的地下党员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并组织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反搬迁、反破坏，开展护厂、护校、护路斗争，使城市工矿企业、学校大部分完好地保留下来，为配合解放和接管城市做出了贡献。
沈阳是重要工业基地，又是铁路交通枢纽。沈阳市工委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大量印刷、散发和张贴《土地法大纲》等文件、文告；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全面保护工厂、学校、医院、铁路、广播通讯、公共事业、敌伪档案和仓库物资，防止敌人破坏；积极在国民党中上层和进步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国民党政府企图将沈阳兵工厂迁往关内并破坏掉。地下党员刘光亚、艾顺等发动工人和技术人员，并争取工厂中上层人士，组织起纠察队，阻止迁厂和破坏，最后使兵工厂完整地保留下来。电信局南迁的计划也因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反迁移斗争而流产。11月1日，国民党临撤退时派兵强占电报大楼，企图炸毁大楼，破坏通讯设施。地下工作人员刘忠俊、曹达等争取了一个警察中队，同敌人进行了一场激战，保住了电报大楼。广播电台吴乃光、李延超等人在地下党领导下，预先做好技术人员、职工的工作，共同保护了电台，解放军进入沈阳后，立即接收了电台。在共产党员边兆祥等人的争取和领导下，一部分职员、警卫人员及民众自卫队保护了沈阳市政府大楼、文书档案与办公设备。
本溪解放前夕，煤铁公司内地工人员把公司组织机构、组成人员和生产情况等都记录下来，向城工部做了汇报。10月30日，解放军即将进入本溪市区，地下党员马忠信等召集煤铁公司各科股长和职员、工人开会，要求大家坚守岗位，共同保护工厂，保护好机器和档案文件不受损失。还劝说警卫大队连长王纯一带领警卫大队参加到保护工厂的行列中。在地下党组织的积极配合下，本溪完好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在抚顺，发电厂的地下党员李炳善等秘密组织了“工人护厂队”，号召大家保护好机器设备，迎接解放。10月30日，解放军进入抚顺市郊，工人们成立了护厂指挥部，防止国民党破坏；同时，派人与进城的解放军取得联系，接收电厂。地下工作人员王正、孟君平等人还组织调查了国民党准备从各厂矿拆除和运往关内各种机械设备的情况，为解放初期抚顺矿山、工厂恢复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军事情报活动、策反国民党军队起义、保护和配合接管城市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秘密工作的三个重要方面。这三方面的工作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彼此相关的。如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工作人员，他们既从事情报工作，又做策反工作。在城市解放前夕，地下工作人员获取城市布防图，既配合了解放军的正面进攻，也为接管和保护城市创造了条件。大量史实说明，隐蔽战线上的秘密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作者为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系2014年度辽宁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研究”成果）
【注释】
①《彭真文选（1941~199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页。
②宋国琛主编：《党在长春的地下斗争1945~1948》，长春：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第9102016号，1991年，第7页，第15～16页。
③宋黎：《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沈阳的地下工作》，中共辽宁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辽宁党史资料》（第二辑），沈阳：辽内准印证（87）第272号，1987年，第98页。
④《辽宁党史资料》（第二辑），沈阳：辽内准印证（87）第272号，1987年，第98页。
⑤赵明著：《风风火火人生路》，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第193页。
⑥徐林祥，朱玉著：《李克农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6页。
⑦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辽吉黑热地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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