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历史机缘研究

在丝绸之路这条充满诱惑的长路上，丝绸与同样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一个东亚强盛文明的象征。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随着商队的行进不断流入欧亚各地。这种远早于丝绸的贸易品在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带动欧亚贸易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珍贵的商品曾是两河流域各国财富的象征。当青金石流传到印度后，被那里的佛教徒供奉为佛教七宝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远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菠菜（又称为波斯菜）、黄瓜（汉时称胡瓜）、石榴等的传播，为东亚人的日常饮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历史的发展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当中。商队从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古代中国的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凿井技术等向西传播，而宗教则向东传播。据史书记载，佛教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庐（一作秦景宪）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传的浮屠经，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最早记载。东汉明帝曾派人去印度求法，佛教刚传入中国被当作神仙道术，中原的汉族人很少有出家为僧者。到了东汉末年以后，外国和中国西部地区去内地的僧人增多，也译出了不少佛教经典，印度的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同时被介绍到中国。北魏是佛教传播的鼎盛期，在东段北线上的须弥山石窟、百里石窟长廊和陇东双明珠——北、南二石窟寺就是铁的佐证。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已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确切纪年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叙利亚僧人阿罗本到达长安。阿罗本带来的是基督教的一个当时被认为是异端的派别，传播到中国后被称为景教（聂思脱里派）。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禁止佛教，史称“会昌灭佛”。除中国传统的道教以外，其他外来宗教均受到了毁灭性打击，至此基督教在中国终止了传播。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应为唐高宗永徽二年（651），据《旧唐书·大食传》记载：“永徽二年始遣使来贡。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代矣”。即这一年的八月二十五日，前来中国的第一个阿拉伯使者到达长安，他是奉穆罕默德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之命，来朝见唐高宗李治， 并详细介绍了大食帝国的情况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到了唐玄宗天宝元年（742），伊斯兰教正式传入中国。

二、地缘相近，踪迹尚存，倾听历史回声，商榷丝绸之路经过宁夏的东西南北

在宁夏这块土地上，每一缕微风都蕴藏着一曲千古绝唱，每一把泥土都能攥出一段温湿的历史，随手捡起的陶片都可映射出昔日的辉煌。无论是远古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还是中古时期的西北丝绸之路，都可在宁夏南北找寻到丰厚的文化积淀。在丝绸之路沿线，保存最完整、最多的遗迹就是壁画和岩画，驰名中外的贺兰山岩画就是远古草原丝绸之路留下的文图信息。

在张骞未开辟丝绸之路的西汉初期，就有通过当时七河地区[4]的乌孙至蒙古高原的记载，也就是远古时期的草原之路（又称作草原丝绸之路）。当时处于这条道上的北地郡灵州县（今宁夏吴忠市附近）设立“河奇苑”和“号非苑”[5]，是朝廷直接经营的畜牧业基地。唐时称回纥道或回鹘路，从中原正北走越过阴山以南的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雁门郡，进入蒙古高原、中西亚北部、南俄草原，西去欧洲的陆路商道。欧亚大陆北部的游牧民族都曾先后活跃在草原丝绸之路上。这条道在秦汉时期沿秦直道，由关内咸阳到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附近），再通往草原各部;唐代时主要沿参天可汗道[6]，即由朔方节度使驻地灵州通往突厥、回鹘牙帐（今蒙古国哈尔和林附近），往西经阿尔泰山、南俄草原等地，横跨欧亚大陆。这条道在后来特别在唐代安史之乱后，陇右道诸州陆续沦陷于吐蕃，传统丝路受吐蕃阻绝，唐朝与西域城邦不得不选择草原丝绸之路相互交流。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商贾的财产与人身安全又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为了保障丝路安全，于元鼎三年（前114）从北地郡析置安定郡，郡治在高平县（今宁夏固原市驻地）成为丝绸之路东段的军事和商贸重镇。丝路东段也就是由汉唐长安到阳关、玉门关的路线，有丝绸之路东段北线（以下简称北线）、丝绸之路东段中线（以下简称中线）和丝绸之路东段南线（以下简称南线）之分。但是到了甘肃河西地区以后，因为河西走廊的原故，几条线又合而为一。

经过宁夏境内的即为丝绸之路东段的北线，也就是古代所称的乌兰路。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这一段记载正是后来丝绸之路所经过的路线。经匈奴入侵的劫难之后，这条线因祸得福，赢得了西汉朝廷的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强了军事、通讯和服务设施，也为以后丝绸之路的商旅往来提供了方便。

西汉末年关中大乱，班彪欲到凉州治所陇县（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避乱，陇县属于割据者隗嚣的势力范围。班彪从京城长安出发到安定郡治所高平县，在这段路途上写下脍炙人口的《北征赋》，详细记叙了从长安到安定郡的一番路途经历与见闻，也为后人研究这段丝绸之路记下了具体走向和地址。

隋朝初年的一起商人被盗案就发生在这条道上的原州城。当时有个西域商人在旅店里丢了货物，疑是同宿者所为，就告到了原州总管元褒的大堂上，元褒明知此案有冤情，但一时间又难以破获，只好暂时放了被告的住店者。可是这个商人却扭住不放，又诬告元褒是受贿放了被告，一直把官司打到了隋文帝杨坚跟前，杨坚也深知元褒的为人和案件的蹊跷，可碍于外交政策只得免了元褒的官职，赔了商人的损失。由此事件可以看出，隋朝对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视程度。

据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凉州条下记载：“东北至上都取秦州路二千里，取皋兰（应作乌兰）一千六十里（应作一千六百里）。”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记载，它记载了唐代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到上都即长安的途经重镇和距离。前一句特指由凉州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到长安的距离是二千华里（古人称之为秦州路，即中线）。后一句是说经由乌兰县（今甘肃景泰县五佛乡沿河村）到长安的距离是一千六百华里（即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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