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的行政区划来看，取道北线由长安到凉州，中间经过的州（郡）有邠州（今陕西彬县）、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城泾河北岸水泉寺古城）、原州（今宁夏固原市）和会州（今甘肃白银市平川区水泉乡陡城）。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在西安市和武威市之间连一条线，中间所有经过的州（郡）治所都紧紧地依附在这条线的两侧，两市之间的直线距离约为650公里，因此在丝路东段的三条线路中，北线是最为繁忙的，距离也是最短的，比中线要短150公里左右。唐代出长安西行或北行的人一般走的是开远门，是长安城西面三门靠北的一个。自开远门西行约10公里就到了渭水边的中渭桥（还有东渭桥和西渭桥），这里是西北向行人的必经之地，它和东面的灞桥一样，也是亲朋好友为远行者折柳相送的伤心之地。过了中渭桥再西行10公里就到了咸阳，从此北行与西行的人会分道扬镳，西行者会沿着渭河北岸直向西去，而北行者则由此折向西北，经醴泉（今陕西礼泉县北）、奉天（今陕西乾县）、永寿（今陕西永寿县）到邠州（今陕西彬县），自邠州开始，北线就进入了泾水河谷地带，行至蒲水与泾水交汇处，又可分为两条孔道到达原州（平凉郡，今宁夏固原市），一条继续沿泾水河谷向西，经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城泾河北岸水泉寺古城）、阴盘（今甘肃平凉市崆峒区四十里铺镇曹湾古城）、古塞城（今崆峒区安国镇颉河南），然后折向北经那城（今宁夏彭阳县古城镇）到原州。另一条路沿蒲水河谷行进，到北石窟寺又沿茹水河道西行经汉代彭阳县（今甘肃镇原县东）、临泾（今甘肃镇原县）、百泉（今宁夏彭阳县）到达原州。唐代安史之乱时，太子李亨北走灵武也大致走的是上述这条北线。

丝绸之路东段中线与南线几乎与宁夏境内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在一些事件上有些关联，这里不在赘述。

三、人缘相亲，宗教相同，究诘历史肯綮，追溯丝绸之路留给宁夏的血脉根基

回族是古代中国境外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与中国境内的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融合而成的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回族及其先民与中国的国际贸易紧密联系，他们对中国中古时期封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回族的盟芽、形成、发展以及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提供了条件[7]。回族的祖先最早使用“回回”作为自称的证据是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牛街礼拜寺“敕赐礼拜寺记”碑，已有400年的历史。但“回回”一词见于汉文文献的时间则可以上溯到11世纪的北宋时期[8]在“回回”这个词出现相当长的时段中，并非是作为一种特定人群的自称而存在，而是一个汉人对当时汉族以外的部分其他人群的客位性称语。

“回回”一词在汉文文献中最早见于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该书卷五中引录了北宋边军吟唱的凯歌，其中有一首歌词为：“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此处的“回回”一般被解释为当时活动于西州一带的回纥（维吾尔族的祖先，唐德宗贞元四年将“纥”改成“鹘”），因为歌词中的安西、河源，明显是指唐代后期西迁进入西域的回鹘人所据之地。以后一直到蒙古兴起之际，汉人仍然把“回回”、“回纥”、“回鹘”视为同义词。较为典型的是南宋鄱阳（今江西鄱阳县）人彭大雅在出使蒙古国回来后，将亲身见闻写了一本书叫《黑鞑事略》，叙述了蒙古立国、地理、物产、语言、风俗、赋敛、贾贩、官制、法令、骑射等事，详备简要，是研究蒙古开创历史的珍贵资料。书中提到当时蒙古国由镇海所主的行于回回的文字时说：“只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曾经有人将这种文字解释为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但字母数量远不相符。直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森安孝夫运用敦煌和新疆等地出土的回鹘文字证实这里提到的回回文字实为回鹘字母无疑，缘于二者字母数量完全相合。可同样在这本书中，有的地方使用“回回”又不是专指回鹘（畏兀儿），如书中说察合台的兵在“回回”，这里的“回回”明显不是指回鹘，因为察合台的封地应在比回鹘更西的今新疆西部至中亚一带，故对于同期文献中出现的“回回”一词和指代，应具体分析，不能一而概之的去理解。

蒙古人建立元朝以后，“回回”一词的包含范围又有新的变化。我们可从《元史》中注意到其含义有广义和狭意之分，狭义是指当时从中亚西亚进入中国境内的伊斯兰教徒（穆斯林），广义则可在一定程度上视作“西域”的代名词，因为元代汉文文献不时会把一些不信伊斯兰教的犹太人、阿速人等也说成是回回[9]。《蒙古秘史》第152节有这样一段话，王罕的兄弟诉说他年幼时，“后惧乃蛮攻杀他，又走去回回地面垂河行。”意思是后来他为了躲避乃蛮人的攻杀，就到垂河（楚河）流域回回居住的地方，当时属于西辽统治的中心地带。这里的“回回”作为地名，狭义指当时蒙古西征的对象花剌子模国，广义指整个突厥斯坦地区。作为族名，狭义上用于指代花剌子模人，广义上则指代所有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元朝时将国内民族分成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色目人被列为全国四等人中的第二等人，包括唐兀、乃蛮、汪古、回回、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哈剌鲁、吐蕃等等，他们作为蒙古人征服中亚和西域的归附者受到元朝的重视，待遇仅次于蒙古人。在种类繁多、名目不一的色目人中，以回回人为最多，因而有时也用回回人代称色目人。

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就是元初朝中地位显赫的色目籍大臣、著名政治家。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也是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的六世祖。蒙古成吉思汗西征时，赛典赤·赡思丁率领塔吉克千骑迎降，太祖以“赛典赤”称呼（阿拉伯语指贵族）。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一年（1274）以赛典赤·赡思丁为平章政事，行省云南，后来他卒于任上，被追封为咸阳王。长子纳速拉丁，历任云南、陕西省平章政事。纳速拉丁的子孙以其名纳、速（苏）、喇（拉）、丁为姓。据《陕西通志》记载，元朝初年，贵族纳速拉丁“子孙甚多，分为纳、苏、喇、丁四姓，居留各省”。今宁夏永宁县纳家户村就是其纳姓子孙的聚居地，其他苏、喇、丁也为宁夏回族中的大姓。

实际上在宋元时期的汉文文献中把回鹘人、突厥人统称“回回”，还把印度人称“黑回回”、把原居南俄草原的阿速人（阿兰）称“绿睛回回”。[10]汉族人这种宽泛的回回概念一直延续到元末明初甚至更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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