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日本无条件投降问题研究综述

段振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 湖北武汉   430000 ）

摘要：无条件投降政策是二战惩治战败国的重要原则。一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投降方式问题较少争议，而对于日本，而对于日本，学界却有不同看法，并由此分为两个阵营：“有条件”论者和“无条件”论者。前者认为日本保留了天皇制，获得了宽松的战后安排，因而是有条件的；后者认为，无条件投降结论是有逻辑依据和确凿证据的，不容置疑。本文试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希对世界和平事业有所裨益。

关键词：日本；无条件投降；有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方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盟国在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了受降仪式，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宣告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看来，正如日本天皇在《停战诏书》上采用的“终战”说法一样，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一开始就埋下了争议的种子。在美国主导对日战后安排的半个多世纪以后，这种怀疑的声音日渐清晰起来，并引发了大量的议论。中国国内对此项问题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陈正飞的《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率先打破这一沉寂，从此学术界开始了泾渭分明的“笔战”。综观起来，学者们主要围绕无条件投降的概念和实施，天皇制的存废以及日本的战后安排等问题展开。本文将依观点的不同分为三个部分，接下来一一论述。

一、不涉及判断的观点

所谓“不涉及判断的观点”，是指文章内容本身围绕日本无条件投降问题进行，但最终结论与日本是否无条件投降无关或不直接相关。这类文章在35年的学术争鸣中只属于小部分，在笔者收集的全部52篇论文中只包含有6篇。它们可以又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分析阐明罗斯福总统与无条件投降原则的关系问题。高建国在《论罗斯福的无条件投降原则》中指出，罗斯福总统首先提出无条件投降原则，英国、苏联等主要盟国虽赞成其基本精神但各自保留不同的看法，苏联甚至曾试图向美英了解无条件投降的具体内容，罗斯福和丘吉尔却拒绝给予明确回复。舆论也普遍认为“无条件投降”原则是一个败笔，它将延长战争的时间和加剧战争的残酷性。但在最后，作者还是充分肯定了此项原则的历史作用，并辩解道：（一）“无条件”并不是绝对的；（二）轴心国的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同盟国可以无条件地为所欲为；（三）无条件投降原则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相应作出修改，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变通执行[1]。

熊伟民在《罗斯福与无条件投降》一文中，首先澄清了罗斯福所谓“轻率”提出无条件投降的历史误会，指出该原则形成有其复杂的客观背景。其次明确提出无条件投降原则有两层意思：第一，“不谈判”规则，即不允许敌人讨价还价；第二，“不承认”或“真空”规则，即战败国在过渡期间的权力由战胜国所任命的军政府执行[2]。最后，他认为，无条件投降原则对德国的投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无条件投降新论》中，赵晓兰认为“无条件投降”的内涵主要体现在：第一，建构了同盟国对轴心国处理的基本框架；第二，成为反法西斯联盟事实上的盟约，联盟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行战争。同时，由罗斯福抢先提出这一原则，使美国抢占了同盟国内部的战略制高点，为美国的国际地位打下了政治基础[3]。

二是探讨日本投降方式的问题。赵文亮在《是有条件投降，还是无条件投降？--近二十年研究综述》中，总体呈现了学者们围绕“无条件投降原则的内涵”、“无条件投降原则的作用”、“日本投降是否附加有条件”以及“日本有条件投降的利弊”等问题争鸣的景象[4]。李恒在《不能忽视的区别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关于日本投降的记述》中，言简意赅地指出：“日本两次乞降照会，一为有条件，二为无条件[5]。这一区别是不能忽略不记的。”从赵文亮的研究可以看出，学界对日本的投降方式有很大的争议，始终没有定论。李恒则看到了日本两次乞降照会的不同，显示日本的精心算计和不老实态度。日本提出保留国体的主张是布局于将来的，但继任的杜鲁门总统并没有改变其前任的“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的思想主张，顶住了压力。

三是追溯“无条件投降”政策由来的问题。陈海宏、李强在二人合写的《“无条件投降”的提出者格兰特及其军事思想》中，回顾了美国内战时期的杰出统帅尤利西斯·格兰特的光辉事迹，指出他的伟大贡献之一是发展了林肯的总体战略，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基本原则。面对南方叛军的谈判停火要求，格兰特第一次清晰地提出了无条件投降原则，即“除了立即无条件投降外，不接受其他任何条件”[6]。这为罗斯福提出无条件投降原则奠定了基础，成为解决世界性政治问题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日本是无条件投降的观点

根据对现有论文观点的整理，我们发现：认为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观点仅仅只是稍多于认为其有条件投降的观点。在全部52篇论文中，认为无条件投降的观点占到24篇，认为有条件投降的有22篇。在无条件投降的观点中，我们又可以细分为三个方面，它们分别是：

一是在对日本投降始末的全程回顾中自然引出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和结果，但并不侧重于对无条件投降政策的细致解读和阐释，，这类学者包括丁忠林、寒放、翁树杰等。丁忠林在《日本战时内阁接受无条件投降时的和战之争》中，详细介绍了日本国内在《波茨坦公告》发表后的政局发展情况，反映了日本对错误路线的顽固坚持，对侵略战争的不悔悟、不反省，始终包藏祸心[7]。寒放从世界大格局角度出发，分析了盟国的“先欧后亚”战略，并对太平洋战争进行了全程回顾[8]。翁树杰的《“太阳神国”的落日》四部曲，共十个小节，对日本投降始末进行了全程“放映”，呈现了日本投降的具体过程[9]。卜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密闻》一文中，揭露了日本好战分子对无条件投降政策的敌视，反映和平的来之不易。在李恒的两篇文章中，他一方面指出了日本天皇的“八·一五”终战诏书和“九·二”投降通告的本质不同，另一方面也解释了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共同将九月三日确立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问题[10]。倪学德和赵佳楹分别从德意日投降情况比较和苏日外交暗战的角度佐证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事实，充实了该问题研究的层次性[11][12]。

二是分析无条件投降的含义、实施情况以及对日问题的国际文件，用铁一般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维护了二战战后日本是无条件投降的这一历史结论。从含义上看，陈本善指出，盟国早已一致认为无条件投降应包含以下三个原则：（一）各盟国须将战争进行到敌国无条件投降为止，为此保证使用全部军事及经济资源，不单独停战及媾和；（二）其目的在于打败及永久根除军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不仅迫使敌国无条件投降，进而要占领并管制敌国，实行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保证敌国永不再扰乱世界和平；（三）投降条款须由盟国共同达成，加诸敌国，不准其破坏。并在其后有晓谕日本的具体条款[13]。周军则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无条件投降”政策的探讨》一文中认为，从辩证逻辑分析，无条件本身就是条件，所以无条件投降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存在的，因而必须从形式逻辑的内涵出发分析[14]。由于美国没有接受日本关于国体的谅解备忘录，以形式逻辑分析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也是可以证实的。

孙凤山和王涓等人认为，无条件投降的含义是明确的，这见诸罗斯福、丘吉尔、杜鲁门等人的文告。它应该包含以下内容：其一，轴心国投降不得以任何条件为前提，即盟国在受降时不受任何条约和义务的约束；其二，战胜国不侵犯战败国人民“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三，它排斥一切危害和平的政治、经济、军事内容。[15][16]根据这些原则性来判断日本投降有条件与否，“有条件”投降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邱维骥对无条件投降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结论影响很大。在与李春文合写的《究竟什么是无条件投降》一文中，邱氏认为：无条件投降应是“单无条件”而不是“双无条件”。“单无条件”是指战胜国有条件地受降，战败者无附加条件地投降。凡是持“日本是无条件投降”观点的论者，都坚持“单无条件”论。“双无条件”是指战争胜败双方都不预先提出任何条件的投降。凡是持“日本是有条件投降”观点的论者，也都是“双无条件”论者[17]。

从实施情况上看，天皇制的存废和日本战后的国际安排是主要内容，其中天皇制的存废是争论的焦点问题。无条件投降观点的拥护者认为天皇制并不在无条件投降政策的具体安排中，也不是盟国同意日本投降的先决条件。周军在文章中详细论述了这一点。陈本善、孙凤山、王涓等人认为，保留天皇制是日本方面的谈判底线，所以在给盟国的电文中多次强调“保证国体不变更”这一所谓“谅解备忘录”。但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国方面坚守了原则，杜鲁门总统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并在日本投降之后对公众声明，确信“日本的投降毫无保留”。关于对日问题的确实证据方面，邱维骥在《二战铁案—日本无条件投降—驳“日本是有条件投降”之说》[18]一文中有内容翔实、考证严密的论述，他把所有文件、档案分成A、B两类史料，以批驳延华的《日本是有条件投降，而不是“无条件投降”》[19]一文的方式展开。全文驳斥了延文的四个分论点：“习惯提法”论、“军国分离”论、“同盟国同意保留天皇制度”论、“放弃”论。“习惯提法”论认为败降或投降才反映日本投降的真实情况，而不是无条件投降，邱文认为这不符合盟国的各项声明和文件，没有事实依据。“军国分离”论认为日本的投降是军队投降，而不是国家投降。“同盟国同意保留天皇制度”论则认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同意保留天皇制度，没有对日本进行彻底改造。“放弃”论认为杜鲁门放弃了罗斯福的无条件投降政策，而笔者认为这是以后证前，以美国的战后政策演变为依据，不符合逻辑常识。

三是媒体的报道和个人的回忆文章。卫元理在《惊心动魄的历史记录--四十年前新华社关于日本投降的报道》[20]一文中，从共产党的角度讲述了当时的媒体报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全过程，让人再次感受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带给中国人的震撼和感动。相比而言，路一的日记《50年前的一篇日记-日本无条件投降了》[21]则让人心生疑虑，他记载说，“新华社延安急电：美国新闻处旧金山10日电，据合众社本晚接转东京广播，日本政府接受促其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宣言，唯一要求，保留日本天皇。”其实这是一个误会，盟国方面并没有接受日本的这一附加要求，重庆和延安方面只是提前五天收到了日本准备投降的消息。70年后，重庆日报的匡丽娜在《重庆五天前就知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22]一文中，也再次佐证了这一点。

另外，冯英子在《日本在“无条件投降”的背后》[23]重申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的结论，并从日本国内的现状出发提出捍卫二战成果，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张。黄革新的《对苏外交失败与日本无条件投降》[24]和李蓝江的《浅议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原因》[25]两篇文章，分别从各自角度论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