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获得者库切小说在中国

   ——库切小说的创造性叛逆

周昂（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6）

摘 要：译介学是比较文学中的分支学科，而创造性叛逆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词。它关注的是跨文化的磨合

它关注的是跨语际翻译过程中语言所发生的变化，也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语言变化现象，并从中对所变化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进行探讨。创造性叛逆所揭示的文化交流中的碰撞与融合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凸现了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本文旨在分析库切小说在中国的创造性叛逆，简要的探讨了中国对外国小说，尤其是诺贝尔获奖小说的译介势态，并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译介学；比较文学；库切；创造性叛逆

译介学认为翻译不仅仅能够与世界各族人民进行沟通交流，而且还在一定情况下充当了传播的媒介，同时也是对文学的再创造。而“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它是原语文本在译入语语境流传中发生的与作者本意相背离的理解、翻译与阐释；是不同文化之间碰撞、磨合、拒斥以及融合的表征。

本文的谈论对象：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为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第四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早在2002年，译林出版社就引进了库切的作品《耻》，可当时国内几乎无人关注，直到2003年才销出五六千册。但就在2003年，库切出人意料地获得诺奖后，《耻》开始几万册几万册地重印。在这么一个怪圈的环绕下，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对于外国文学的译介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而说到译介，肯定要染指“创造性叛逆”这一重要理论，故本文重点讨论库切小说在中国的创造性叛逆。

众所周知，“创造性叛逆”是由法国的埃斯卡皮最早提出来的，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指出：“说翻译是叛逆, 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在这种全新的文化语境当中，翻译作品要能够更好的与读者群进行良好的文学交流，而对于这种交流来说，则可以对作品的生命进行延长，使他们再次获得生命。译者这种能够将原著进行再生的工作，无疑具有创造性。于是，对于库切小说的翻译势必也存在“创造性叛逆”。 谢天振教授在谈到创造性叛逆时还指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两类。所以，我们便从这两点对库切小说在中国的创造性叛逆进行一番分析。

一、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

无意识的创造性翻译往往是由于译者对异国文化的误解或误释而出现误译或漏译。以后现代出现的互文性理论的观点来看，误译是由于译者在某一方面的文本为空白，而这种空白通常是译者对原文的语言内涵或文化背景缺乏认知所引起的，它与原文作者无法形成互文关系，而造成的创造性叛逆，从而形成与译文读者之间的新的互文关系，有时可以说是原文的新生，但有时又是极大的错误。

在这一点上最明显的莫过于对Foe这本书书名的翻译上。《译林》第六期的文章将库切的Foe译成了《仇敌》，而这类似的翻译在其他很多地方也有见到。这里可以说首先必须了解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女主人公苏珊·巴顿流落到鲁宾逊·克鲁索流落的荒岛上。当他们被营救之后，鲁宾逊在回英格兰的途中死在船上，星期五、巴顿到英国后寻找作家foe，让他来整理、创作和出版他们的故事。而foe却篡改了苏珊·巴顿讲述的内容。在了解了书本的主要内容之后，可以明显看出书名foe在这里指的是那个令人失望的代写小说的作家foe，库切在这本小说中想表达的是正是因为有了他，才有了之后擦去了女性影子的《鲁滨逊漂流记》。二来，库切也想借自己的书，向自己从小喜爱的作家笛福致敬。可以说“Foe”因“Defoe”出生而存在。所以在这里，我认为，将Foe翻译成仇敌是明显的直译，是对库切小说错误的创造性叛逆。

众所周知，译介学研究的范围除了主要包括从事译介活动的多个领域，它还分为以下7个方面：翻译、改编、模仿、借用、出源、雅化与俗化、评介。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译介的方法越来越多，越来越现代化，如电视电影传播、互联网传输等，它们将更便捷的起着媒介——流传——影响的作用。

如此说来，库切的Disgrace一书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创造性叛逆。电影Disgrace一经公映,就获得“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大奖,且再次引发评论界的热议。笔者没有找到disgrace在中国公映的资料，但是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部电影。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改编的成功应该归功于片名的保留、人物形象的处理、对动物隐喻的解读及价值提升等方面。本文只谈谈片名，英文是Disgrace，也是库切原小说的名字。大陆小说的中文名是《耻》，笔者看的这个电影版本也沿用了小说的译名，除此之外还有翻译成《耻辱》、《声名狼藉》的，而港台的译名是《屈辱》。列出这些译名，就可以看出各个译者对这个词的理解就不一样。大陆的译名《耻》可以说是玩了个花招，将disgrace的意思都包括了：耻辱，屈辱，无耻，羞耻，都可说得通，但实际上它将电影的主题泛化了。这些创造性叛逆可以说都是因为译者对小说或者作者所处社会大环境的不了解造成的，这些结果有好也有坏。

二、而笔者将要谈的转译或改译便是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有意识的创造翻译有两种相反的倾向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异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另一个便是异语文化“屈从”原著文化。

笔者在研究时发现库切自己本身也是翻译理论的研究者，他在《翻译卡夫卡》中就提到译者在面对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内容时，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适时进行创造性叛逆，从而做到更好的忠于原文。在谈这一点时，笔者首先要将视野放大到不止作品的翻译上，还要包括作者最初对作品的创作也有创造性叛逆的情况。库切本身便是一个创造性叛逆的好手。比如，小说Foe便是库切根据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作家笛福Defoe的作品《鲁宾逊飘流记》进行再度创作的，foe可以说是库切对《鲁宾逊飘流记》创作性叛逆的结果，故而再度创作的作品与原作相比有着很大的变化。在foe中，库切加入了一位女主人公，并且以她的角度进行叙事。另一个大的改变就是：库切这本书中的“鲁滨逊”是一个少言寡语基本丧失了人类机能的一个偷生者——他不愿冒险，甚至不愿意离开孤岛，渐渐开始适应并幻想这座孤岛上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库切的“鲁滨逊”是一个十足的现代版的“鲁滨逊”，换句话说，他具备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味。库切的foe因丹尼尔·笛福和他的作品存在而出生，却并非因其存在而存在，也就是说，库切要表达的是自己认识的世界和人物，这个形象的表达和最终呈现出来的模样，甚至已经不是那个“鲁滨逊”了。而过程中和结果成了对经典形象的解构。这部作品便是一个异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典型。

而熟悉库切的读者应该知道，他的很多书都像foe这部作品一样体现出他独特的创造性叛逆。那么对于译者来说，翻译众多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的确是需要深厚的文学功底与翻译功底，如果不能理解库切的创造性叛逆，那么这样一部小说的译者在翻译时也一定是找不着北了。

Disgrace的译者张冲曾提到，库切的文字风格有点类似海明威，吝惜笔墨，形容词极少，几乎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作者本人很少发议论，如何准确传达原文中的白描风格，成了翻译中最难的问题。而作为国内翻译库切小说最多的译者文敏说道，在接手翻译库切时，她对谁是库切一无所知，对除了曼德拉之外的南非也一无所知。译者的坦言多半是为了说明“译事艰辛”，却也难免让我这个抱着虔诚的心态拜师取经的读者为之一怔。

在这样的“译介成果”下，广大的中文读者能否体会到库切的原文含义呢？这不仅让笔者产生了担忧，因为值得提出的是，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不仅表现在译者身上，而且还体现在读者身上。谢天振认为，“创造性叛逆并不为文学翻译所特有, 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读者对译作的解读与思考、接受环境对译作的选择性接纳, 都属于文学传播与比较诗学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读者的再创造和选择可以说无拘无束，天宽地阔。这是因为，读者的创造性反映既来自与译者相同的文化环境极其所承继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来自其个人的世界观，文化程度，文学观念，个人阅历等。

而在笔者查找到的一部分资料中，中国读者认为库切小说的最大看点就是：性。王安忆曾经质疑诺贝尔文学奖：她认为在库切的书中只看到一个字：性，没有故事，也没有意义。王安忆说，她不清楚为什么库切的经历以及其所有的故事，不管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社会方面的，全都将其最终的意义理解为“性”。现在的西方文学，好像只剩下了“风土人情，性和暴力”。不过，也有相反的论调：著名作家毕飞宇在谈到库切时说到他并不认为库切的性描写有点过。还说道现在的小说都有性描写，只要写得好，无所谓。同样力挺库切的还有作为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库切中文译者之一的王敬慧。她说到，“库切的书刚刚被浙江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时，在上海的座谈会上王安忆认为他的性描写有点过……我想，王安忆之所以对库切会有这样的误解，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如果她去读原著，应该不会有这样的误解。”如果真像王教授说得这样，中国读者对库切小说过分性描写的误解是翻译的问题的话，那么这种中国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便是典型的异语文化“屈从”原著文化的类型了。当然至于库切小说中的性描写到底是不是过分，为什么中国译者要将性描写过分渲染等这些问题，还得我们这些中国读者自己去细细体会了。

之前谈到的译者的文本空白造成创造性叛逆，对于这种空白所表达的含义，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其主要指的是译者与原文作者这二者之间的文本空白，而绝大多数译文读者却可能具有与译者高度近似个人储备以及阅读经验，从而，译者的这种文本空白，反而是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互文关系，从而让这种创造性叛逆的译文为读者所接受，在一个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中给予了原文以新的解读和生命。原著正式经过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之后又不断经历他国读者的再创造性叛逆，才能延伸并永葆其旺盛的生命力，扩大其被阅读与接收，也才能实现其被译介的传播与影响作用。而译介学研究在多元化语境中呈现了新的视角，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应该谙熟双语文化，忠实于原文，不受他人对原作解读的影响，采取客观的态度，并让译文读者参与其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简介，对译本进行有益的创造性叛逆。

参考文献：

[1]董明.翻译：创造性叛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乐黛云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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