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化时代裕固族地区藏传佛教的功能转向
——以皇城镇为例
安惠娟 周琳 蒋兴国 王正坤（中共张掖市委党校 甘肃张掖 734000）
裕固族历史上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藏传佛教，[1]其中对裕固族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当属萨满教和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是裕固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型社区化居住时代，藏传佛教的传统功能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皇城镇位于祁连山东段北坡，地处东经101°45′,北纬37°54′。南与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毗邻，北接永昌县、武威市，东连天祝藏族自治县，西靠山丹军马场，东西长95公里，南北宽72公里，总面积3725平方公里，海拔在2500米~4500米之间。镇政府下辖18个自然行政村，境内居住着裕固、藏、汉、回、蒙古、土、满等7种民族，共2556户8549人，其中：农牧户1768户7069人，裕固族1516人，占全镇总人口的17.73%；藏族2325人，占全镇总人口的27.2%。[2]居住在皇城镇的裕固族以畜牧业为生，信仰藏传佛教的氛围浓厚。
一、新型社区化时代的裕固族
1958年以后，裕固族传统的社会组织部落、氏族瓦解，其后在经过人民公社、大队、区、乡及村的组织演变，从“政社合一”、“党政一体”等政治行政管理到大包干以后的村民自治，裕固族民众生产、生活、社会交的组织单元从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共同体向业缘、地缘等复杂因素为联系的新型社区化演变。
滕尼斯认为，社区即“基于一定的地域边界、责任边界、具有共同的纽带联系和社会认同感、归属感的封闭性社会生活共同体” [3]2001年，中央西藏工作会议之后，西藏游牧民定居工程试点，2008年顺应中央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在西藏游牧民定居工程经验基础之上，西藏、内蒙、青海、甘肃、云南四省藏区也启动了游牧民定居工程。顺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要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也开始加大农牧区危旧房屋改造项目实施力度，2010年开始，皇城镇实施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2010年皇城镇北滩片游牧民定居工程”，在皇城镇政府主导下，采取国家补助和牧民自筹资金的方式，投资3000万元在镇政府所在地新建框架结构住宅楼5幢15000平方米及配套附属设施，采取牧民自愿报名的方式安置了皇城镇政府周围居住的一部分牧民，由此拉开了牧民上楼的序幕。2012年，镇政府再次修建6幢楼房，大多数牧民基本住进了楼房。2016年，镇政府再次动工修建6四幢住宅楼，届时将形成三个居住小区。尽管上述居住工程是以北滩片为主，但实际上居民包括东滩片、马营片的牧民。表面上看来，牧民们大部分时间依旧在牧场上度过，但楼房的出现伴随着小汽车的增加，许多牧民开始频繁往返于牧场和定居点之间，甚至在不太繁忙的夏秋季节和冬春季节开始接羔之前的时日，牧民们主要居住在定居点的楼房里。尽管牧民仍然属于村委会管理，但居住实际上已经打破了村的界限，加之卫生院、学校均在镇政府所在北滩片地界，从而形成了一个以皇城镇政府为中心的事实上的社区。实际上，裕固族民众已经超越了行政边界和地缘联系，正在形成一种以业缘、物缘等复杂联系为纽带的新型共同体，裕固族地区的传统社区已经演变为新型的社区。
二、社区化时代裕固族宗教信仰的功能转向
裕固族传统的宗教信仰所具有的精英教育、文化传承、族群认同以及社会整合等功能在宗教经历了被完全取缔到逐渐恢复，也在社区化居住时代发生了相应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功能减退与表面兴盛并存
在传统社会中，寺院、活佛及学有所成的僧众是藏传佛教发挥社会教育的中心和根本力量，佛教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佛教发挥社会教育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朝拜寺院、法会节日、祭祀神山等活动来进行的。[4]现代社会中，伴随着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迅速变化，传统社会道德规范被颠覆。尤其是现代教育的兴起、革命话语对于宗教的改造等意味着寺院掌握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时代在裕固族传统地区的终结。仅以裕固族地区皇城镇的德聚寺为例，该寺2006年10月开始筹建，2008年10月落成开光，寺院目前有经堂、佛塔、玛尼康各一座，在建护法殿一座，目前在册僧人11名，其中9人为1958年以前在鄂金尼部落寺院接受藏文、藏传佛教经典教育者，年龄均在65岁以上，藏语文基础由于文革的中断并不全面，仅限于阅读经文，并不能进行详细的解读。其余两名40岁以下僧人为在拉布楞寺接受佛教教育的僧人本身的学历也不足以开展教学活动，寺院本身已经无能力开展僧人教育，其他寺院情况更甚。[5]僧人作为民族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寺院教育作为生产知识和文化精英的主渠道的地位也已经终结。与此同时，裕固族地区藏传佛教的家庭教育弱化，家中摆设神龛或经堂的人家越来越少，懂得简单佛经的人越来越少，日常家庭中的诵经拜佛也逐渐减少，宗教价值观的内容在民众中日渐萎缩，只剩下简单的畏惧与祈求。但藏传佛教的社会教育却相对兴盛，随着经济条件、交通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前往西宁塔尔寺、拉萨等地的大寺院朝拜礼佛，本地方寺院的修复和兴建、鄂博祭祀的常规化都营造了很浓厚的宗教氛围。社区化时代的宗教仅通过松散的社会教育发挥传统文化重构的影响。
2.文化传承功能转型
随着现代教育系统的建立、大众传媒的普及和通讯系统的覆盖以及民族文化交流的加深，裕固族地区宗教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道德教化功能均进入急剧变迁阶段，传统文化传承场进入全面转换时期。现代教育的普及，使得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过程都在学校度过，大众传媒和通讯系统的覆盖使得传统文化的家庭传承场域解体，而公开性的藏传佛教社会教育因其非强制性而导致其作用不稳定，因此，对于裕固族这样的人口较少民族，藏传佛教教育所承担的部分文化传承功能、道德教化功能，尤其是从个体社会化的角度而言已经部分让位于学校教育。但与此同时，由于宗教本身便是民族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宗教甚至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因此，在当代民族文化恢复的过程中，宗教不但是文化重构的主要内容，也是文化重构的载体。研究表明，藏传佛教的维护社会秩序、维护道德规范和社会组织的力量逐渐弱化，但在传承语言、习惯、观念、风俗、传统等民族文化方面的功能有了新的发展。[6]这也是宗教这种文化现象本身自我更新的一个新趋势。
3.族群认同的功能增强
在裕固族地区，藏传佛教教育的民族认同通过宗教仪式的固化得以增强。1984年，皇城镇东南部的泱翔寺院修复，开始恢复宗教活动。其后，皇城镇境内的村落开始修建鄂博。1991年，驼垭豁建立鄂博建立，周边牧民逢农历六月十五祭祀。1994年，黑山顶建鄂博鄂建立，牧民逢农历五月十五祭祀。2008年，德聚寺在皇城镇建成开光，自此，每年各村轮流主办寺院内的法事活动。由于原有村落、族群的集中居住被小区居住模式取代，族际的交往增加，使得裕固族传统的群体认同面临重构。于是，逢宗教节日和法事活动时，牧民们穿戴起传统民族服饰，到寺院煨桑、转嘛呢，磕头。在语言流失、传统文化势微、民族传统文化面临冲击之时，宗教成为少数民族表达“自我”，展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平台，从而使得群体成员增强了族群认同与表达。因此，在传统居住模式让位于小区这一新型模式以后，在某种程度上，宗教成为维系族群自我认同和表达的依靠，并且宗教还将承担起现代化条件下人口较少民族文化转型中的终极价值解释和精神家园营建。
新型社区化居住是裕固族牧民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必然结果，这一新型的居住生活单元是以多族群、多文化并存、互动为特征的。传统的宗教信仰正在不断调适其传统功能，寻找适应新型社区中的信众族群认同、文化传承、精神慰藉等多方位的需求，并为现代化转型中的裕固族民众提供精神家园。
投稿邮箱：
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