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儿童犯罪的现状 成因及防范对策分析

黄玉梅（中共合江县委党校  四川泸州  646200）

2016年5月27日，四川省合江县望龙镇五名初一的中学生被陌生男子叫到一辆车上，陌生男子宣称带他们免费旅游，其中一名上车的学生感觉情况不对后赶紧下车告诉老师，随后老师报了案，警方赶到现场将车拦下，当场抓获四名拐卖儿童的犯罪嫌疑人，此事引发了广大学生家长的愤怒，学生家长当场把这四名疑似犯罪嫌疑人的车推翻砸烂。事件在当地引爆舆情，成为老百姓饭前茶后的热门话题，有小孩的家庭更是提心吊胆。在现代社会，拐卖儿童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它不仅严重侵害儿童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还可能导致被拐儿童家庭崩溃，更可能导致被拐卖儿童家庭上访，对社会治安秩序构成巨大的威胁，严重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因此，拐卖儿童一直都是法律严打的犯罪行为。如何减少拐卖儿童犯罪已经成为社会亟需研究的问题。

一、拐卖儿童现状分析

1.拐卖儿童犯罪的基本情况  

根据我国《刑法》240条的规定，拐卖儿童罪，是指用蒙骗、利诱或者其他方法使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监护人的行为。只要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的行为之一，即以拐卖儿童罪论处。在最近五年的司法实践中，拐卖儿童的犯罪并没有减少，除了买方市场需求旺盛外，拐卖儿童作案手段多样也对公安机关的打拐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战。近年来，拐卖儿童犯罪的组织成员构成复杂已达到几十人，且内部分工明确，个别犯罪分子甚至是被拐卖儿童的亲属或熟人，趁被害人父母疏于防范，将儿童拐走。学者王锡章对山东省近年侦破的拐卖儿童案件的统计中，有高达 72%是被自己亲身父母所卖的。与此同时，买方犯罪人一部分是因为自己无法生育，收买被拐卖儿童，满足自己“老无所依”的需求；一部分人，虽然有了自己的女儿，但受传统封建“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想要个男孩“延续香火”、“传宗接代”，这也是为什么男童的价格要大大高于女童；还有的收买者，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甚至不惜损害儿童健康，利用儿童身体残疾从事乞讨合各种违法活动。另外还有一类收买者，以收养被拐卖儿童规避或降低亲生孩子可能遇到的风险，以被拐卖儿童最主要流入地福建省为例，养子要承当起出海打鱼等高风险的繁重任务，养女则作为“童养媳”或者被买卖婚姻来换取彩礼钱，以弥补亲生子的结婚开支，甚至被安排“换婚”，即嫁入对方家庭作为交换，让对方家庭的女儿嫁过来做媳妇，解决亲生子的婚姻大事。如果不能推毁旺盛的买方市场，就无法切断拐卖儿童的利益之源，“愿天下无拐”将只是一句空话。

2.拐卖儿童典型方式及案例

亲生父母出卖或遗弃儿童被贩卖现象突出。据法制日报报道，2015年，全国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853件，判处犯罪分子1362人，相对于2010年审结1919件、判处3631人，下降幅度分别达55.55%、62.49%。采取偷盗、强抢、哄骗方式拐卖儿童的案件下降幅度尤为明显，但亲生父母出卖或者遗弃儿童被贩卖的现象突出。典型的刑小强拐卖儿童案：从2011年12月到2013年1月，刑某先后2次分别以2万元、1万元的价格出卖自己的3个亲生儿女，法院审理认为，其行为已经构成拐卖儿童罪，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利用孕妇通过互联网贩婴。犯罪分子不断变换手法实施拐卖儿童行为，比如通过事先联系孕妇到特定地点待产，待生产后将幼婴出卖获利。此类犯罪手段的变化已引起司法机关的关注。典型的如王宁宁贩婴案：2010年和2013年,王某利用互联网，以收养为名先后联系3名未婚先孕且不想抚养孩子的妇女到山东待产，后单独或伙同其他人将3名男婴分别以3万元至四万余元的价格出卖。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王宁宁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万元。

医务人员参与拐卖儿童。典型的如浙江苍南特大拐卖婴儿案。在2015年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侦破的一起特大跨省拐卖儿童案件中，有多达27名婴儿经过多次转手，层层加价，最后实现高额利润。据相关报道，该婴儿团伙各个成员之间分工明确，在各个环节充当不同的角色，分工不同获利不同，已经形成了周密的产业链。而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些涉案人员中，竟有一名曾在温州一家三甲医院工作过的女医生。又如2013年的陕西富平贩婴案，被告人张淑侠系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其涉嫌多次以新生儿患有传染性疾病和先天畸形等为由，建议家属放弃新生儿，而后将婴儿贩卖。

此外，以中介方式拐卖儿童的案件和儿童被诱骗流浪、上街行乞的案件也较多。

3.拐卖儿童犯罪的基本特征

拐卖儿童是一种道德沦丧的行为，犯罪分子一次铤而走险的成功就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的打击，更严重的是，被拐儿童身体和心灵受到双重伤害。因此，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儿童的人身自由权利和人格尊严，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拐骗、绑架、收买、贩卖、中转儿童，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一般以出卖为目的。

二、拐卖儿童犯罪的形成原因

错位的供需关系衍生出庞大的买方市场是拐卖儿童犯罪的直接原因。对非亲生儿童的需求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也不会消失，它使得拐卖儿童犯罪实施并实现犯罪目的。买方的需求和买卖渠道的畅通，助长了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追究买方市场存在的原因，一是收买者法治观念淡薄，认为买孩子不犯法，或者明知收养被拐卖儿童犯法，但只要不阻止解救，便从轻或者免于处罚，而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也心存侥幸心理，钻法律漏洞，这些意识对于拐卖儿童犯罪行为起了助推作用，。二是我国正规途径收养的门槛高，收养手续复杂且收费高，收养渠道不畅通，合法收养实在是太难了。我国现行《收养法》已实施24年，虽然已经放宽了对收养的限制，但收养条件仍较为苛刻，对收养人作了一些应当同时具备的规定：无子女且年满三十周岁；有抚养教育的能力；未患有不利于收养子女的疾病。收养门槛高虽然初衷是为了儿童好，但是在实践中执行起来却缺乏有效监管，导致收养儿童早已演变成为了一门人尽皆知的利益链，且在收养过程中福利院在领养规矩中有各种费用。

巨大的经济利益是犯罪嫌疑人拐卖儿童的直接原因。对于“人贩子”而言，他们获取儿童的成本非常低，只要转手倒卖就能赚上好几万元，利润客观。在我国山东、福建、广东等被拐儿童流入地，一个被拐儿童可卖到5万元甚至更高的价格，低投入与高利润之间的反差极大滋长了行为人实施拐卖犯罪的行为。

政府和社会对儿童重视不够，儿童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随着生活水平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他们居住在房租便宜的城郊结合部或者“城中村”等人员混杂的复杂环境中，平时忙于生计，无法顾及到孩子，农民工子女被拐卖案件较多。在我国，农民工子女被放在了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城市学校为农民工子女设置了各种门槛，导致了流动儿童入学率偏低，儿童得不到应有的看护和集中的安全保护。即便是当前国家制定施行的农村学生营养餐，也被许多农村学校弄的变了味，对孩子的实惠是少而又少，大量纳税人的钱被花在了政府的其他项目上。

三、拐卖儿童犯罪的防范措施

1.完善打击拐卖儿童的相关法律法规

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适用刑法较轻，有的5年便从监狱出来后重操旧业。高利润和低风险使得犯罪分子铤而走险。所以，应在《刑法修正案（九）》的基础上，在具体案件中加重拐卖儿童犯罪主体的法定刑，把拐卖儿童犯罪量刑起点增高，同时，严惩买方犯罪主体，只要构成拐卖儿童即以重罪处罚并处罚金。唯有如此，才能震慑。

 强大的买方市场是罪恶之源，必须依法从严从重打击。要杜绝拐卖儿童犯罪，就必须严惩买方。《刑法修正案（九）》第241条规定的“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对被拐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建议此条在司法解释中明确减轻或从轻处罚的刑事责任范围。

修改《收养法》，严格收养未成年人相关法律规定。我国现行《收养法》已实施24年，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如：收养条件过于严苛；收养渠道不规范；收养后续监管缺失等等。建议在新的《收养法》中对收养渠道进行规范，将未成年人的福利纳入财政预算范畴。在具体的操作中，民政部门应当对收养后的儿童生活状况进行跟踪，在必要的时候再次介入。

2.完善行政管理及其他层面的防范措施

 加强新入籍儿童的户籍管理。在子女户籍落户上，必须出具正规医院有效的DNA血亲化验证明；对于领养或者捡到的孩子落户，必须进行DNA化验，进入全国DNA库进行样本比对，确认不是失踪儿童后，再办理入户手续。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新举措：整合资源，建立全国统一的失踪儿童信息管理防控平台。在新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公安机关在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案件中，可充分利用手机GPS定位系统、互联网+产业升级、云平台等成熟的科技，建立实时、高效的全国统一的失踪儿童信息管理防控平台，民政、司法部门可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健全失踪和解救儿童的保障制度，加快失踪儿童事件响应，通过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发布求救信息，同时，通过路边摄像头、高速公路沿线LED显示屏等公共场所进行信息公告，及时查证、及时追踪、及时了解案件最新进展，有效减少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发生。

 对于拐卖儿童犯罪，必须整合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加强预防拐卖儿童犯罪的宣传力度和事后救助力度，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合力，真正提高儿童的安全系数。日前，甘肃母亲砍杀4子女事件令人心痛和震惊，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加快制定《未成年人福利法》已迫在眉睫，将儿童安全以立法的形式得以保障，同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步伐下，缩小城乡贫富差距，让儿童幼有所依。提高一部分人的认识，消除“养儿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落后观念，从而消除拐卖儿童犯罪的买方市场这一犯罪根源，给儿童一个美好、安全的成长环境。

参考文献：

[1]杨震然：犯罪学视野下拐卖儿童犯罪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

[2]李春雷、任韧、张晓旭：《我国被拐儿童救助保护现状及完善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3年

[3]王锡章：拐卖儿童犯罪的现状与遏制对策——以F省为例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

[4]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典型案件

相关新闻报道：

[1]法制在线：最高法发布拐卖妇女儿童案例—出卖三亲儿获利十年

[2]爱特传媒：特大跨省拐卖儿童起底—退休女医生直接贩婴

    [3]浙江卫视新闻：中国移动浙江公司董事长郑杰提议“构建拐卖儿童突发事件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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