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金寨境内政治保卫局考略
赵丕（安徽金寨干部学院 安徽金寨 237300）
摘 要：土地革命时期，安徽省金寨县境内有2个道区级、8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在此成立或办公，留下遗址比较多。考略这些政治保卫局成立的时间、地点、建制等，揭示它们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贡献，总结它们在鄂豫皖苏区“肃反”教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安徽金寨；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的大别山区。1927年11月，黄麻特委发动了黄麻起义，开辟了鄂豫边根据地；1929年5月，鄂东北特委和豫东南特委发动了商南起义，开辟了豫东南根据地；11月，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发动了六霍起义，开辟了皖西根据地。他们分别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31、32、33师。后两者起义主要发生在今天的安徽省金寨县境内。
1930年6月，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成立，标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拥有人口350万，红军4.5万人，县级苏维埃政权26个。其中金寨境内有2个道区级、6个县级苏维埃政权。1931年5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1932年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第四次“围剿”，主力撤出根据地向西转移。国民党把安徽、河南、湖北边界地区划出来，设立立煌县，取名国民党第14军军长卫立煌，以金家寨为县城，属安徽省。
1931年7月，鄂豫皖省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在河南新县成立，局长周纯全。各县根据省苏维埃政府要求，相继成立了县保卫局。
在金寨境内，与苏维埃政权相伴而生的政治保卫局考略如下：
一、两个道区级苏维埃政治保卫局
1.豫东南特区苏维埃政治保卫局。
该局于1931年7月在汤家汇（今汤家汇镇）成立，驻接善寺，局长曾传六（李厚敬继任）。辖潢川、光山、固始、息县、赤城等5个县级政治保卫局。1932年9月，由于第四次反“围剿”失利，敌张钫部75师侵占商城。中共豫东南道委、道苏被迫分两路撤离。道委书记高敬亭率一路去光山；道苏主席张德山率另一路去汤家汇转金刚台，10月再迁到金家寨，1933年撤销。
2.皖西北特区苏维埃政治保卫局
1931年1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东方办事处政治保卫局在金家寨（今槐树湾乡境内）成立，局长曾泽民，机构尚不健全。同年4月改称皖西北特区政治保卫局，5月复改称皖西北特区苏维埃政治保卫局，12月改称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治保卫局，驻下码头，局长曾泽民（王建南继任）。辖赤城、赤南、霍邱、霍山、五星、六安六区、六安、英山8个县级苏维埃政治保卫局。1932年9月，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治保卫局由麻埠迁回金家寨。10月，局长曾泽民因“肃反”不力被撤职，王建南接任，保卫局撤往黄山，编入红二十七军。12月恢复建制，局长王建南（王少祥接任）。1934年11月，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分别编入红二十八军和地方武装，机构撤销。
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江西瑞金成立，可见，豫东南、皖西北两个特区政治保卫局要早于中央政治保卫局。这两个道区级政治保卫局，机构健全，分工明确，运转顺畅，战斗力强。内设有秘书科、调查科、侦查科、审讯科、保管科、交通队等，机关人员100多人。另有保卫队（保卫营）100至300余人，分成便衣队、看守队等。
二、八个县级苏维埃政治保卫局
1.赤城县政治保卫局
1929年冬，商城县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在汤家汇成立，1930年2月改称赤城县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局长雷长友，副局长肖大国，驻姚氏祠，后迁至商城城关，旋回汤家汇。内设侦察科、审讯科、事务室、保卫队，全局近百人。辖一、二、三、五、十一等区代办处。一区代办处，驻姚氏祠（今汤家汇镇）；二区代办处，驻丁家埠（今南溪镇境内）。县境外设三区代办处，驻苏仙石；五区代办处，驻河凤桥；十一区代办处，驻双铺。1932年秋，赤城县苏维埃政治保卫局随县政府机关转入金刚台（今汤家汇镇境内），后在佛山、冈家山、石关、鸡冠石一带游击活动。1934年冬，局长雷长友在“肃反”中被杀，保卫局武装编成特务队，由县委直接指挥，保卫局建制撤销。
2.赤南县政治保卫局
1932年8月，原赤城县苏维埃政治保卫局一区代办处扩建为赤南县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局长陶登明，副局长沈仲华，驻姚氏祠。辖二、三、四等区代办处。二区代办处，驻丁家埠；三区代办处，驻斑竹园（今斑竹园镇境内）；四区代办处，驻麦园（今斑竹园镇境内）。10月，赤南县苏维埃政治保卫局撤至冈家山。有保卫队60余人，特务队20余人，审讯科若干人。1933年4月离开冈家山，在赤南一带（金寨境内）游击活动。1934年冬，编入一路游击师。
3.霍邱县政治保卫局
1931年春至1932年10月，霍邱县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在白塔畈（今白塔畈镇）成立，辖一、二、三、四、五、六等区代办处。一区代办处，驻雷家大圩子，王以信、孙瑞翠先后任主任。设秘书1人，便衣队20余人，保卫队10余人。二、三、四、五、六等区代办处设在县境外。
4.霍山县政治保卫局
1930年春霍山六区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在燕子河闻家店成立，驻东岳庙、后迁董家河、再迁江家老屋（都在燕子河镇境内）。翁琅仙、洪星准、田天成、汪乃德先后任局长。1932年3月，与五县边区政治保卫局合并为五星县政治保卫局（今天堂寨镇境内）。1930年春，在流波 成立流波市郊区苏维埃政治保卫局（今张冲乡境内），后改为霍山县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八区代办处，驻镇北头王姓住宅。辖三、五、六、八等区代办处。
5.五星县政治保卫局
1931年冬，五县边区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在黄氏河建立（今天堂寨镇境内），驻黄家老屋，亦称皖西北道区政治保卫局第八分局，袁大谊任局长。1932年3月，李泽纯接任，该局撤到董家河与霍山县政治保卫局六区代办处合并，正式成立五星县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局长李泽纯，驻董家河江家老屋。7月胡长安接任局长。10月红四方面军经燕子河西撤，五星县苏维埃政治保卫局撤至英山，局长胡长安在一次突围中牺牲，保卫局人员编入红军部队。
6.六安六区政治保卫局
1930年5月，在金家寨上码头建立，驻关帝庙，吴遵会、李兴田、黄义荣先后任局长。后称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治保卫局第七分局。1932年10月以后，大部分编入第三路游击师，建制撤销。
另外，六安县政治保卫局，辖三、四、八、九等区代办处。英山县政治保卫局，辖城关市郊区分局、西河金铺二区、东河三区、南河四区、罗田边区、蕲春大同区、太湖北冲区。它们部分辖区和办公地设在金寨境内。
这些县级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内设调查科、侦察科、审讯科，各局人员在10至30人不等；还有保卫队、看守队、便衣队，人员在20至130人不等。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治保卫局两个系统最为完备。各县和区代办处是代表苏维埃政府行使侦察与处理一切反革命案件的职能机关。
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分侦查与执行两个系统。侦查系统有精密复杂的工作网，执行系统有武装组织。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实行垂直领导。苏区内凡拘捕审讯人犯（一般治安案件除外），一律由政治保卫局负责，其他任何机关无此权力；政府等其他机关只有在紧急情况发生时，才可将嫌疑人犯拘送保卫局机关讯办；政治保卫局需拘捕政府机关、红军与革命团体负责人时，只有在行动之前才能通知有关机关最高负责者，有关机关不论是否有异议，不得阻挠政治保卫局的行动。
三、政治保卫局执行“肃反”运动
政治保卫局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保卫苏区以及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根据地建设起到重要作用。1930年4月13日，六安六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金家寨召开，会议通过了《苏维埃条例》、《肃反条例》等七个决议，作为指导苏区各项建设指导性文件。其中，《肃反条例》比《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早两年，成为中国革命法制史上最早的法律之一。[1]
1931年4月，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奉命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等人全面否定苏区所取得的成就，推行一套极左路线和政策，他指示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向所辖各级党组织下发肃反文件；派巡视员到地方和军队中去直接抓“肃反”工作；分级成立政治保卫局，不受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直接负责肃反工作；采用逼供信的审查方法，对嫌疑人施行残酷的肉刑，大开杀戒等。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保卫局的“炮火”成为瞄准党内“肃反”的专门工具。
鄂豫皖苏区“肃反”被害者到底多少人？没有统一准确地数字。“据一九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鄂豫皖分团河南分队，对商城九个区（不包括现属安徽省金寨县所辖的原商城和、乐两区和康区的一部）中的七个区，一百零一个乡的调查，被‘肃反’杀害的县、区、乡党政军（地方武装）、群团和其他各种组织的负责干部，计四百零九人。”[2]据《金寨红军史》不完全统计，“金寨籍被错杀的有师（道）级干部23人，县团级干部98人，其他干部战士1300多人……”[3]在金寨境内留下多处政治保卫局肃反的“红军墓”。1932年2月2日，沈泽民在《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中写到：“由于肃反的结果，暴露出苏区干部异常缺乏的状态”，“干部问题，在苏区目前则真是极严重的。”他请求中央给鄂豫皖苏区派6个师长、20个团长和大批政治委员和参谋人员。
尽管“肃反”给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党政群干部带来严重灾难，例如，金寨籍开国将军曾绍山、徐立清、詹化雨、董洪国、张贻祥、汪少川、林维先等都曾在“肃反”中受到审查、逮捕、判刑甚至险些杀头。但他们对革命事业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前赴后继，英勇不屈与敌人进行战斗。
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绝大多数同志忠诚奉献，履职尽责。有的坚持原则，依法办案；有的保护同志，自己蒙冤；有的主持正义，纠正错误。赤南县政治保卫局副局长沈仲华，坚持制度办案，保护革命同志。皖西北特区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局长曾泽民，抵制扩大化，因“肃反”不力被错杀。开国将军于俠，时任赤南县苏维埃政治保卫局看守，看见年仅十几岁的小红军丁维昆被当成“肃反”对象抓起来时，极力说服上级救了丁维昆。1933年6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到省委汇报工作，省委告诉他，在鄂东北工作的留苏学生胡正明是反革命，已被处决。胡的爱人夏玉华在皖西工作，也是留苏学生，也是反革命。郭述申回皖西区后，经过调查，曾任红二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时任红军第三路游击师政治部主任的夏玉华是个好同志，没有执行省委指示，把她保护下来。省委又说皖西北道区苏维埃主席、道区游击总司令吴宝才，八十二师政委江求顺是反革命。郭述申认为他们都是为革命出生入死、久经考验的优秀干部，也将他们保护下来。为此，1933年9月28日，省委第四次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对郭述申同志的决议》，指责他“缺乏残酷的复杂阶级斗争警惕性”，“造成了在肃反问题上表现严重的机会主义动摇。”郭述申受到撤职处分。1933年5月的一天，徐海东看到特务连的指导员被“肃反”情形，因为质疑“一点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和在检讨七里坪失利的会议上批评鄂豫皖省委言辞过激，被当做“肃反”对象。时任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虽然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上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当他知道徐海东情况后，主动与徐海东推心置腹谈话，并把瞿秋白送给自己的怀表送给了徐海东，保护了一批像徐海东那样的红军干部免受“肃反”的冲击。
参考文献：
赵丕（1964--），安徽金寨人，安徽金寨干部学院高级讲师；研究方向是党史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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