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华北丧葬的特点及其与生态之间的关系

张田生（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陕西渭南  714099）

摘 要：明清时期华北丧葬文化有着显著的特点：慎迁葬；注重棺材的质料和墓穴的装饰；深挖墓穴；等级观念浓厚等。这些特点与当时华北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关系十分密切。

关键词：明清；华北；丧葬；生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开展了历史时期丧葬文化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产生了一大批成果。然而，明清时期华北丧葬文化的特点尚未有人专门论述，为此，本文抛砖引玉，以求证于方家。

一、明清时期华北的丧葬文化特点

第一，慎迁葬，基本上是一次葬。直隶的广平府、曲周县和顺德府的三个地方的地方志，对于迁葬的书写基本上是一样的。在直隶广平府，“葬多在祖茔，慎迁葬也”。^[1]在直隶曲周县，“葬多祖茔，慎迁葬也”。^[2]在直隶顺德府，“葬多在祖茔，慎迁葬也” 。^[3]一般情况下，死者都葬在祖茔，祖茔是一个家族公共的墓地。也就是说，祖茔一方面为族人提供了免费的葬地，另一方面其风水已经被证明。正因为如此，当地民众对于迁葬十分慎重，没有特别的事件，一般不会迁葬。当然，华北地域广大，上述丧俗并非是统一的，个别地方也因迷信风水而轻易迁葬。在华北北部的迁安县就是如此，“惟风水之说，中于人心。每当春秋之际，则延请青鸟之家游于阡陌，此家启攒，彼家迁葬，人子无非为妄邀福泽计”。^[4]迁安县民众之所以轻易迁葬，信仰风水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目的是为子孙祈福。即名义上是为了死者，实际上是为了生者。总体来看，在华北一次葬占绝大多数，迁葬只是个别现象。

第二，注重棺材的质料和墓穴的装饰。在直隶满城县，“其棺椁以柏为上品，次则用柳木或用砖砌，名曰‘地椁’”。^[5]在直隶遵化，“棺以柏为上，松次之，杉木惟世族始用，常人用柳，犹胜于杨。底实以灰，里灌以蜡，外髹以漆，皆称家之有无。无殉以金王（“王”是“玉”的别字——著者注）者，椁不常用，或以木，或以石，或以砖甃，或以碳培，惟三和土筑者较良。率以石灰、沙土各数千斤，柏枝、糯米煮汁和匀，覆棺外，杵捣石筑，久则益坚。价亦较廉，永无他虞，尤人子所宜讲求者”。^[6]柏木纹理细、质地坚硬和耐水，符合棺椁的功能，即防水浸和外力冲击。松木虽然易膨胀、不易风干，且加工。但一旦干燥后定型，其色泽清纯亮丽，纹理均匀细密，味香，也成为丧家做棺椁的上选。杉木受到世族的青睐，是因为其有味香、纹理顺直、耐腐防虫、容易加工等优点。柏木、松木、杉木是华北社会上层丧家的选择，而中等人家，则经常用柳木。柳木质地细密，但防腐能力差。还有的丧家用砖砌墓穴，作为椁。杨木结构疏松，耐腐性很差，但其价格最便宜，就成为社会下层丧家的选择。由此可以看出，棺椁材料的选择反映的是社会阶层的经济差距，甚至可以说是社会分层的标识物。

第三，深挖墓穴，以求坚固。为了避免遭到水浸或外力侵害，明清时代的华北民众，追究深葬，挖的墓穴较深。在山西清源县，“葬求深固”。^[7]在山西太谷县，“土地平燥，……葬求深固，穿地往往深至数丈”。^[8]在山西沁源县，“圹直深六七尺以上”^[9]。将墓穴深挖数尺，甚至数丈，以确保墓穴牢固。如果结合明清时代频繁的盗墓活动，这种深埋就显得很有意义了。尽管这不能阻止盗墓，但至少降低了墓穴被侵盗的风险系数，给丧家以心理安慰。

第四，等级观念浓厚。其中表现之一就是杠夫的数量。杠夫就是殡葬时抬棺的职业工人。地位越高的丧家，抬棺的杠夫就越多。相反，地位越低的丧家，杠夫就越少。在直隶遵化县，“丧舆，舁以六十四人为最多，次以八数递减，以平稳无哗为上。”^[6]以64人作为最高的等级，依次以8人递减，这样以来，以杠夫数量为标准，丧葬就分为8级，最低等级8人。山西大同府的杠夫，则分为24人和32人两个不同的等级^[10]。就遵化县和大同两个地方比较，显然，距离京师更近的遵化县，其丧礼的等级更为细密，距离京师较远的大同县，其丧礼等级较为简略。

二、明清华北丧葬特点与生态之间的关系

华北的丧葬特色与区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次葬、追求棺椁质料，深挖墓穴等丧俗之所以盛行，关键在于这些丧俗符合华北自然环境。华北绝大多数地方的土层很厚，地下水位很低，气候比较干燥，流水不易淹没墓穴。这使得葬后深挖的墓穴既干燥，又坚固，尸棺不易水浸。否则，即使上好的柏木棺材，依然很容易腐朽，更不用说柳木等容易腐朽的棺椁了。一言蔽之，在这种自然环境下，民众一般对地下的墓穴干燥度很放心。

当然，社会文化的作用亦不容小觑。丧俗中浓厚等级观念是华北接近全国政治中心京师的地域特点的反映。对丧礼的僭越，实际上是庶民阶层提升自己身份地位的表现。只不过，这种活动以孝道为掩护，表面上更加符合国家的意识形态，从减少了上层社会的阻力。一些庶民丧礼中存在侈靡的铭旌、明器，以及人数众多的仪从等所谓的僭越现象，是以这些庶民雄厚的财力为基础的，这无疑是华北经济发达的表现。

参考文献：

[1]乾隆《广平府志》卷十一“风俗”.乾隆十年（1745年）刻本.第31页

[2]乾隆《曲周县志》卷十“风俗”.乾隆十二年（1747年）刻本.第3页

[3]乾隆《顺德府志》卷六“风俗”[O].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93

[4]民国《迁安县志》卷十九“谣俗篇·礼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44-145页

[5]民国《满城县志略》卷八“风土一·礼俗”.见《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258页

[6]光绪《遵化通志》卷十五“舆地·风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78-279页

[7]光绪《清源乡志》卷十“风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468页

[8]民国《太谷县志》卷四“礼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406页

[9]民国《沁源县志》卷二“风土略”.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318页

 [10]乾隆《大同府志》卷七“风土·丧葬”.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

作者简介：

张田生（1977--）男，甘肃礼县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医疗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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