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国时期济南教育之发展
张晓兰 郑玉珠（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山东泰安 271000）
摘 要：在“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的历史背景下，被迫走上近代化之路的济南教育，艰难地经历着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而完成这一重大历史转变的正是中华民国时期，此时，济南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而这四个阶段的教育又大不相同。
关键词：近代教育；两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
1901年山东大学堂的创办，开启了济南教育近代化的大门。在西方文化的强行介入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中，济南各类新式学堂相继设立，短短几年时间就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据统计，1909年（宣统元年），济南有高等学堂6所，官立（公立）中等学堂9所（师范学堂2所、中学堂7所），官立（公立）小学堂30所（高等小学堂4所，两等小学堂5所、初等小学堂21所）。历城、章丘、长清、平阴4县共有小学堂58所（高等小学堂4所、两等小学堂2所、初等小学堂52所）。[1]
然而，民国时期恰逢中国大变革、大动荡、大改组之时，在外无民族独立、内无稳定政局的大背景下，济南近代教育的发展之路举步维艰，此时，济南大体经历了北洋军阀时期（1912年-1928年）、早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年-1937年）、日伪统治时期（1937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1945年-1948年）四个阶段，而这四个阶段的济南教育又大不相同。
一、新式教育之滥觞
近代济南教育肇始于清朝末年，此前她始终以科举考试为中心，即使在洋务教育、维新教育如火如荼地席卷全国时，济南教育也是异乎寻常地风波不起，直至清政府颁布改革旧式教育的诏令后，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闻风而动，将山东最大的书院——泺源书院改设为山东大学堂，济南才开始了向近代教育的蜕变。尽管从学校的类型看，清末济南已建立起了包括农工医师军法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大中小各级各类学堂。其办学形式多样，既有官立的，也有社团公立和私立的。其教学内容，按”癸卯学制”
的规定，设置了大量新课程，成为一次新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大普及。[2]不过，这一时期济南的新式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在课程设置上，还是在学员选拔上，亦或是在给予功名出身上，均带有明显的封建烙印，除此之外，济南的新式教育还存在着反常的比例关系，尽管这时它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教育体制，而且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得到了优先快速发展，但相较于初等教育的学校数量、在校人数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中等教育的发展显得有些缓慢且不完善，这一极其反常的现象与我国无奈之下匆忙改革教育以及师资严重匮乏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不过，它却提醒着我们未来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着力点。
二、民国教育之变迁
1.北洋军阀时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本着“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
[3]的精神，蔡元培主持下的中华民国教育部，立即着手改革封建教育制度。遵照中央政府的指令，山东省当局开始了对本省的教育行政、学校设置、课程规划等方面的改革。尽管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恢复了祀孔典礼和读经课程，倒行逆施地掀起了尊孔复古逆流，但1912年-1923年间济南新式教育的发展还是比较顺利的，1915年，济南有了学前教育机构——蒙养园；公办小学增至275所（其中省立24所、历城县立251所），在校生7000余人；中等学校10所（中学5所、师范3所、职业学校2所）；高等学校经过调整，还有法政、工业、商业、农业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5所。[4]
然而，北洋军阀政府内部各派的相互倾轧、争权夺利，使得山东行政首脑走马观花似的换人，据统计，自1913年到1928年，短短15年的时间里，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共有12人，平均每人任职16个月。[5]政局动荡不稳、教育官员频繁更换，必然导致各项教育政策不能贯彻始终，从而直接影响新式教育的发展。尤其1925年-1928年张宗昌督鲁后，不仅一度掀起复古逆流，还经常挪用、克扣教育经费，致使济南各校难以为继，据《济南市志》相关资料显示，1925年，济南历城县立小学增至338所（高等小学13所，初等小学325所），在校生11932人；军阀张宗昌主鲁后，学校数量锐减，1928年历城县立小学减至288所，在校生减至7954人。[6]
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20世纪20年代末，济南各类学校教育呈现出一派衰败景象，直至韩复榘主政山东之后，山东教育才逐渐恢复发展起来。1928年5月，北伐军进入山东后，接管山东政权，6月1日，山东国民政府在泰安成立，首任主席为孙良诚(1928.6-1929.5)，这标志着国民党统治在山东的确立。1929年5月，日军从济南撤出后，山东省政府迁回济南，省政府主席改由陈调元担任。及至中原大战山东战事基本结束时，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山东省政府，韩复榘接替陈调元担任省政府主席，1930年9月11日，韩复榘在济南宣誓就职，自此开始了他对山东长达7年之久的统治（1930.9-1938.1）。
相较于1928年6月到1930年9月短短两年间，山东省走马观花地换了4任主席，韩复榘在山东的统治可谓是成功的，当然，他也是南京政府时期统治山东时间最长的官员。毋庸置疑，这有利于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加之，韩复榘为了将山东建设成“模范省”，以巩固自己的长久统治，非常注重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不仅将“普及教育”列为其“政治计划”，并为之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措施，还大力支持教育厅长何思源的工作，正是因为韩复榘的支持，何思源才能打破其前任们频繁去职的魔咒，主持山东教育14年之久，从而为民国时期的山东教育画出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据资料记载，1934年，济南市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53.4%，[7]可以说，这是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济南市共有幼稚园8所、小学124所，中学22所（其中私立16所，占当时全市中学总数的73%），师范、职业学校9所，大学2所（其中私立1所）。[8]
3.抗日战争及抗战胜利后
韩复榘时代是济南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此后解放前的济南教育又经历了2个发展阶段。
第1阶段是济南沦陷后的日伪统治时期（1937.7-1945.8）。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尤其在济南沦陷之后，济南市各级各类学校全部停办，一部分师生依照山东省教育厅的通知，携带仪器、图书南下流亡。因日伪当局推行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济南教育遭受重创与摧残。1938年3月，日伪山东省教育厅成立后，立即着手恢复各级学校，尤其是恢复初等学校，以“巩固教育始基” [9]，不过，日伪当局为控制学校事务，方便推行奴化教育，向各校派驻日本教官，实施强化治安教育，故而，济南各校发展受到延至，几乎陷入停滞状态。
第2个阶段是从抗战胜利到济南解放的国民党统治时期（1945.8-1948.9）。 因日本侵略者的摧残，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使得国民党在山东的统治摇摇欲坠，其建立的教育体制也随之日渐衰亡。鉴于韩复榘时期是民国济南教育发展的最高水平，与之相比，随后2个阶段的济南教育可以说是毫无建树。
三、结语
近代济南教育肇始于清朝末年，至1948年济南解放时，她步履蹒跚地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历程，而这一历史时期恰是中国遭遇巨变之时，异族入侵、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在这千古未曾有过的奇变之下，济南教育遭受重大冲击，几经调整与变革，尽管山东军阀政府的横征暴敛与混战使得学校教育大受影响，但济南的近代教育在整体上还是逐步发展的，尤其在1927年-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济南教育进入了迅猛发展的黄金时期，可以说，民国时期济南教育达到最高水平之时，恰是国民政府政局最稳定之时，由此可见，国家富强、政局安定对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济南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济南市志（第6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页
[4]高彬.《解放前半个世纪的济南教育》.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济南市教育委员会编.《解放前济南的学校》.济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9]山东省情资料库·教育库.第二卷第二类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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