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臣民到国民——辛亥革命时期滇边少数民族国民意识的觉醒
金东平（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 要：本文主要从革命派的宣传及政府对滇边地区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这两方面对该地区少数民族政治素质的影响来分析这一时期滇边少数民族地区国民意识的觉醒，即从传统意义上的边民、臣民向近代意义上的国民的转变，及其这一转变在云南近代化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推动作用.
关键字：臣民；国民；辛亥革命；滇边，少数民族
在鸦片战争以前，作为具有历史文化传统的臣民观念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有两千多年。臣民指的是以君主为本位、并且对君主具有强烈的依附性、而且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意志、相对君主权力而言只有义务，而没有实质上有效权利的人。但是到了近代，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外交流的增多以及外来思想的涌入，传统的臣民观念遭遇了瓦解的境遇。特别是甲午战败之后，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救救亡图存意识对传统的臣民观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并开始大力倡导新的国民观。国民指的是以国家为本位、享有权利并且担负义务，但是必须重视义务轻权利、重视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重视集体轻自身的一国之民。[1]而从传统的臣民到现代意义上的国民的转变，正是辛亥革命时期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之一。在辛亥革命以前，滇边各少数民族地区多处于土司的统治之下，土司就如同君主一样，对于治下百姓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百姓对于土司也有极强的依赖性，百姓多耕种土司的土地，为土司服劳役，给土司交税等，深受土司的压榨和剥削。但这种情况在辛亥革命时期有了很大的改观，在革命派的宣传和革命活动的影响下，同时也在革命后云南军政府改土归流政策的支持下，滇边少数民族开始了由臣民到国民的近代化改变。
一、革命派的影响
辛亥革命前后云南少数民族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云南民族政治的迅速发展和各民族民众民主意识的增强。这主要得益于革命派的宣传和革命活动所引发的社会思潮的巨变。云南是清末革命党人重点活动的地区之一，也是革命党人最早进行革命活动的地区之一。在革命组织的建设上，一方面积极吸收少数民族革命志士参加同盟会，如著名的傣族革命志士刀安仁、刀安文兄弟；另一方面同盟会又有意识地派遣革命同志打人清朝的边防军中，让他们在边疆民族地区宣传和组织革命活动。伴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以及革命影响的迅速扩大，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进步人士，逐渐接受了革命派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反清思想，因而初步产生了谋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富强的民族主义思想，这有力的推动了云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在云南籍革命人士的努力下，1906年初在日本的东京建立了隶属于同盟会的云南支部，推举吕志伊为支部长。[2]165随着同盟会云南支部的成立，数以百计的滇籍留日学生回国，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思想在云南的传播。随着大量留学生回国，革命宣传队伍也进一步壮大，宣传力度也大大加强。留学生带回来了大量革命报刊杂志，如有《民报》、《天讨》、《国粹学报》、《汉声》、《汉帜》、《南风报》、《警世钟》、《猛回头》、《洞庭波》
等。这些革命书刊开始在云南大量流传，并且风行云南各地。为了更好地在云南宣传革命理论和思想，在孙中山先生的建议和支持下，1906年10月 《云南》 杂志正式在日本东京刊行，该杂志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揭露清政府的腐朽卖国，反对英、法帝国主义对云南的侵略为宗旨。[2]166该杂志出版几年后，发行遍及省内外和缅甸等地，影响甚大。在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影响下，从1907年起，在云南的保山、赵州、大理等地先后成立了“新闻丛览社”、“阅报室”等宣传革命的团体，向广大民众推销《云南》杂志，宣传革命派的民主主义思想。通过这种宣传，使得民主革命思想更加深人人心。[3]《云南》杂志刊载了大量文章阐述近代国家、民权、民主的理论，介绍西方国家民族发展的历史，如《论国民之责任》、《国民的国家观念》、《造就国民说》、《国民能力与国家进步之关系》、《论地方自治之精神》等。这在相当程度上启发、教育和鼓舞了各阶层群众。[2]196为辛亥云南起义乃至以后的护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此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独立”和“民主”思想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对于这些长期遭受封建主义、奴隶主义思想束缚的少数民族人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并且大大加速了各族人民的思想觉醒，开始敢于组织起来反对本民族土司首领的残酷腐朽的统治，对各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关系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
二、改土归流的影响
到20世纪初叶,土司制度的顽固存在阻碍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其在民族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局限性也日益凸现出来。因此，改土归流势在必行。当辛亥革命胜利后，政治改革的矛头就开始指向早已腐朽不堪的土司制度。“现全国同享共和，而土族犹沉黑暗，为大局计，为国防计，不能不筹议改流。”此外，“云南沿边各土司，无事鱼肉人民，有事勾结煽乱，前清官吏利其贿赂，置之化外。而土司不胜苛索，则藉外力为护符，边激危机，日甚一
日”。 [5]另外，一些土司、头人和军阀还相互勾结在一起，制造民族隔阂，以此来分裂民族的团结，并发泄对革命人民的不满。于是，这些少数民族群众便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影响下，起来反抗土司的腐朽统治。“辛亥革命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是一次民主主义的思想的启蒙，后来云南当地民众对土司统治的反抗，以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自决。”[6]在云南的武定地区，当地的彝、傈僳等各族人民群众，从1912年起就开始反反抗土司的斗争，要求废除土司特权以及各种苛捐杂税。例如，1913年大勋笼沿边傣族人民因为不堪人手土司的压榨，掀起了反抗土司的斗争，并且驱逐了土司的代理人士牟叭目。还有傣族农民岩宰能够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打击土司。在民国二年（1913）8月，武定环州乡41村村民，联合起来向云南省议会状告当地的土司李自孔。“除正粮加征外苛派佃谷、佃席、佃银名目更繁，比户磋磨……无论何村，养有良畜随其
所取……”，当时村民们哀叹“伏思杀人不填命，国家之律例空存，牧民者不养民，朝廷之法纪安在？”。[7]这次带头状告土司李自孔的村民里就有经历辛亥革命的退伍军人，他们在革命中接受了新的民主思想后回到土司地区，开始在当地传播民主思想，以唤醒当地下层民众的民主意识，并开始追求自身的权利，这体现了各民族群众对于发展近代民族政治的迫切要求，也打击了当地土司的腐朽统治，推动了改土归流措施的继续推行。
正是由于土司统治存在严重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并且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同时这些地区又面临着英法帝国主义的侵扰，边疆危机日趋严重。因此，民国以后，在中央政府统一规划下，在云南都督府的大力推行下，在当地人民的热烈期盼中，改土归流在滇边地区蓬勃开展起来。民国时期在滇边推行的改土归流措施，主要是在土司地区设县或设治局。在宣统三年（1912年），云南的东川、富州、镇源三地改土归流完成。在民国成立后，政府又继续推行改土归流。1913年在西双版纳设“行政总局”，1925年又改为“思普殖边总办公署”，下辖有西双版纳地区的车里、佛海、五福、镇越、象明、普文、卢山等7个县。1913年开始在德宏地区设行政区，到1932年，又设了潞西、瑞丽、盈江、梁河、陇川、莲山等6个设治局，将原来的土司置于流官或设治局的管辖之下。同时，政府又在双江、澜沧地区设县，在沧源、耿马地区置设治局。一直到抗战爆发前，云南的改流才全部完成。[8]设治具建立后，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县级政府机构，在推行中央政府和云南省政府的政令，推动云南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设治具本身的历史局限性，既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社会经济基础，又没有上级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再加上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在面对强大的土司势力时，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收到了极大的限制，因此，即使在改土归流后，土司依然保留了极大的势力。[9]可以说，这个时期滇边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不完善和不彻底的。
辛亥革命前后滇边地区的改土归流，可以说是十分不彻底的，并且在改流之后引发了一定范围内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改土归流对于促进滇边地区的民族政治发展和人民的民主意识提高，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这个时期的改土归流，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也消除了各地的分散割据局面，各土司地区也纳人了政府的直接管辖，同时也加强了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之间来往。[10]同时，改流也解放了原来属于土司的庄奴，使他们成为自由民。如云南丽江的土府在改流后，就释放了两千多原来木氏土司的庄奴，这些人获得了人身自由之后，就会更懂得去追求自身的解放以及本民族的独立自主权。另外，改流后土司的特权被统统废除，代之以流官政权的直接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使得这些地区的基层政权和内地的汉族地区趋于一致。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在政治上的统一，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向前发展。而国民观念的在滇边地区出现，则体现了这些地区的民众开始重新确定自己在国家中的角色和地位，同时开始确立一种全新的价值标准以及国家观念。而“国民以及由国民引出的权利、义务等等概念和价值标准与传统的臣民观念完全不同”, [11]这也就意味着新的国民观念已经冲破了传统臣民观念的藩篱，开始向具有近代意义的公民转变。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时期，在革命派的宣传和革命活动的影响下，在政府改土归流措施的推动下，滇边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开始从传统的边民、臣民向近代意义上的国民转变。虽然这种转变主要是在外力的作用影响之下发生的，且是不彻底和有一定局限的。但它却代表着滇边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开始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进入近代化的发展轨道，开始融入近代社会，这对于整个云南地区的近代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只有真正理解了辛亥革命时期滇边地区发生的这种重大转变，才能更好理解辛亥革命对于云南近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在云南地区近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能更好地理解此后云南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
[2]何耀华主编：《云南通史·第五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3]罗开云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356-357页
[4]苏永恒：《略论辛亥革命时期云南民族关系之特征》，《民族史研究》，2006年，（00）,第245-263页
[5]谢本书主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4页
[6]林家有：《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5-189页
[7]云南省档案馆编：《清末民初的云南社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8]胡绍华：《中国南方民族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20页
[9]李燕：《设治具：民国云南边疆建设的新举措》，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第242-243页
[10]王亦秋：《辛亥革命时期云南的改土归流》，《思想战线》2011年第2期
[11]刘泽华：《论从臣民意识到公民意识的转变》，《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作者简介：
金东平（1992--）男，汉族，河南许昌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目前就读于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研究方向为云南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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