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58年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成因

韩能跃（邢台学院  河北邢台  054001）

摘 要：1958年大跃进期间，浮夸风严重泛滥，这种不良社会风气的形成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急于求成的心理，盲目追求高速度，错误的认为只有“好大喜功”，才能激发出人们的热情，才能鼓足人们的干劲，进而在短时期内就能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等心理因素，主观主义的急性病催生了浮夸风泛滥，是导致浮夸风盛行的最根本主观原因。

关键词：大跃进；浮夸风；急于求成；主观主义；成因

关于1958年的浮夸风，近年来学术界研究成果比较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但是从主观原因的角度探索浮夸风的成因并不多见。浮夸风本来是一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现象，其动机和做法都是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背离，那么在1958年它何以发展成带有全局性质的，而且吹遍祖国大江南北、遍及各行各业呢？

一、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盲目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错误的认为只有“好大喜功”，就可以激发人们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才能鼓足干劲，使我国在短时期内尽快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这是浮夸风泛滥的根本的主观因素。

1957年10月7日，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中把1956年的反冒进说成是追求“少慢差费”的工作方法，认为反冒进“给群众泼了凉水，损害了他们的积极性”，提出我们无论作什么事总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和热情。1958年1月28日在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急于求成和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心理显得更为明显，他说，“我们民族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我们这民族有这么一股劲，十五年要赶上英国，要搞四千万吨钢，要搞五亿吨煤，要搞四千万瓦电力，要发展十倍”。1月3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发给全党，《草案》要求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十四项工作，第一项工作就是农业产量指标，并提出农业生产的评比办法，要求“省和省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3月中央在成都召开会议，毛泽东针对社会上刚刚出现的浮夸风，不仅没有批评，反而给以充分肯定和赞扬，把这种弄虚作假的浮夸现象说成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并且认为，虽然有虚报浮夸造假现象的存在，但这只是具体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成绩与损失相比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群众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很重要，需要加以保护和倡导。因此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告诫各级党委领导“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1]。在这种放任甚至是赞扬的思想指导下，浮夸风自然是迅速蔓延，而且越演越烈。

从上述材料我们不难看出浮夸风的骤然刮起，并非是一场空穴来风。毛泽东对当时日益膨胀的虚报浮夸不仅没有提出批评，反而被称之为“革命浪漫主义”大加赞扬，并要求各级党委不要公开去挡。这实际在组织上为浮夸风大开方便之门。尽管毛泽东在一些讲话中，也强调要把破除迷信和尊重科学、保护真理和压缩空气结合起来，但在“大跃进”的狂热气氛中，他的上述说法，诸如“产量要评比”、“保护积极性”、“好大喜功”、“释放能量”、“革命浪漫主义”等思想，其后果是从根本上催生了浮夸风的出现和盛行，在客观上助长了浮夸风的迅速蔓延。在上述背景下，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社会主建设行路线，这次会议是大跃进发动的标志，正是在这一个个会议推动下，大跃进运动很快发展到高潮，伴随大跃进而来的浮夸风也越刮越猛。因此，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是导致浮夸风盛行的最根本主观原因。

二、过分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而忽视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浮夸风的泛滥创造了思想条件。

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特别强调要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拔资产阶级的白旗，插无产阶级的红旗”，要求干部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掉自卑感，号召人们发挥敢想、敢说、敢作的创造精神。从一般意义上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固然没有错，但在当时党内在经济建设上“左”倾错误不断发展，浮夸风开始泛滥的情况下，自然会助长这种不良风气的盛行。从1957年下半年到958年5月在“大跃进”运动的准备中，毛泽东多次指出：“科学家不科学”，^[2]要破除对科学家的迷信，并说知识分子其实“最无知”^[3]。由于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盲目相信各地上报的统计数字，《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农业增产“条件论”和“悲观论”，宣传“农业增产论无限论”，并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等带有极端唯夸大主观意志的口号观点。甚至宣称现在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的，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这些带有极端唯意志论色彩和批判性质的舆论宣传，遏制了科学思想和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发扬，压制了讲真话和不同意见的发表，为虚报浮夸倾向创造了舆论环境和思想条件。

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放任或助长了浮夸风泛滥。1958年浮夸风的程度如此惊人，是同当时中央领导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作风密切相关的。

从中央到地方，领导人频频的实地参观、考察、著文论证等在无形中对浮夸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8年令人眼花缭乱“高产卫星”纯是天方夜谭，明显的弄虚作假。然而当时中央领导表现出来的言行，亲自向世人说明他们不仅自己相信，而且还积极为亩产粮食数千斤、上万斤乃至几十万斤高产卫星作证作证明。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喉舌的《人民日报》，更是大力宣传，制造声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河北徐水在大跃进运动中在共和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1958年8月徐水县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没、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8月4日毛泽东视察徐水的人民公社，称赞徐水人民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方式。毛泽东在视察河北徐水时，告诉当地群众可考虑“让农民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这说明毛泽东自己已经在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4]8月23日到9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康濯撰写的通讯《徐水人民公社颂》，全面介绍了徐水大办人民公社的做法。在毛主席视察徐水以后不就，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来到了徐水，先后视察了徐水县“丰产卫星试验田”、“城市化村庄”、“幸福园”、“养猪场”和“红专学校”等，“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却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5]在上级领导人的默许、鼓励与提倡下，一些地方领导人怀着良好的愿望，也开始为“高产卫星”作进一步的证明： 58年9月26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广东番禺县访问记》一文，记载了他在四川和广东“亲眼看到亩产百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５万斤水稻”。文章写到：“这块实验田像个苍翠的山冈，又像一幢幢绿色的楼房，雄伟的气势，远远就吸引着我。最初我还想，一亩田收获一百万斤番薯，该要插多少薯苗？插得下插不下，要长薯块，又往哪里长？到现场一看，一问，真是一目了然，完全信服……”。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也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驳粮食产量有限论》，说广东省的粮食产量亩产可以达到一万斤。

四、浮夸风打着科学的旗号，披着科学的外衣，是其在社会上迅速泛滥重要因素

弄虚作假披上科学外衣，这恐怕是当时浮夸风越演越烈的最为重要原因。1958年正当浮夸风高潮之时，自然科学家发表文章说：“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9亩地平均每亩打下3530斤小麦。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果实，再把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6]社会科学工作则发表《小麦增产对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革命意义》，文章指出：“在这次冬小麦增产的跃进中，还出现了许多试验田的高产记录……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有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的小麦试验田亩产高达7320斤的记录……我国农民还根据自己的试验，断定了今天夏收的高产记录决不是不可超过的最高限度。例如河北省安国县头村农业社……他们总结了今年获得大丰收的经验，认为还有更大的潜力，因此，他们计划明年种小麦两千亩，亩产五千斤，并搞八十亩试验田，亩产达一万五千斤。楼上还有楼，天外还有天，这就是我国广大农民群众总结今年冬小麦的高产中得出的结论”^[7]，报纸甚至宣称现在“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的”，“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8] 。这些带有极端唯意志论色彩宣传，进一步助长了实际工作中的虚报浮夸倾向。

1958年浮夸风的泛滥，根本原因在于主观上急于求成思想和错误的工作方法，后果和影响十分严重，是导致1959年到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重要原因。重读历史，探索大跃进浮夸风的成因，找到症结所在，以史为鉴，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意义极为重大。

参考文献：

[1]毛泽东.1958年3月20日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Z]

[2]毛泽东.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要点[Z]1958.1.30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北京 中共党校出版社：1993：739

[4]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人民日报[Z] 1958.09.18

[5]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斤？中国青年报[Z]．1958：6.16

[6]于光远.小麦增产对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革命意义《红旗》[Z]．1958(4)

[7] [8]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人民日报》[N].195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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