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时期红军中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的考证 高武(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8) 摘 要：井冈山时期，红军中党组织一度采取秘密形式，仅仅党代表是公开的共产党员。采取秘密形式，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由秘密转为公开，也是根据红军建党的实际所做出的正确选择。考察这段历史，是对军队党的建设史的有益补充。 主题词：井冈山时期；红军中党组织；秘密；公开；考证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而事实上在井冈山时期，红色政权业已创建，并且我党已经公开打起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大旗，红军中党的组织依然一度采取秘密形式。显然，保持秘密状态，对于猛烈的扩红运动而言，对于扩大党的影响力，是不相适应的。那么，史实究竟是什么样子？ 一、井冈山时期红军中党组织采取秘密形式的考证 通过考察1927年至1929年的历史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少地方提及，红军中党的组织是“秘密的”、要保持党组织的“秘密性”，等等。下面，我们就来考证一下红军党组织是不是一度采取秘密形式。 1.通过一些回忆录来考察 杨得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八月失败”给我最深刻的教育是增强了党的观念，“尽管这时党在红军中是秘密的，自己对党的了解和认识也还相当肤浅。”[1]33同时提到，“党代表是公开的共产党员。所以，群众是通过党员的一言一行来认识党的。”[1]36由此推断，红军中党的组织采取秘密形式是可信的。 2.通过党中央的历史文献来考察 1929年3月17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指出：“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感觉还好”，并要求：“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此外尚应注意者，是红军中的党组织，仍须保存组织上的秘密性。”[2]1929年9月28日，在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中“红军中党的工作”部分，要求“党在军队中采取秘密形式，党的机关设在政治部内。”[3]由此我们可以判定，红军中党的组织采取秘密形式是确定的。 3.通过红军的历史文献来考察 1928年11月，《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中的“党务决议案”第1条规定：“红军各级党部，不应公开处置各种事务，竭力恢复秘密状态。”[4]这份文献也足以说明，红军中党的组织确实是采取秘密形式的。我们还可以用亲历井冈山斗争的杨得志的回忆来加以佐证：“看到那些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掩护他人的同志，大家都认为他一定是共产党员――尽管象我一样的一大批非党群众，并不确切地知道谁是共产党员。”[1]35由此我们也可以断定，井冈山时期红军中党的组织采取秘密形式是确定无疑的。 二、红军中党组织采取秘密形式的起始时间考证及成因 那么，红军中的党组织，从什么时候开始采取秘密形式？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1.通过水口建党来考察 水口建党是1927年10月中旬在酃县水口，红军上井冈山之前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建党的实践，当时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这次建党活动，共发展了赖毅、刘炎、李恒等6名新党员。据赖毅回忆：“队伍到达湖南酃县水口的第二个夜晚，党代表把我秘密地领到一间祠堂的小阁楼上。”[5]由此可知，在上井冈山之前，发展党员是秘密进行的。 2.通过1928年至1929年的历史文献来考察 1928年6月，《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要求：“无论在城市或乡村要注意党的秘密，各级党部也要有担任秘密工作的同志，即使暴动的胜利遭受暂时的挫折，党的秘密组织和指导机关仍不至以此而受影响。”[6]1929年12月20日《红军第七军前委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通告》要求：“注意秘密工作……未经党允许之同志绝对不准自动公开出来。”[7]由此可知，1928年至1929年间，无论是从中央指示还是红军建党实践来看，都是秘密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南昌起义部队来考察，由于起义之后战事频繁，在千里转战的动荡局面中，是不可能建党的。就是到江西境内进行的著名的“赣南三整”时，着重解决的重心是坚持革命的问题，还来不及考虑在部队中进行党的建设。所以南昌起义部队在上井冈山以前没有出现建党的实践活动。 综上，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党组织是秘密的；1928至1929年间，红军的建党实践也是秘密进行的；南昌起义部队还没有建党的实践。因此，将红军中党组织采取秘密形式的起始时间定格在红军上井冈山之初，即1927年10月，是客观正确的。 那么，为什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要在红军中保持党组织的秘密性？经考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一是在国民党军队中秘密建党做法的延续。众所周知，大革命时期，我党在国民党军队中是秘密进行建党的。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驱逐、残害军队中的我党党员，导致“我们的党不得不秘密起来；因为反动派要想完全消灭我们。”[8]而暴动过来的国民党军队又是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红军初期，沿袭了这一做法，从而保持了党组织的秘密性。通过红军上井冈山之前赖毅的回忆，已经能够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二是受军队党的建设条件所限，必须保持秘密性。井冈山时期，红军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是极端困难的，发展党组织的环境也是非常复杂的。在彭德怀给党中央的信中反映到：“暴动时仅有3个同志，党的基础完全没有，以致敌军压迫最厉害时，经常发生动摇与叛变（到10月间3个团长叛变，参谋长叛变，当时就处决一个，余皆逃走，但结果也叛去2连。）”[9]这封信非常客观地描述了当时发展党员的环境，那就是叛徒会经常出现，如果在红军中公开党的组织，势必会使党组织和党员成为叛徒破坏、提防和攻击的目标。同时，采取秘密建立党组织的形式，也利于党员监督整个红军部队。在信中，彭德怀还得到教训：“因红军不是本地人，又不全数是好党员，即平日是好党员，到危急时也有许多不坚决的。”[9]因此，在当时叛徒经常出现、党员成分不够纯洁的条件下，在红军中采取秘密的形式建党是一种客观需要。 三是受白色恐怖条件所限，必须保持秘密性。在井冈山时期，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是红军的一项重要任务，“军队打仗到哪里就在那里帮助发展党组织……而是对地方党员要担负教育的责任，组织训练……”[10]在当时，“白色清乡把我们党的组织压得粉碎，茶陵好些勇敢做事的同志被杀，酃县县委负责人被害。”[11]试想一下，如果红军中党员的身份是公开的，则必将导致在帮助地方党发展的过程暴露党员身份，这样一来会丧失“秘密艺术”，对于党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并且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因此，在帮助地方党发展的过程中，要求“发展的这些党员，组织秘密支部”、“军队干部不担任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工作。”[10]所以，从红军赖以生存的周边环境和红军担负的任务两个方面来考察，决定了当时必须保持秘密性。 三、红军党中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的时间考证及成因 同考证红军中党组织采取秘密形式的起始时间一样，红军中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的时间及成因也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其实，早在1930年1月28日，《中革军委关于军事工作报告讨论大纲》中的第八部分――《红军中党的工作》中第4条就提出：“公开呢？秘密呢？”[12]虽然只有简单的6个字，足以说明当时中革军委已经开始探索红军中党组织的秘密和公开的问题。 通过考证我们可以发现，1930年7月22日全国组织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明确指出：“红军是中国革命主要动力之一……因此党在红军中必须完全公开，改变过去秘密组织方式……”[13]这份文献已经可以明确地将红军中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的时间定格在1930年7月。 另外，《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在宁都、黄陂、小面、青塘等地活动情况》中提到，“在此之前，红三军团中党的组织是秘密的，为了避免使人错误认为党员开会是AB团密会，也就将党组织公开了。”[14]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来考察一下肃AB团这段历史。赣西南地方肃“AB 团”是自1930年5月开始的，然后才在红军中进行肃反，全国组织会议于7月22日下发文件明确要求“党在红军中必须完全公开”，两者相互佐证，也可明确得出结论：红军中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的时间确实是在1930年7月。 那么，为什么要将红军中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呢？经考证，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1.加强红军中党的领导的需要 众所周知，1929年12月召开了在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会议以决议的形式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原则，并要求党的领导机关要建立“领导中枢”。在紧接着的1930年7月，全国组织会议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指出：“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是保障中国革命胜利主要条件之一，因此党在红军中必须完全公开，改变过去秘密组织方式。”[13]由此可见，将红军中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的初衷便是为了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这既是建设红军的实际需要，也是我党对红军党的建设认识的深化。 2.扩大红军影响力的需要 1928年5月湘赣边界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6月便取得了龙源口大捷，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周边环境来看，红色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使红军获得了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红军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便于帮助地方党进行边界党的建设，进而扩大红军的影响力。另外，从红军的内部环境来看，在“历行洗党”之后，红军队伍进一步纯洁，党建工作的开展也使得党员队伍质量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对军党关系的认识也产生了飞跃，将党员公开更利于扩大党在红军中的影响力，更利于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 3.避“AB团”之嫌的需要 前文已经提到，1930年发生了由肃“AB团”而诱发的富田事变，而富田事变又引发了中央苏区的大肃反。有亲历者在其回忆录中说：“在打AB团中，各种各样的办法都用上了，逼供信搞得很厉害。有的师团不长时间就抓了很多人，有的抓起来不经审问就杀掉了。”[15]“那时传说AB团经常开秘密会议，还有人招供说，他们暗号是歪戴帽子、不扣衣服扣子等。弄得人人都很紧张” [16]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了避免使人错误地认为党员开会是AB团在开密会，所以将党组织公开，既在情理之中，也是形势所迫。 通过上文三个方面的考证，我们可以明确：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中党组织确实曾经一度采取秘密形式；采取秘密形式起始于1927年10月；由秘密转为公开自1930年7月起。无论是秘密还是公开，都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考证并重温这段历史，是对军队党的建设史的有益补充。 参考文献： [1]杨得志.《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版 [5]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287页。 [6]《中共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总政办公厅编.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8]《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二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11]《给湖南江西省委转中央的信》、《院校文献》.中国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13]《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总政办公厅编.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页 [15]罗平汉.《党史现场》（中央苏区时期），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页 作者简介： 高武，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学员十七队博士研究生。 孔延莉编辑 13309215487 029-87362792 投 稿 信 箱：tougao85@163.com tougao58@163.com 《新丝路》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一本综合性社科类期刊，国内刊号CN61-1499/C，国际刊号ISSN2095-9923，邮发代号：52-217。这是一份随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应运而生的新型刊物，由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管、主办（编辑部地址：西安市西五路68号，陕西省政府北门西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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