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敏（郑州大学 河南郑州 450001）
摘 要：20世纪20年代关于宗教问题的大讨论，是“五四”知识分子分化的显性环节，以学衡派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支持高等宗教。在唯科学功利主义的社会风气下，学衡派肯定了宗教的道德功能，理清了宗教与科学的“矛盾”关系；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下，学衡派分析了宗教与政治的本质区别与现世联系。此外，以新人文主义为旗帜，学衡派对宗教保留的根本出发点是其传统的道德文化观。
关键词：学衡派；宗教；新人文主义
钱穆提过，“世界各民族文化传统尽自有其相同处，然而仍必有其相异处，因而乃有各种文化体系可说。”而学衡派的思想是与这一点相契合的，“有一语须先为学者告者，即吾中国具有特殊之性质，求之世界无其伦比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文化自信”口号，即由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坚守和信仰，而产生的一种力量型心理。学衡派对民族文化组成部分的宗教的支持与当今国家的政策走向是一致的。
一、学衡派宗教思想产生的背景
《学衡》杂志自1922年1月刊行，刊数不一，直到1933年停刊，共79期，杂志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学衡派的西学经历，“获得了能表达守成传统之所以然的新式学理”，而学者精神使“《学衡》诸公在各个学术领域里的巨大贡献更是值得大写特写的。”由于本文着重的是《学衡》蕴含的宗教思想，为表述方便，我所讲的学衡派是特指此杂志的。
1.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中唯科学功利主义的反思
“‘五四’前后的启蒙思潮是以标举冲决罗网，解放人性而获得其主流文化的现代性和合法性地位的。”新文化派喊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在狂热中打破传统，社会由此产生了普遍的功利实用主义。欧战的失败，使西方学者产生了两种反现代性主义，即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两种思潮同传入中国，反映和接受情况是不同的。如张君劢认同柏格森的自然主义，“所谓生活意义不在智识之中也，活动即精神之本体也。物质由精神驱遣也。”强调人的流动无约束的自我意识。
而学衡派选择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认为“白璧德与柏格森所观察者相同，惟白璧德则谓人宜用其制止之精力以进于道德；柏格森谓人宜用其冲动之精力而攘取权利。从白璧德之说，则人皆相亲相让而世可治；而柏格森之说，则要皆相仇杀，而世益乱矣。”评价有失偏颇，但强调了道德约束的重要性。这与学衡诸子的“新文化”追求是一致的，所以“白的人文主义确实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股潮流，不容忽视。”
2.学衡派对非宗教运动的反思
“宗教思潮，在国内近年各种思潮中，是一种讨论最切实，影响最伟大的运动。”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基督教会的放肆，李大钊等激进主义以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同盟在北京召开第十一届大会为导火索，成立了反宗教大同盟，由基督教波及到一切宗教，欲形成一场浩大的“改良拳匪”的社会运动。
废教活动如火如荼时，学衡派也认同精神解放的必要性，称“今之非宗教者，仅知十八世纪之重理性，而不知其后之反动，更不知理性固须解放，然情感想象亦至须解放也。……以为有理性已足，无须情意，此真理性之专制也。”[1]不过学衡派并不是宗教宣传者，而是本着“了解之同情”心理，以“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为主旨出发的。
二、学衡派对有关宗教问题的主张
1.宗教与道德
学衡派认为“人性具善恶两元之原素，殆为不可掩之事实。耶教固以性恶为其教义者，其主性恶，至以为非得神灵之启示，永无自拔之能力。佛教亦以无明自有生俱来，非勘破人生之梦幻，永无超度苦海得达彼岸之望。孔教虽主性善，然不过以为人性具有为善之端倪，而要以克己复礼、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为工夫。”宗教自身有一种道德约束，但李石曾言：“道德云者，乃为善为自然之动机。至宗教之道德，乃以赏罚为作用，适与真道德相反。”认为宗教是强制性的他律，而道德是本能性的自律，强调以道德取代宗教。但学衡派认为，“今人之谈宗教者，每多误解。盖宗教之归固足救世，然其本意则为人之自救，故人当为己而信教，绝不为人而信教也。”“自救”即道德之存在。
2.宗教与科学
学衡派认为，宗教形成的宇宙观是满足理性要求的一种结果，“科学上之知识为惰性为仅足以应情意之要求，而不足以应理性上之要求。何以言之，科学于上诸问题，皆以其在平常经验范围之外，而弃置不问，而此诸问题又人之理性上所怀疑不安非可弃置者。”强调的是科学的实用主义倾向，但科学也有其理性的追求，不过不同于宗教的终极假设，而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循环假设后，才能继续进行下一步的探究。宗教的“信”是一个前提，而科学的“疑”是一个过程。“宗教之异于科学者在信仰，宗教之根本信仰有二：一者信有究竟之真理；二者信众生能得此真理。”科学态度则是一种最大程度的质疑，认为以实验才能出真知，才能得出结论，对于宗教的信仰在理性范围内持怀疑态度，但最后的虚无主义也无法检验。所以科学更多的是服务于现实的生活，而对于精神活动，依赖的是一种超智识的信仰或道德准则。
3.宗教与政治
学衡派承认基督教会的消极影响，但也肯定了部分基督教会的积极作用，“于中国政治腐败教育破产之季，教会学校亦足为吾国教育之助……一秉基督救世之精神，在穷乡僻壤之区，以行其感化医药之善举，则尤无可訾议者。吾未见帝国主义之害与基督教有不可解之关系也，日本为东方佛教国而最尚国家主义者，于基督教初无严厉之取缔而不受‘文化侵略’与西方‘帝国主义’之害。”说明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没有直接联系。
非宗教运动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员的参与，希以宗教问题顺利进行北伐，进行反帝反封建运动。以基督教会与社会的矛盾激发群众的反帝民族主义心理，以反对军阀的孔教复古帝制运动来激发群众的民族统一心理，以获取最大限度的民众支持为目标而抹杀了宗教的本身价值，宗教变成了政治运动的工具。学衡派将宗教独立于政治是为了说明宗教的内在价值，但也侧面证明了其外延的现实作用。学衡派是民族主义者，正如孙中山强调，宗教的“舍身救世”的美德，是国家危亡时整个民族需要的一种精神。学衡派认为宗教的普世道德和救世精神也是有利于时人面对民族问题的一种积极的心理选择。
三、学衡派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思考
1.宗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
宗教重经验重实行，是唯识论，“宗教所重在行，信有灵魂，尚非宗教，信而崇奉之，斯为宗教。先事探明路径，然后躬行实践，另辟新经验。”而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道本为道路，所以行也，又如老子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庄子言“道行之而成”，儒家“修道之谓教”，“行有余力然后学文”，佛家之“不可思议唯证相应”，耶教谓“惟意志可以通于天”等可以说明宗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实践相通性。“个人能够从人类丰富的宗教传统或者某一个宗教中获得提升了的实在感，不过，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这些宗教的象征与实践在实际经验中能找到参考，并能扩展和深化这些经验。”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也是一种圣人的经验积累，通过对内在向往人格的实践来获得精神的满足感，并不断地靠近最完美之域。
2.中国文化的道德本位性
中国在历史传统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即以儒家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一生致力于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学衡派强调的宗教道德性是与社会的伦理体系相符合的。梅光迪指出《学衡》“其立足点是儒家学说，尽管它并没有宣布要成为儒家运动。”“今日救时之道，端不在宗教，而以人文主义救科学与自然之弊。”学衡派致力于的“新文化”建设，是坚守中国文化的道德本位的。不同于文化激进派对道德形式的抨击，对传统价值的否定，学衡派的文化道德保守主义是对宗教支持的根本出发点。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2]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3]孙尚扬等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国内刊号：CN61-149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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