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摘 要：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于2002年创作出版《湖畔》一书。该书从家庭教育角度入手探讨儿童教育问题，也着力于揭露日本教育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和隐患。本文阐述了这一作品的内涵，探究了本作品对父母、社会的教育意义，同时对其艺术特色进行分析。

关键词：社会派；家庭；教育；推理

东野圭吾创作后期成为社会派作家，他的小说非常值得细细品味，细节把握很到位，强调以人为核心，作品中没有对社会现状的直接发问，而是通过主人公们的故事，将冷漠奇异的日本社会呈现在大家面前，从而引起大家思考，对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引领作用。东野圭吾的小说多以情感路线为主，配合多种多样的动机，每部作品都呈现出新式的沉重。小说《湖畔》是东野圭吾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代表作，家庭教育和日本教育领域当前存在的问题是作者关注的重点。

一、《湖畔》内容概述

全书开始于并木俊介参加别墅聚会，是四个家庭为了孩子进入私立中学的考前辅导集训而举办的。四个家庭分别是并木家、坂崎家、藤间家、关谷家。但是俊介的情人高阶英里子其后也很意外地出现在这里，以同事的身份参与其中，并在其他不明就里的家长们的邀请下加入了餐会。在餐会上俊介和高阶约好在湖滨饭店共度一晚。参加集训的孩子和老师住在一栋别墅，四对家长住在另一栋别墅，其中一位家长坂崎带着高阶英里子去孩子们的别墅参观，俊介找借口离开别墅赶往湖滨饭店幽会。在饭店联系高阶未果后，俊介回到了别墅，被告知高阶已被妻子美菜子杀害。俊介主张报警，藤间、关谷两家都劝说俊介抛尸。为了不影响自己和孩子们的前途，俊介最终同意毁尸灭迹，他们将高阶尸体扔进姬神湖，并让美菜子伪装成高阶，进入湖滨饭店拿走行李。随后俊介和关谷、藤间将行李放回高阶家中，在高阶家俊介看到了高阶偷拍的美菜子的照片。俊介一心想与美菜子离婚，并怂恿高阶暗中偷拍美菜子的出轨证据，照片中美菜子和几位男士出入藤间家，俊介认为妻子出轨，并耿耿于怀。

高阶通过调查知道了家长与津久见之间的交易后，找到津久见谈话，并表示希望晚饭后进一步细聊。津久见将此事告诉了关谷和藤间，也就是在这时，四个孩子中的一个偷听到他们的谈话，并决定在晚饭时杀了高阶，于是他扔掉津久见老师的一只拖鞋拖延时间，在津久见来赴约前杀害了高阶英里子。得知真相后俊介并没有妥协，执意收拾东西离开别墅去报警，却发现驾驶座的靠背是用木头新做的，刚好按摩到平时开车背部不舒服的地方。这时他想到白天继子章太问自己要了车钥匙，不禁走进别墅去看儿子。儿子的一番话让他放弃了报警，因为他认为杀害高阶英里子的就是章太，章太的动机是想要从情妇手中夺回父亲。不过这只是并木俊介的猜测，文中并没有指明凶手是谁。在文中并木俊介取代了侦探角色，随着剧情展开慢慢挖出线索。通过对白和行动描写，精英阶层身上卓尔不凡、散发王者风范的假象外包装被无情撕开，并露出其伪善、软弱、色厉内荏的真面目，且进一步剖开其自私、低等、变态的内心世界。为了孩子他们宁愿一再牺牲自己，甚至不惜逾越道德底线。但无论是守护父母之爱的单纯原因还是在升学主义压力下孩子们的恶意反扑，代价都是父母必须为孩子背负一生的罪。但是毫不顾忌孩子的内心想法，以孩子的未来作为借口，专断地为孩子付出金钱、肉体甚至是父母的灵魂，在孩子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不也是让孩子们背负了他们本不应背负的原罪吗？

二、《湖畔》的思想魅力

1.对家庭教育模式的反思

文中的并木章太是一个在重组家庭中生活的孩子，他内心渴望却得不到继父的关爱，这使得他的人格呈现巨大缺陷。文章没有明说杀人凶手是谁，但章太有想要将父亲从情妇手中夺过来的杀人动机。中国公安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曾说，在6岁到12岁这个时间段很多小孩都是乖乖听话的，但是12岁之后一下就显得叛逆了，家长这个时候确实比较难于管教，不论是说教还是打骂都无济于事。其实12岁后再教育已经为时已晚，并错过了最佳的心理教育时间。儿童的依恋期是12岁之前，在这个阶段父母必须要多陪伴孩子，关爱他、引导他规劝他，珍惜与孩子的相处时间。这一阶段父母的态度决定孩子的性格，严厉的教导和细心照料，软硬结合的教育方式对孩子成长非常有利。如果孩子缺少及时的指导，那么孩子在性格和心理的发展上就比较容易产生畸形，可能会导致不健康的成长。智力发掘较浅将不利于孩子学业的发展，同时由于缺少管教，孩子会不自觉产生很多不良行为，这些行为无法得到及时纠正，从而最终产生逆反心理，表现为性格比较孤僻不合群、情绪容易波动、情绪偏激等，这些因素会阻碍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大量负面情绪压制孩子，久而久之他们内心痛苦、心理失衡，产生心理上的偏差甚至人格分裂，形成变态人格，这样性格的孩子很容易与正常的社会脱节。在困难挫折出现时，甚至会采取极端手段去处理问题。因为受到的关爱不足，社会化的过程也并不顺畅，他们的内心容易产生暴力倾向，并继而产生违法犯罪的行为。

文中的家长们都是模具型溺爱行为的典型持有者。他们拥有极度的自信，以自己的想法左右孩子的未来。他们为孩子精心策划成长中的每一步，确信自己的决定会给孩子带来美好的未来，苛刻地要求孩子努力读书，必须考入私立学校，甚至平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必须按自己的要求来。不管是生活习惯、活动范围，还是兴趣爱好，甚至大学专业的选择、工作的方向，孩子都要被迫强制性“被选择”，没有自主选择权，没有说“不”的权力。“只要为了孩子，做父母的什么都能豁出去”，这是小说中父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孩子已经走上犯罪道路时，他们仍然选择纵容和包庇。他们将孩子当作自己的私有物品，作为自己意志的延伸和欲望的象征投射，而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独立的个体来尊重和引导。这样混淆的结果是，他们无法对孩子做出正确的评判和规范，甚至无法区分孩子和自己，因而越俎代庖，在孩子的事情上做出错误的决策。

2.对社会教育环境的批判

日本人民追求精英教育，一味追求好学校、高成绩，却忽略孩子道德品质的培养。长期追踪调查显示，孩子在这样的模式下成长，性格会变得喜怒无常，长时间会表现出消极、自我中心、迷茫和焦虑等负面问题。在通往名校的独木桥上，可能会更多地暴露出心理上的问题。孩子与父母会有两种不同的相处模式，一种是对父母极度反感，另一种是选择默默忍受和顺从。当他们的表现没有达到父母的预期目的时，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成绩水平，孩子就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情绪，这让他们心灵极度失衡，很可能会抛弃道德戒律，干出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在外人眼中是闪闪发光的优质生，自己内心却惶恐而迷茫。抑郁、吸烟、吸毒、校园暴力等各种不健康行为在这代精英孩子中成为常态。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却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分数无情地替代了所有，心理、身体的健康发展被严重忽视。但是有很多家长趋之若鹜，坚信孩子会被自己培养成所谓的优秀人才，根本没有意识到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一个德行有亏的人，无论他在才华方面表现得多优秀，他都是一个对社会无益的人。对这一点，家长们却置之不理或浑然不觉。

1970年东京奥运会后日本经济达到顶峰，早年填鸭式教学不能满足文化发展需要，文化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步调不吻合，政府开始进一步进行文化方面的改革，经过探究颁布了马歇尔计划。次年日本教育委员会派考察团到美国的中小学进行考察，美国孩子的教育现状深深震撼了日本考察团的专家们：白人小学生们在教室里大声喧哗，无忧无虑地过着没有压力的童年。孩子们每天很早就放学回家，也没有家庭作业。而中学生个个浓妆艳抹，校园楼道里有很多安全套和注射器，学习用的教材也非常简单，六年的教科书只相当于日本一年的厚度。美国的宽松教育政策令人咋舌，于是日本隔年便出台了“宽松教育”政策。但在20年后，1996年的中央教育审议会上宽松教育带来的诸多弊端被人们指责，例如素质低下、校园暴力、伦理观道德观扭曲等等。在《湖畔》中，学生的过度自由和扭曲的三观是“宽松政策”影响下的一个缩影。宽松教育受到社会各方批判后，日本教育委员会再次将教育模式、教学重点等相关问题的修改提上日程。

三、《湖畔》的艺术特色

1.细节伏笔的设定

作品中坂崎带着高阶英里子参观别墅时，高阶注意到了孩子们脱下的鞋子，询问坂崎：“四个人都穿同样的鞋子吗，是学校指定的款式吗？”坂崎解释到这种鞋子好像能让人变聪明。后文中提到案发现场有脚印，是孩子们鞋子的脚印，所以大家都知道是孩子作案，却无法知晓谁到底是真正的凶手。

在结束烤肉餐会后，津久见老师来到家长别墅，给家长们分配任务，让家长们帮助孩子学习时事问题。在津久见老师将要返回另一栋别墅时，发现自己的一只鞋不翼而飞了，家长们都热心地帮助找鞋，最后在花坛里发现了另一只鞋。当津久见老师找到鞋，回到与高阶相约谈话的花园时，高阶已经倒在血泊中死亡，所以可以推断出孩子是蓄意谋杀，故意拖延时间，找到时机杀害高阶。

2.心理活动描写

在人物描写方面，东野圭吾采用了神态、语言、动作、外貌描写，唯独没有描写心理活动，只是使用第三人称视角，很平静客观地描述整个事件，因此读者只能通过客观事实去猜测其中的原因，而无法以上帝视角洞悉所谓的真相。这样的写作方式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性，让读者面对情节时产生一种迷惘心理，对真实情况的判断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局限性和不确定性正是我们现代人真实的生存感受，这样的写作方式使得作品更具有现实感，更贴近生活，也是作者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一种表现。

3.开放性结局

凶手到底是谁？作品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充其量只有并木俊介的猜测。与此同时，每个孩子似乎都有作案的可能，小说通过家长之口把这种可能性都写得很明确，这就使故事变成一个黑泽明式的“罗生门”，真相不得而知，一切皆有可能。这也是《湖畔》的魅力所在，开放性结局给了读者无限遐想的空间，而这大大拓展了作品的表现力度和批判深度。

四、结语

东野曾在记者采访时谈道：“人性的独白、社会世态的炎凉，这些都是人类永远必须关注的命题。”正是由于这一清醒的认知，东野在作品中强烈关注人性问题，将其作为自己的表现重点。东野圭吾的一些作品似乎没有必要解谜，因为犯罪嫌疑人及骗局的设定模式在一开始便已非常显豁。不过看到最后读者会恍然发现，它的解谜模式是不同于本格派的解谜模式，它所解的不是案件之谜，而是人性之谜、社会之谜。《湖畔》将社会与人性中存在的不合理问题展示在我们面前，带给我们深刻的思考，给予我们更多的启发。

参考文献：

[1]刘奕兵、吴文善.东野圭吾作品中的人性关注[J].鸭绿江(下半月版)，2014

作者简介：

王逸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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