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兰州大学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兰州  730000）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玉石之路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考古调查也有了新的发现，对玉石之路存在的时间和具体线路等各个领域学术界展开了全新的讨论，包括和田玉路、草原玉石之路等各个方面。玉石之路的研究为进一步梳理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原与周边区域以及中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玉石之路；研究综述

中国玉石产地众多，品种丰富，自古被称为“玉石之国”，玉石文化更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基因。历史证明：我国边疆与中原、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与商贸交流的第一个媒介既不是丝绸，也不是瓷器，而是和田玉。和田玉首开了我国边疆与中原、东方与西方交流的运输通道，可以说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开路先锋。那么中国的玉器是如何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从玉料产地跨越戈壁、山川之隔被运往政治经济中心加工与分配的呢？遍布中国各个玉石产地的“玉石之路”网络究竟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直是国内外专家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更是深藏着许多悬而未决的奥秘。

一、古代文献中的“玉石之路”

在古代浩瀚的文献中，最早在《穆天子传》里，就记述了周穆王的寻玉之旅，其中写道：“辛卯天子北征东还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群玉之山，容氏之所守曰群玉田山，知阿平无险，四辙众绳，先王之所谓策府。寡草木而无鸟兽，爰有木西膜之所谓天子，于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于是载玉万只。天子四日休群玉之山，乃命刑候攻玉者。”^[1]王新春教授深度剖析了周穆王此次旅程对“玉石之路”研究的意义：周穆王西行寻玉的路线也许是古代的玉石之路；再次，周穆王在获取玉矿的同时，向当地人赠送玉璧等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玉器，反向西域输出玉器制作技术和玉文化；最后，周穆王的出游活动加强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相互交流与沟通。^[2]他的分析不无道理，但目前还只是猜测和传说，现今并无考古发现证实他大胆的假设。此外，《山海经》中也记载了相当多的玉石产地，多达259处之多，但现今大多已经无迹可寻。《汉书·西域传》也有记载:“莎车国有铁山，出青玉”，这个青玉即是有名的和田玉。可见汉代对于玉矿、玉料产地已经十分重视并有一定了解。大量文献记载，中国古代用玉主要来自“昆山”，即今新疆和田一带。

二、考古发现中的“玉石之路”

人类在打制、磨制石器的劳动过程中，发现了美玉。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距今约一万二千年的海城仙人洞遗址出土的绿色蛇纹石旧石器，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玉器”。^[3]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发现了一座商代王室成员的墓葬妇好墓。该墓出土了755件玉器，经过考古学家对妇好墓出土的部分玉器宝石的矿物岩石鉴定，妇好墓所出玉器多为软玉，即闪石玉，主要由硅酸盐类矿物中的透闪石组成，也就是闻名的新疆和田玉。^[4]杨伯达先生认为，妇好墓中和田玉的发现标志着和阗玉已经由南疆进入了中原，成为王室玉器的重要原料，也标志着我国玉器已由彩石玉时代进入了和阗玉的时代。^[5]即在一万二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全国大多数原始部落用玉基本上都是就地取材，在夏商周时期开始出现大量的玉料远距离运输。和阗玉因其独特的质地与绚丽的外形开始崛起并逐渐代替了彩石玉成为统治阶级推崇的贵重玉石之一。围绕和田玉形成的昆山玉路或和田玉路的玉石传输道路网开始出现。故，和田玉路是古代玉石之路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三、“玉石之路”概念提出

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宝石学家近山晶先生就提出，在中国古代可能存在一条与“丝绸之路”并行的通道，就是“玉石之路”。1989年杨伯达先生首次提出“玉石之路”这一构想。^[5]他把从和田向东专门运输和田玉的道路称为“玉石之路”或“昆山玉路”，并初步勾勒了全国各大玉石产地之间交流联系的网络。1994年，臧振先生明确提出了“玉石之路”概念，将良渚、石峡文化玉器与西域联系起来，论证了玉石之路是丝绸之路的前身。他认为，最迟在张骞之前两千年，这条路已是一条贸易热线，而运输的主要货物，就是昆仑山所产的玉石。^[6]1995年张如柏先生指出：月氏人，塞人，羌人都是活动在新疆昆仑山到河西走廊一带的游牧民族，他们在玉石的开采、识别、交流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7]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玉石之路”概念形成之初，只是特指新疆的和田玉从和阗运送到中原的路线。2002年，巫新华先生探讨了“玉石之路”形成的时间，通过对甘肃、青海地区齐家文化诸遗址出土和田玉和其他地区的考古材料进行对比分析，他认为很可能在史前时期（距今约6000—5000年前）就形成了一条从和田出发向东运输玉石的路线。^[8]2004年杨伯达先生发文指出在“和田玉路”形成之前早在距今约6000年时已出现了东北、东南等玉文化区的“玉石之路”及其相互间为了玉石贸易而形成的玉石之路网络。^[9]2007年，法国学者Tierry Zarcone,在其著作《La route du jade》中提出，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说完全出于对中国的历史幻想，是误导世人的。因为在欧亚大陆之间，有诸多的贸易路线，运输的货物也不只有丝绸、茶叶，更有玉石、黄金等珍稀物品。他认为“丝绸之路”只是代名词，他建议将传统的“丝绸之路”更名为“玉石之路”。^[10]这是外国学者首次提出玉石之路的与丝绸之路的关系。2015年，叶舒宪先生指出：在中国文明进程和王权意识形态的构建中，非常重要的动力要素便是玉石神话信仰的跨区域传播和优质玉料的远距离定向输送所形成的道路网。^[11]他将玉石之路分为两个方面，即玉文化传播线路和玉料运输线路。叶舒宪首次在研究“玉石之路”的过程中考虑到了玉石神话信仰在玉器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将玉石之路的发展与玉石神话信仰结合起来，论证了玉石之路存在并的文化因素。

综上所述，“玉石之路”是由1989年杨伯达先生首次提出和构想，经过后来学者进一步的研究拓展以及相关考古发现，“玉石之路”从开始的“和田玉路”已经扩展为全国性的各玉文化区之间相互交流玉石的玉石之路网络，此外玉石之路研究还延伸了玉石神话信仰、中外文化交流等文化因素。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玉石之路”的研究还是着重于和田玉的传播，以及其传播的具体时间和路线。

四、“玉石之路”综合性研究

玉石之路自概念提出伊始，随着科技考古发掘及研究的不断深入，它的内容也不断的丰富。2010年闫亚林对有关和田玉最早进入中原的时间的五种观点：仰韶说、齐家说、夏代说、商代说、西周说进行了讨论与辨析，他认为截止到目前还没有明确可靠的科学证据证明最早的和田玉是何时输入中原的，通往和田玉产地的玉石之路何时开通仍然是个问题。^[12]闫亚林学者的论述科学严谨的为“玉石之路”的考察与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思路，梳理了“玉石之路”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013年，唐启翠先生提出“玉石之路”研究已经从最受王权青睐的和田美玉东进中原的时间和路线问题转变为华夏王权建构与文化认同互动之间的关系研究问题。^[13]也就是说“玉石之路”从开始的开通时间及具体路线研究拓展为中华文明探源与核心价值观重建命题中。她的目的是从玉石远程输送的深层心理动力，探索出物质文化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动态关系。唐启翠为“玉石之路”课题的研究拓展了空间，提出了具有深度的思考、建议以及解决的办法，为“玉石之路”的研究起到了总结和启发的作用。

五、具体路线

关于和田玉东进的路线以及其他玉文化之间玉器的传播路线，杨伯达先生认为，目前已知的从新疆至安阳有罗布淖尔、罗布庄、库车等和闻玉东渐的中转站。从地理和文化等方面考证后，杨伯达先生认为和阗玉向西推进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和阗出发，经喀布尔、伊斯法汗、巴格达向西到达地中海；另一条路线大致位于其北与此路并行，经巴尔夫、德黑兰向西北行至伊斯坦布尔。这是早期玉石之路在亚欧大陆上的重要站点，也是中国同国外交流的重要中继站。向东推进的路线有南北两路:南路经民丰、楼兰至敦煌；北路由和闻出发经喀什、库车、吐鲁番至敦煌。^[5]古方先生认为：史前时代运输玉料，受经济和地理条件的限制，没有车辆，全靠骆驼和马驮运，且玉石贸易是通过各部落间转手进行的，不像后来的丝绸之路有一条固定的路线和驿站的支持，因此玉料运输应在地势相对平缓，在便于通行的道路上。他设想当时的“玉石之路”，可能是从甘肃中部向东，经宁夏、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进入山西，他将这条路线称之为“玉石之路”的“草原道”。^[14]张如柏先生根据现有的资料，提出了和田玉向东部中原地区传播的更为具体的路线可能有南北两条大的线路。^[8]北线是：和田一叶城一阿克苏一库车一库尔勒一吐鲁番一哈蜜一嘉峪关一武威一兰州一中原大地；南线是：和田一民末一且未一若羌一玉门关一敦煌一嘉峪关一武威（支线：武威一银川一榆林一北京）一兰州一西安一郑州一广州。

六、研究特点、不足之处

纵观玉石之路三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可发现有如下特点:其一，研究领域大为扩展，呈蓬勃发展之势。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由玉石之路内容进而到玉石贸易再到玉石神话信仰，研究的整体性不断完善。特别是关于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呈百花齐放之态，这是此前所未有的。其二，注重与考古出土实物的相结合，实证性更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类型考古发掘获得一系列的新发现，使得玉石之路研究的直观性更强，也更加贴近实证。其三，研究的深入化、细致化。随着史学理论的发展和考古技术的进步，玉石之路的研究愈现深入化、细致化，如在玉石之路路线考察方面，己细分为草原玉石之路、青海道玉石之路等部分。

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玉石之路的研究己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但是不足之处仍显而易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研究领域不平衡，玉石之路的时间和空间上的研究比较多，而玉器加工、玉器加工工艺的传播、玉料出产的地质研究比较医乏。二是研究的单一化，创新性不足，例如对玉石的“就地取材”和“远程运输”的原因等考察还欠缺。三是对玉石之路系统性研究不够，至今尚无专著问世。

注释： 

[1]明代、赵标编.《汇刻三代遗书》，穆天子传六卷，卷之二

[2]王新春.玉石之路 丝绸之路奠基者[J].国家人文历史,2017(03):32-36

[3]张镇洪、傅仁义、陈宝峰、刘景玉、祝明也、吴洪宽、黄慰文.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J].人类学学报，1985(01):70-79

[4]张培善.安阳殷墟妇好墓中玉器宝石的鉴定[J].考古，1982(02):204-206

[5]杨伯达.中国古代玉器面面观[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01):32-48

[6]臧振.玉石之路初探[J].人文杂志，1994(02):79-89

[7]张如柏.中国古代玉石之路初探[J].中国宝玉石，1995(03):72-75

[8]巫新华.玉石之路溯源[J].中国国家地理，2002(09)

[9]杨伯达.玉石之路的布局及其网络[J].南都学坛，2004(03):113-117

[10]Tierry Zarcone.La route du jade:Un Voyage de Vingt siècles[M].Paris:Autrem，2001.pp.9-14

[11]叶舒宪、唐启翠.玉石之路[J].人文杂志，2015(08):57-66

[12]闫亚林.关于玉石之路问题的探讨[J].考古与文物，2010(03):38-41

[13]唐启翠.玉石之路研究回顾与展望[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3.21(06):27-36

[14]古方.对玉石之路形成时间和路线的一些认识[J].考古与文物，2004年增刊

作者简介：

李进（1991--）女，汉族，甘肃省白银市人，兰州大学在读学生，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考古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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