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芷葳（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部电视学院  北京市  100024）

摘 要：禅宗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自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它传周边国家以后，同样影响了那里的文化、艺术与审美情趣。禅宗从中国传入日本后，在武士阶层和幕府政权的保护下得到迅速发展，在禅宗思想对日本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禅宗本身在日本得以获得物化的形式和唯美的内核，禅宗成为日本禅，“道”文化作为日本本土文化和民族性融合的产物，在禅宗审美观照下得以形成，茶道、枯山水、俳谐等独特的民族艺术形式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了现代化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之后，日本传统文化保留完好，禅成为日本的文化符号进行国际传播，日本文化的开放性、自主性和创新性，可见一斑。

关键词：文化研究；比较研究；禅宗；日本；本土化；民族性；创新性

一、禅文化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与传承

禅的汉文发音译为“禅那”，略称为“禅”，梵文写作“Dhyana”，日本人发音为“Zen”，国际上通用“Zen”来代表“禅”。“禅那”在梵文中的本义为“思维修”，“静虑”、“三昧”，是和禅宗之禅不同的一种体系。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不可考，但在公元64年，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得到了汉明帝政府的承认崇信，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它的基础和规模。公元527年，在佛教传入中国近五百年后，菩提达摩坐船来到中国，带来了禅文化。

禅文化传入中国，在知识阶层发展和在下层社会传播中，出现了“佛学”与“佛教”两种不同的结果。知识阶层以其理性的同化力，把禅文化哲学化，形成以禅宗为代表的佛学。佛学既是宗教也是哲学，以哲学为主，它的重心在于开启人的智慧，提高人的觉悟，净化人的心灵，并不在意偶像崇拜，所以佛学实际上是一种哲学。而普通民众是离不开鬼神之道的，禅文化在民间传播的结果，保留和发展了印度佛教的多神信仰和祭祀活动，六道轮回、三世因果报应的形象说教在民间深入人心，也使净土信仰大为流行，加强了佛教作为神道宗教的性质。佛教亦哲学亦宗教，而以宗教为主。哲学层面与宗教层面又并行又互动，推动着中国禅文化的发展。^[4]

公元4、5世纪，中国佛教传入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并迅速传播开来。538年，日本钦明天皇在位期间，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向日本进献金铜佛像、幡盖及佛经，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日本。禅宗在宋元两朝，即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年）传入日本，并形成临济、曹洞、黄檗宗等日本禅流派。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僧明庵荣西访中国禅师，传临济禅法，回国后创立日本临济宗。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荣西弟子希玄道元来到中国，遍访高僧大德，回国后大力弘扬曹洞宗风，创立日本曹洞宗，在幕府和武士阶层乃至朝廷权贵的支持下得到迅速传播。^[3]清顺治九年（1652年），住黄檗山的中国禅师隐元蛮琦，应日本禅师的邀请去日本弘法，于日本万治九年（1658年）开创黄檗宗。以上三宗发展到现在，相继形成22个流派，拥有禅宗信徒948万之众，其中日本临济宗有寺院3428座，信徒102万人，教派19个，办有京都花园大学，成立禅学研究会、禅文化研究所，出版学术刊物《禅学研究》等。日本曹洞宗信徒六百多万人，寺院14692座，办有京都驹泽大学，设曹洞宗宗学研究所、禅研究所；黄檗宗有信徒三十万人、寺院459座，可见日本禅宗的繁荣景象。^[2]

二、禅宗的日本化及日本禅宗的独特表现

1.生活艺术：茶文化－茶道

说到日本人的审美理想与生活，我们就不能不首先想到茶道。茶文化是东方文化的精髓，对于中日两国人民来说，茶都是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但两国茶文化的形成过程、文化背景、载体和仪式规范各有不同。

茶道的集大成者——“日本茶道大师”千利休，他将中国禅宗思想引入日本茶道，提出了茶道的“四谛”，即“和、敬、清、寂”。“和”既是和谐，也是和悦，它体现了支配整个茶道过程的精神。“敬”指的是参与茶事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人们要互相尊重，相敬相爱，最忌“自高自大”和“固执己见”，即对应“自我主心”与“我执”。“清”指清洁、整齐，也指对灵魂的洗涤，茶室必须洁净无尘，意寓“清净无垢”的净土。“寂”也是茶道的最终境界，“寂”指静寂，宁静，也指终极和寂灭，当茶人完成了所有的仪式之后，也即完成对各色事物的否定，进入一个“无”的世界，新的艺术形式诞生，此涅槃境。千利休在他最后一次茶道表演中，用生命的终结完成了这一规范。

2.视觉艺术：山水园林－枯水庭院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最抽象又最具体、最矛盾又最和谐，同时拥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有哲学意味的视觉艺术，笔者认为非日本的“枯山水”庭院艺术莫属。我们了解的关于艺术的常识是，艺术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艺术是感性的，而非哲理的。然而枯山水打破了我们的定见。它们是最具禅意的融抽象与具象为一体的精美艺术，与中国山水园林风格迥异。

室町时代（1338年－1573年），禅宗精神已经广为传播，在禅的“空寂”意境的憧憬中，从禅宗冥想的精神构思中，一种最具象征意味的庭院模式——“枯山水”诞生了：以砂代水，以石为山，在数十尺的局促之地营造浩渺大千来。这种园林是为精神自律而设计的无水庭园，为反映禅宗修行者所追求的“苦行”及“自律”精神，庭院内几乎不使用任何开花植物，在修行者看来，花朵是华而不实而易凋逝的，会纷扰人的沉思。只留下岩石、天空和大地，运用极简单的材料，创造出不凡妙境，蕴含深沉的哲理，给人以无限的遐想，产生极大的心灵震撼。

3.文学艺术：诗歌－俳谐

禅宗思想对文学的影响，从王维的诗可见一斑。诗人以独有的主体体验经验，对精神内涵的深度挖掘，以对宁静状态的极致追求而进入禅境。文学史上此类的例子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是王维的《辋川集》。《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中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意在写春夜山涧之“静”，所用手法是“动静相间”，“以动写静”，因山涧太过寂静了，故连了无声息的“月出”也会惊动栖息的山鸟，极言山涧之静。《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辛夷坞》“木未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王维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一体，臻于圆融以至化境。这是中国的禅意。

禅宗思想对日本文学、特别是日本独有的文学体裁——俳谐的影响，在日本文学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俳谐，是日本韵文学的一种形式，也是世界文学中最短的格律诗之一。它从记纪歌谣、长歌、连歌、俳谐连歌等日本韵文学的诗体形式发展而来，繁荣于江户时代。俳谐有特定的格式，它由发句和付句构成，发句为五、七、五的音律数，付句为七、七的音律数。当后者为发句时，前者则为付句。在其发展史上，有诸多俳人及流派，以松尾芭蕉为最高峰。

松尾芭蕉出生于日本寛永21年即公元1644年，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多事之年，也是汉文化发展史上的分水岭，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自此开始，它有三个年号：明思宗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大顺”永昌元年，清世祖顺治元年。芭蕉诞生于这一年，是历史的巧合，从芭蕉一生的际遇与他的作品来看，这巧合又有了些许文化继承的意味。他比王维晚生了900多年，际遇与王维颇为相似，其作品也颇得禅境之妙。

芭蕉被日本人称为“俳圣”，他开创的“蕉风”，使俳谐从过去所谓放逸、机智、谐谑的游戏文风中解脱出来，升华到具有“寂”、“怜”、“细”等艺术特征的“纯文学”阶段。他的俳谐作品，形式看似简单，却常常透出幽雅深远的诗风。^[5]芭蕉常以直觉审美的思维方式进行创作，以感知为主，“遵从造化，回归自然”，这与禅宗倡导的“山林水鸟皆宗佛法”的内聚理解方式和“我心即佛”的外射观察方式的结合是一致的。“石屋石缝间，秋菊花自开”，景观何其小，生命何其微，然而这卑微的生命在这狭小的角落兀自绽放着独有的光彩，每一片花瓣都散发着生命的尊严。“万籁闲寂，蝉鸣入岩石”，不由令人想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这份“闲寂”就是对佛性的觉悟。“此径无人踪，晚秋暮霭浓”表面上的静，内中蕴含着大自然的生命律动和无穷奥妙。“旅途卧病，梦绕荒野行”，这是芭蕉留下的绝笔名句。这位俳谐大师的大半生，是在大自然的行走中度过的，他的际遇与王维非常相似，仕途失意，而寄情山水，忘我于天地之中。所不同的是，王维静坐于水穷云起之处，芭蕉行走在天地草木之间，静中潜藏着生命的律动，动中透露着生命的静默，静观天地，动静不二。这是一种超功利、超逻辑的生态审美的生存方式，是对自性精神生态的审美观照，是海德格尔所指的诗意栖居方式。^[2]

三、禅宗的现代化及其传播

禅宗生于印度、长于中国，而成于日本，并最终成为日本的文化符号而向世界传播，在20世纪时禅宗进入现代禅时，似乎已与中国关系不大了——这与禅宗在中国的三段遭遇有直接关系。第一次，清世宗（雍正）直接干预禅宗内部事务，以帝王的身份扮成当代大禅师，消除禅宗叛逆者的成分，把它完全纳入服从和服务于皇权需要的轨道。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编成《御制拣魔辨异录》和《御选语录》，对禅宗做大规模的理论整顿。又下令毁除法藏及其弟子弘忍的一切著述，禁止此系流传……尽管许多支派仍有严整的传承系统，有比较固定的基地，禅僧的数量继续有所增加，但思想既无创新，对社会的作用也大大缩小了。^[1]如果说这次的打击是摧毁了禅宗大厦的梁柱的话，那么第二次的打击则是挖出了根基，此后禅宗在中国几无立足之地了。五四运动前后，面临亡国灭种危难的中国在西方文明的裹挟下匆匆进入现代社会，急需“德先生”和“赛先生”即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来拯救国与家，老祖宗的东西——包括禅宗智慧在内的文化遗产被忽视、否定。最后一次，在建国后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禅宗成为“四旧”，寺庙成了革命对象，尼姑、和尚还俗自食其力。因此，现代禅产生于日本而不在中国，并由日本传播到世界，是历史的必然。^[2]

20世纪初，日本禅师、禅学家利用西游、出国访问、参加国际会议等机会，向欧美介绍了禅宗。其中，铃木大拙（1870－1966年）的贡献最大。铃木出生于日本金泽市一个佛教传统的家庭，父母都是临济宗徒。1891年应同学西田几多郞之邀，去东京帝国大学读书，同年参圆觉寺禅师，开始热衷于禅学。1903年，铃木随老师释宗演赴美参加世界宗教大会。1920年至1930年期间，铃木同他人合作，用英文写了许多介绍禅宗的著作。1950年至1958年，铃木至哥伦比亚大学讲授禅学，创立习禅中心、禅学研究所。美国的禅宗有三支：美国曹洞宗、临济宗、临济与曹洞合宗。铃木在美讲授禅学，掀起了世界性的“禅学热”，他的基本禅学观是：东方文化以不二性（直观思维）为主，西方文化以二元论为主，西方文化没有抓住宇宙人生的根本真谛，根本真谛只能用直观思维把握，即进入人事物内部。他对西方中心论提出了挑战。^[2]1972年后，禅宗传入英国。法国禅宗也是由日本曹洞宗禅师传入的。

诞生于中国的茶文化最早也是由日本人系统地介绍给西方的。1893年，日本的文化学者冈仓天心为寻访中国的古代艺术，游历了北京、洛阳、龙门、西安，后于1901年访问了印度。1904年，冈仓天心与友人航渡美国，在波士顿美术馆调查研究东方美术，用英文写下了《茶之书》，从饮茶这一普通的事情谈起，描述了作为东方“生活艺术”之一的茶道，从而显示了“受东方思维方法支配着的美的特征，并且对单纯以好奇心看待东方的西方提出了必须正确对待东方的劝告。”^[6]茶道作为禅宗的表现形式，赋予了禅宗仪式美、生活美和艺术美的圆融与完美之境界。

四、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创新

在我们探讨禅宗的源流及日本禅宗的特点之后，不难发现日本民族与文化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有选择性地借鉴、吸收、消化，进而升华并产生新的内容。无论是茶文化、园林建筑还是文学艺术，日本人将他们拿来或者别人送来的东西，经过沉淀、选择、吸收、改造，最终变成了只有日本才有的茶道、庭院、俳谐。在日本文化中，产生于本土的东西并不多，可以说，不是来自东方，就是来自西方，然而无论来自何处，无论文化原型是何种模样，在日本，最终都成为日本独有的、独特的、辨识度极高的文化样式与文化生态。

古代日本把中国作为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主要对象，“抛开日本文化有一个纯粹的传统这一观点，在谈论日本文化的时候，我们特别不能忽视来自中国的影响。即便这些影响最终不是来自中国或朝鲜，例如，它们来自遥远的波斯，日本也是经由大陆学到了许多东西。”近代以后，中国落后了，日本没有拘泥于几千年的仰慕与交好，而是毫不犹豫地转向了西方。在近现代，日本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两次开放。一次以1868年发生的明治维新为标志（27年后的1895年，中国始有公车上书，然而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一次以1945年的战后民主改革为主要内容。在维新之初，日本政府的治国大纲——五条誓文明确提出了“求知识于世界”的原则，向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全面开放。1868年到1890年，日本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学术思想乃至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有选择地学习和移植了西方文明，在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形成了近代日本的资本主义文化，并很快成为世界强国。1945年战后，美国对日本文化实施了重大的“外科手术”式的改造和移植，日本表现了良好的合作态度，可见日本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使日本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不仅是其开放性，更是其创新性。日本先是吸收了中国的汉文化、特别是先秦孔儒的实践理性精神；后又吸收中国的佛教与禅宗，与本土的神道结合，佛神一体，并将其作为巩固皇权的工具；最后向西方全面开放，借鉴、吸收西方文明中一切有用的成份。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并没有使其成为大杂烩，相反，每一种文化来到日本之后，都被有效地本土化，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机融合，焕发生机，显示了日本文化强大的自主性与创新性。无论来自东方还是西方文化，无论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甚至文字、服装、饮食，日本都不会生搬硬套，而是逐一比较、吸收，完成本土化。

日本的现代化与中国的现代化有着相似的路径和经历。中国有“体用之争”，日本也有“和魂洋才”之说。然而日本与中国的不同在于，中国接受西学之时，把传统文化当成澡盆里的孩子“与脏水一同泼掉”，不破不立，而日本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激烈冲突中“融合”西方文化，他们超出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既保留了传统文化，又充分地利用西方已经成熟的科学、民主引领自己的国家走向繁荣富强，这也是禅宗得以在日本得到保全和发扬光大的原因。

五、结语

日本吸收禅宗较之前之后吸收别的先进文化并无二致，只要是先进的、对其统治与国力发展有益的都大胆地大方地借鉴与利用，并较为迅速地完成本土化。禅宗在日本的发展史，是和日本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同步的，日本给予了禅宗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禅宗给予日本文化唯美和诗意的外形与内核。可以说，禅宗与日本文化互相依存，互为表里，日本成就了禅宗，禅宗成全了日本。在经历了现代化之后，禅宗在日本依然充满生机，并向世界广泛传播。日本文化的特点及日本人民对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方面，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2]邓绍秋.《禅宗生态审美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

[3]杨曾文.《日本佛教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4]余敦康、吕大吉、牟钟鉴、张践合著.《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卷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5]伍毅敏.《论禅宗思想对日本俳谐创作的影响——以松尾芭蕉作品为例》，《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6][日]冈仓天心著、张唤民译.《说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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