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无我与轮回：佛教哲学的断裂与重构研究”，批准号：13CZJ006

中国佛教兴起的历史契机

邓曦（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四川成都  610071）

摘 要：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大致经过东汉的准备期，在魏晋南北朝开始兴起，至唐宋达到全盛，宋代以后开始衰落。中国佛教的兴起与衰落和中国历史政治的变迁有着紧密的关系。本文着重论述魏晋南北朝政治格局的变化与佛教传播发展的关系，认为前者是佛教在六朝时期兴起的重要促成条件。

关键词：中国佛教；兴起；历史契机

一、佛教初传时期中国的信仰状况

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支使者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浮屠经。这是现存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1]而后，东汉明帝感梦求法的传说，明帝的异母楚王英对浮屠的崇尚，都表明佛教的影响已经触及社会上层。但直至东汉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桓帝，他们皆是把黄老、浮屠之祠并列，始终将佛教和祈愿长生不老的黄老信仰等同看待，佛陀被当作有禳灾招福、长生不老之灵力的神明来信仰。前来传道的西域沙门被当作扮演巫祝角色的修仙者而受到尊敬。这样，佛教就完全作为与追求现世功利的道教本质相同的信仰来接受了。

史载最早的译经僧为桓帝时来华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从明帝到桓帝前的百年间丝毫不见译经的记载。佛教开始主要由西域来华侨民传入，并盛行其间。这些侨民长年居住中国，对于佛经翻译并不存在语言障碍。自阿育王弘传佛法以来，佛教即已具有作为普世宗教向外传播的特质。那么，这百年间何以从未有西域侨民动过将佛经汉译，令佛法广被华土的念头？佛教初兴时，“中国僧人本身也从来没有面对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一个统一学派或另一个学派的佛教”。^[2]这个问题从上述明帝至桓帝的佛教信仰实质即可获解。两汉之际，祠祀泛滥。如刘邦的孙子刘章，在诛灭吕氏势力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到汉文帝时被封为城阳景王。作为保护刘氏皇室的功臣，城阳景王逐渐演化为维护大汉统治的保护神。至东汉末，单在济南祭祀城阳景王的祠庙就多达六百多座。^[3]当时上层的佛教信仰无异于民间的祠祀信仰。“浮屠”能从当时大量的祠祀对象中获得上层统治者的青睐，必先已在民间广为崇信。

两汉时期的儒家经典，从武帝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至章帝时的《白虎通义》，唯心主义神学色彩非常浓厚。董仲舒鼓吹的“天人感应”中的“天”作为主宰万物的至上神，在表面上与基督教的上帝很相类似，但其主要意义是表现为一种神秘抽象的物质性的主宰神，一种有意志、有意识、有目的的超越实体。一切自然灾异和引起改朝换代的政治力量都被视为上天的意志的反映。这实质是不同于基督教的一种泛神论思想，与当时盛行的祠祀信仰也不相同。祠祀信仰崇拜的神灵，不论是虚构对象还是历史人物，皆是具有人的形象和人格，行使特定职能，而不具创造并主宰万物之全能的普通神。两汉儒家的“天”作为“百神之大君”，并不直接司掌与世俗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职能，而主要体现着当时精英知识阶层的思想观念及官方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思想，无法取代普通民众的信仰对象，不能满足民间的信仰需求。民间信仰与精英思想各行其道，大小传统泾渭分明。虽亦会互有交涉，民间知识分子可能会受到精英思想的影响，上层社会也可能会接纳来自民间的信仰，但只是体现为个人行为。大量的史实证明：双方在“井水不犯河水”时，交流沟通只是个别的、小规模的；而在发生严重利益冲突时，其对抗斗争则可能是总体的、大规模的。因此，且不论当时是否有人翻译过佛经，即便有过翻译，也很难得到主流知识阶层的注意，当然也就不会留下历史记载。

二、政治变局带来佛教兴起的历史契机

秦始皇灭除六国，结束封建，以法家思想建立统一政治制度。但秦王朝传至二世即亡，其崛起和灭亡都很迅速。在汉朝初年，秦王朝戏剧性的兴衰成败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当时的思想家、政论家贾谊写了《过秦论》，认为在秦朝统一六国以前，其战略是攻；在统一以后形势变了，其战略应该是守，守就应该施仁义；秦在统一天下以后，仍然抱守法家那一套思想，实施暴力统治，激起人民的反抗，所以很快就灭亡了。主张严刑苛法的法家思想的合理性遭到强烈质疑。虽然汉初的政治制度主要沿袭秦代，但在意识形态上不再属意法家，转而推崇黄老思想。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传统，即历代开国之初都会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对其统治思想产生质疑。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东汉灭亡后，儒家的地位立即产生动摇。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认为，“崇仁义，愈致斯伪”，仁义礼节皆是“下德”；仅按照儒家的仁义和名教治理国家，就会越搞越繁琐，愈益形式化，促使人们追求形式，图谋虚名，弄虚作假，争权夺利；名教是形式，是枝节性的东西，治理国家应该抓住根本。他按照老庄道家思想，把儒家名教的内涵解释为“顺自然”，治国则“本在无为”，上德无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王弼的学说表面上没有推翻儒家的观念，但其内容实质尽皆废儒崇道，表明儒家思想的统治权威性已然消退。佛教《般若经》和《维摩经》的空性思想表面上与老庄的无为思想很相类似，引起了玄学知识分子对佛典的浓厚兴趣。当时的所谓“格义”佛教也常常借用道家的术语概念来翻译佛典。曾与黄老祠祀并列的佛教借着尊崇老庄的玄学东风，其哲学教义开始进入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神视野，逐渐上升到主流意识形态领域。

建兴四年（311年），前赵匈奴刘曜攻陷长安，西晋灭亡，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成了少数民族的天下，佛教迎来了大兴于中国的历史契机。东汉、西晋都禁止本国人民出家。后赵时，汉人王度曾经对国君石虎奏议全面禁止信仰佛教。其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这正道出了此前中国统治阶层对待佛教的真实态度。石虎却答道：“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4]王度的主张，乃是汉族知识分子试图在宗教上同化异族统治者的尝试，石虎作为少数民族政权领袖，其对佛教的态度，表明其顽强坚持本民族文化的立场，有意识地在宗教政策上利用佛教树立政权的民族独立性。石勒与石虎重用来自于龟兹的僧人佛图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石虎尊崇佛图澄为“大和尚”，并亲自下书，曰：“和上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爱，荣禄匪及，何以旌德？从此已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众坐皆起，以彰其尊。”^[5]可以说荣耀已经达到了一个僧人所能达到的顶峰。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汉族的政权会给予一个异域人如此高的重视。由此，佛教几乎成为后赵的国教。同时六朝时期战乱频仍，政权交替更迭，社会剧烈动荡，使佛教的“无常”观念深得人心。

佛图澄的弟子道安和慧远是奠定中国佛教基础的重要人物。宋朝祖琇说：“法源濫觴之初，由佛图澄而得安，由安而得远公”。^[6]道安在乱世中培育弟子数千人，成为一世之师表，受到人们的尊敬，得到秦王苻坚的信任。在校订和注释佛典、编纂经录、制定仪轨等中国佛教的基础事业上，留下了巨大的功绩。弟子慧远在庐山组织白莲社，完成了中国净土教的开创者的任务。

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的社会经济势力日益强大，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进行废佛，试图通过国家权力削除佛教势力。虽然其后的统治者很快又改变政策，但佛教寺庙、经典和教团已大遭破坏。当此之时，南朝佛教却获得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南朝国君多有信奉佛教者，其中以梁武帝最为突出。天监十年（公元511年），梁武帝亲自公布了断酒肉文，遵从佛教徒的戒律生活。同年十月更废除天下道观，令道士皆还俗。梁武帝四次舍身出家，每次都被群臣以巨款赎回，其虔诚崇佛几至无以复加，因而当时人称其“皇帝菩萨”。

三、沙门不敬王者的争议

综观六朝的社会思想舞台，佛教处于迅速上升的态势，与佛教竞争宗教地位的主要是道教，这是北朝废佛的一个重要诱因，但佛教势力在两次废佛后都迅速恢复。儒家在这一时代基本处于弱势地位。当时从佛教出现的《清净法行经》，把老子、孔子、颜回看做菩萨的化现，使儒道的圣人皆依附于佛教，充分反映出儒家的弱势地位。东晋慧远针对“沙门应尽敬王者”的诏书，专门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加以回驳，阐明出家法与社会法之不同，主张沙门没有向王者敬礼的必要。佛教之不敬王者的超然态度，来自印度传统的两个方面，一是印度文化对出家修行者的尊崇，二是部落社会的独立自治。佛陀出身于释迦部落，这是一个没有君主专制统治，实现民主议事制度的自由社会。因此佛陀建立僧伽所依据的组织原则主要来自部落传统。虽然释迦部落被君主王国所灭，但是僧伽组织仍然沿袭部落社会的独立自治传统，凭籍出家僧侣的尊崇地位并不礼敬王者。这种印度佛教的传统在中国王朝稳定时期是不可能移植到华夏土壤中去的，只有到了如东晋王权极度衰落的时代，才会有以尚书令何充为代表的一众官员主张沙门不敬王者。而在北朝强权统治下，佛教顺从王权，竟至偶尔倡导沙门应敬王者，但也难逃强权灭佛之运。

当时在中国传统的礼教秩序与外来佛教的冲突中，显然佛教占了上风。这一情况正是导因于中国统一王朝解体，汉人政权式微的结果，由此佛教迎来了大兴于中国的历史机遇。一旦大一统的局面重新出现，佛教与儒家之间的天平便开始向后者倾斜。到了唐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唐玄宗和唐太宗曾下令，僧人虽可不拜皇帝，但孝道不可废，仍需礼拜父母，但不久都收回成命。而至明代，已无需皇帝下令，僧人即主动表示出家人跪拜皇帝乃天经地义之本分。中国佛教对沙门是否敬拜王者的态度变化，是最直接生动反映出中国佛教由兴至衰，最终屈服于中国传统礼教纲常的历史缩影。

四、结语

世界上自发产生了哲学思想的文化传统仅有中国、欧洲和印度三地，从文明冲突论来说，此三地很难被外来文化彻底征服。佛教传播至中国必然面对本土主流思想的制约，虽然能够兴盛一时，一旦传统思想重拾话语权终不免衰落。佛教在中国的命运始终与华夏王朝的盛衰紧密相关，与儒家传统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与之对照，佛教在东南亚的泰国、缅甸等国能够长期处于思想统治地位，则是因为他们没有与佛教同等的本土思想资源相抗衡。

参考文献：

[1]陈寿著.《三国志》裴注引魏鱼豢《魏略·西戎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859页

[2][荷]许理和著.《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页

[3]陈寿著.《三国志》裴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4页

[4]慧皎著.《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352页

[5]慧皎著.《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349页

[6]祖琇著.《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卷三，《大正藏》，第75册第121页下

作者简介：

邓曦（1975--）男，汉族，四川成都人，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宗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