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照平（中共嘉善县委党校  浙江嘉善  314100）

摘 要：本文是在大量的调研工作基础上，包括镇里村里有文字记载的材料，翻阅了大量意识形态方面的著作，关注了改革开放前后乡村变化的文献，特别是与或熟悉或陌生的村民面对面的交流，（在多种场合情境下，保证材料的真实可靠性）。从书面材料和实际情况相结合，概括罗列出类似这样的偏远乡村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五年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新变化新动态，并提出相对应的举措，希望这些建设性的意见建议能对类似的偏远乡村在治理和振兴方面起到切实的作用。

关键词：偏远；意识形态；变化；农村；对策

乡村振兴不是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本身资质和禀赋不错的乡村的振兴，而是要带动地处偏远，基础薄弱的乡村共同振兴，实现整个区域范围的乡村全都实现本质性的变化，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人是关键性因素，人的思想内核、精神状态、价值追求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条件之一，不可忽略。经过调研发现，

一、偏远乡村意识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

1.农村思想变得多元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农村的思想由单一变得多元化复杂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个体独立意识增强，集体意识减弱。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一纸契约拉开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打破了长久形成的以集体为单位的劳动方式，极大解放了农民的思想意识，提高了劳动是为了“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的积极性。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变迁，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逐渐演变成“什么都是自己的，集体干我何事”的自私自利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村集体事务漠不关心、高高挂起，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起冲突的时候，毫不犹豫的以个人利益为先，漠视甚至损害集体利益。

(2)精神世界中“仇”的成分增加，具体表现在“仇官”、“仇富”、“仇基层组织”、“仇比我强的”。现在很难看到基层组织与村民“鱼水情，一家亲”的场景，取而代之的是村民一厢情愿的认为凡是村集体做出的决定都是为了村干部自己着想，村干部富一点都是贪污的，甚至出现天下没有不贪的官等等极端片面的认识。

(3)“金钱至上”、“唯金钱论”等腐朽思想甚嚣尘上。为了金钱和利益父子反目、兄弟翻脸的戏目不时上演。

2.农民权利意识变得多样化。目前农村地区特别是县域偏远地区农民在权利方面的认识理解与过去相比呈现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以下几点现状：

(1)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在农业农村方面的不断发展，农民的家庭经济得到了普遍好转，农民对于自身的财产性权益的获得更加看重。特别是近年来，中央不断出台农业农村方面的利好政策，比如取消农业税、延长土地承包年限等，刺激了农民朴素而敏感的经济神经，经济权利不断丰富，农民的国民地位不断提升。有利于农民提高生活水平、经济水平，分享改革成果，活得更有尊严。

(2)主体权利意识仍然淡薄。由于几千年的封建道德思想的影响，我国的农民是天然的个人主义者，当有关乎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和侵害时，则毫不犹豫的跳出来表达不满和愤恨，而当公共事务需要个人出力或者表达意见时，则一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态度，一种公家的事总会有公家的人做的心理。主体参与意识和公共服务精神并没有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呈正比生长。

(3)随着农村集体土地整治和农房集聚的深入开展，通过拆迁补偿一夜暴富的想法时有滋生，往往使农民产生非理性的想法，提出非理性要求，做出非理性的诉求，使得一些基层工作很难开展而滞后。有些甚至坐等拆迁发财，将勤劳致富的传统抛之脑后。当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对政府的方针政策曲解、反抗，甚至全盘否定。

3.乡风民俗的恶化和道德水准的下滑。近年来，偏远农村的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时有发生；升学办升学宴，买房办进屋酒，甚至买个车都要放炮办喜宴；结婚嫁女天价彩礼事件也时有耳闻，这无形中加剧了攀比心理的产生和农民的经济负担。封建迷信、封建陋习仍在农村横行。具体表现：

(1)丧事大操大办。调查发现，在偏远乡村操办白事耗时漫长，一般持续5-7天，白天流水席，寓意绵延流长，晚上彻夜打麻将打牌，明为“陪作”实为赌博；流程复杂仪式繁琐，发讣文告亲戚、移尸报丧、拜忏入殓、出丧入土、丧饭转送、做七转煞等等，而且各地根据地域习性，会衍生出名目众多的规矩。比如当病人即将离世时，全家老小必须齐声痛哭，同时烧“落地钱”；死者家属报丧的时候要拿一把黑色长柄伞，伞尖朝前，那么亲属见了便知是报丧。

(2)求神拜佛常态化。通过发放调查表的形式统计发现，70%的农村家庭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会烧元宝纸钱，特别是农历七月十五和新年的时候更盛。也有很多人专门到寺庙里烧香祈福，求姻缘、求生子、求康泰、求学业等等门类繁多。

(3)算命之风公开化。近年来，偏远乡村时有大师半仙出没，由点到面蔓延，名号响彻方圆十里，甚至有人百里趋之。问卷调查其中有一问：你对算命相师是否相信，62%的调查对象选择了相信，25%的调查对象选择不可全信，只有13%的调查对象选择不信。

4.农村的宗教信仰问题有所抬头。从人数上看不断增加，宗教信仰年轻化趋势加剧，主要是偏远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比率较大，家中儿童由爷爷奶奶辈带养，儿童的自我分辨力较低，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宗教信仰的种类繁杂，有天主教、基督教，并且各类土生土长的信仰也掺杂其中。针对宗教问题专门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相关的情况梳理如下：

(1)调查时间范围，在2019年8月1日至15日半个月的时候里，走访了嘉善县西塘镇、天凝镇的八个地域上偏远行政村，发放了总计200份调查问卷，有效收回195份，有效率97.5%。

(2)调查内容，在问卷上设置如下几方面问题：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调查对象信仰类别，通过哪些渠道了解所信宗教的信息；调查对象信仰何种宗教，信仰时间多长，受哪种媒介影响；调查对象信教前后在生理心理上有什么变化；调查对象对我国宗教政策、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

(3)调查结果分析，从有效回收的195份问卷中可以看出，有宗教信仰的有87人，占比44.6%。从性别比例上看，女性信教人数有61人，占比70%。男性信教人员26人，占比30%。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农村女性信教人员远远大于男性信教人员。从年龄层次上看，30岁以下的有25人，占比28.7%，30岁至50岁的有27人，占比31%，剩余是的50岁以上的，占比40.2%，从这组数据上可以看出农村宗教信仰人数与年龄成正比，年龄越大越容易信教，这与一般宗教人群发展状况相符。另外，宗教信仰的年轻化趋势比《中国青年报》在2018年度的统计数据高了两个百分点。从所受考试程度上看，高中以上信教人员有10人，占比11.5%，初中以上信教人员有25人，占比28.7%，初中以下信教人员52人，占比59.8%。

二、经过调研分析提出如下对策

1.农村思想多元化的成因及对策

(1)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片面强调以经济成绩论英雄，忽视了思想道德建设的力度和强度，从而使两者失去了平衡，导致个人主义思想横行。农村信息获得的不均衡化，特别是移动网络高度发展的今天，人民群众每天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冲击，由于自身文化素养的单薄，缺乏对信息的过有效过滤和筛选能力，很容易受到夸大化片面化的舆论影响，进而腐朽没落的思想就有可乘之机。基层组织的对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认识不够，宣传的手法不够新颖有效，宣传的角度不够准确到位，从而使工作浮于表面，没有说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去，没有真正达到实效作用。

(2)基层工作者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在老百姓最需要的时候出现，懂得扑下身子沉下心去的重要性，在倾听中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培养与群众的感情，让群众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你的工作温度和力度。在新时代，面对世界各个角度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数量庞大鱼龙混杂的信息冲击，基层工作者要的敢于担当的勇气和果敢，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思维，善于对各种信息进行分类整合去伪存真，将真正有教育意义和宣传作用的正能量输送到人民群众心里。在互联网和移动多媒体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注重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创新和多变。在广泛利用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传播的情况下，充分挖掘网络微信、短信、钉钉等新颖独特的传播工具，结合可看性可读性思想性内涵性，且通俗易懂、易于接受的宣传内容，提升宣传的正面宣传效果和现实感染力。

2.导致偏远农村农民权利意识分化，主体意识缺失的原因及对策

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市和农村的鲜明分界和固化壁垒，将农民挡在城市文明高速发展的轨道之外，农民群体文明素养的提升远远落后于城市群体，千百年来形成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生产方式短时间内得不到根本改变，群体性格特性温和缺乏突破性，遏制了农民群体主动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创造性。那么势必提高偏远乡村农村的法律意识，在这方面法律服务的输入是比较直接有效的方式，比如一些有条件的职能部门定期提供“法律下乡”、“服务下乡”和“信息下乡”，主要体现的是国家、市场等村庄外在主体在乡村治理创新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实际上，在推进乡村治理创新的过程中，那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的各种形式的传统资源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研究表明，某些乡村的传统因素不仅未成为农村现代化的障碍因素或随着现代化而自然消失，反而却成为当前和今后进行乡村治理实践最可借用的资源。近年来，乡村治理创新的非常值得肯定的另一个趋势就是重视挖掘和利用乡村自身所蕴含的传统资源。

浙江近年来在全省大力推广的“文化礼堂”建设就是一个颇有新意的尝试，这里以我调查过的缪家的做法为例来介绍这一创新性实践。缪家的“文化礼堂”建设的基本背景是，农村经济发展以后，农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亟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筑农民群众的精神家园。镇村两级行政部门认真总结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探索出通过村级“文化礼堂”建设来发掘村庄传统治理资源，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在启动之前，就确立了根据各个村庄文化资源特色，采取不同的建设策略的总体思路。

3.治理乡风民俗问题，促进乡村道德建设

乡村治理注意体系化和实效性，应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特别是村级行政部位要有创新引领意识，健全和创新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在三治融合的过程中，强化法律权威地位，以德治滋养法治、涵养自治，让德治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在村民自治方面，引导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实现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干群融洽；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开展专项文明行动，遏制大操大办、相互攀比、“天价彩礼”、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抵制封建迷信活动。另一方面，要将硬约束与软约束结合起来，发挥道德约束和道德法则的显性功能，加强乡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包括道德惩戒机制在内的乡村道德调节和约束机制。基于建立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机制的现实需求，将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各项举措制度化、规范化。例如，各地可以结合实际，出台符合法律规定并经有关部门审核的群众广泛参与制定的村规民约，坚持奖惩相结合，对违反村规民约的不道德、不文明村民酌情给予批评教育、责成其赔礼道歉或赔偿损失等，从而使村规民约既接地气，又能得到大家的共同遵守，真正发挥其道德约束功能。

4.宗教信仰问题的分析与应对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宗教信仰的原因，30%的调查对象表示宗教信仰是受周围人群的影响，其实并不知道宗教是什么范畴，从何而来因何而去。单纯的从众心理，当周围的人群都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自己不参与其中的话，有被孤立失去信任的可能性，因此参与。有超过一半的调查对象表示有了某种宗教信仰后，心灵得到了宁静和寄托，独处的时候不会有孤独感，感觉有神灵庇护左右，走夜路也不怕了。同时大部分信教人员认为宗教信仰可以去病消灾，命寿延年，所以在条件轻微允许的情况下就受父母或者夫妻一方影响自然而然的加入信教行列。

应对农村信教问题的举措：

(1)加强宗教信仰观念的引领。在农村偏远地区，对宗教的认识途径停留在老百姓的口口相传、老一辈人自成一派信仰思想，这样的认识往往带有偏差性和误导性，不利于正确信仰思想的传承和发扬，所谓不能正确信仰不如不信仰。在这一方面的思想引导，镇村两级行政部门要有担当意识、责无旁贷。既要有理论上的积极引导，正确的宗教信仰观念通过多种渠道适时适机的传达到位，让人民群众乐于接受；又要有实践中的宣传精准化，根据地域和人员特征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影响手段和方式，使教育效果最大化。

(2)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属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宗教信仰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几十年来，在贫穷落后中摸爬滚打的劳动人民希望在精神求得安慰，鲁迅笔下的闰土在一个香炉上寻找精神慰藉，以释放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压力。因此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偏远农村的发展需要政府部门投入更多的关注，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创造更多的致富和就业机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每个人都有一份投入精力奋力耕耘的追求，提高了生活水平，充实了精神世界，自然就能正确的对待和理解宗教信仰问题了。

(3)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调整和平衡乡村宗教信仰的重要手段。在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同时，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必不可少，既美化了农村环境面貌又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利于农村文化事业的繁荣和传播。每个地方都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务必避免“拿着金饭碗要饭”的尴尬局面，大力挖掘本地区的生态文化资源，加以重组提炼包装并推向市场，既是文化的弘扬和传承，也是地方文化经济的壮大和发展。当然，也不能忽视个体的文化兴趣的激发和培养，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定期举行群众乐于接受的文化娱乐活动、民俗文化表演等，让群众参与其中。

县域偏远乡村意识形态在新形势下呈现的变化促使领导干部要有动态化管理意识，常抓常新，常抓不懈。紧紧抓住村民自治的制度载体，积极培育村民的主体意识，促成自由、平等、独立、自尊、自强的精神内核的养成。

参考文献：

[1]王善英.推进“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J/OL].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5[2019-04-15].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660.C.20190329.1354.034.html.

[2]王飞.防范媒介创新风险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J].决策探索(下)，2019(03):28

[3]袁玲红、王瑞芳.习近平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探析[J].长春大学学报，2019,29(03):69-73

[4]张爱军、李文娟.网络政治舆论与政治安全[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02):2-6

[5]党评文.牢牢扛起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责任[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04):1

[6]林建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新时代意蕴和旨归[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06):18-23

[7]刘燕荣.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做好农村意识形态工作[J].中国农业会计，2018(06):30-32

[8]赵月珍、叶常林.农村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J].新乡学院学报，2017.34(01):57-59

[9]袁李华.意识形态安全视角下我国“三农”政策制定的基本理路研究[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2

收稿日期：2020-02-17

国内刊号：CN61-1499/C

国际刊号：ISSN2095-9923

邮发代号：52-217

编辑部投稿邮箱：tougao85@163.com  tougao58@163.com

编辑部投稿热线：029-87362792  13309215487

24小时查稿专线：13309215487（同微信）

编辑部投稿QQ：693891972   51186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