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雅（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南京  210000）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当然也是更为关键的一年，但与此同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银色浪潮”席卷而来，面对其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我们只能迎面而上，抓住其中的发展新机遇，“银色经济”的概念也应运而生。关于“银色经济”的定义，专家学者众说纷纭，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银色经济与金融研究》杂志主编杨燕绥教授将“银色经济”定义为人们在对健康长寿的需求不断增加的背景条件下，社会生产、分配、流通与消费的活动以及供求关系和代际关系的统称。“银色经济”的提出和发展不仅卓有成效地缓解了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红利锐减的压力，还对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增加市场就业机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皆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联合国人口调查报告的数据标准，我国由老龄化社会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的时间预计将比美国快整整40年，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势必会影响到国内经济的发展势头。

一、劳动人口红利锐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的数据显示，我国是当前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发展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预测在之后的20年，我国老龄化将发展到一个高峰。老龄化的不断加深缩减了劳动力市场的人口红利，用工成本低不再是国内企业发展和吸引外资的突出优势，这给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速度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

二、“未富先老、未备而老”问题突出

在研究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时，我们发现相较于英国、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我国社会“未富先老、未备而老”的状况十分突出。据大数据显示，发达国家人均GDP为1万美元时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均GDP为2万美元时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而我国在1999年末步入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GDP仅为840美元。国内劳动人口红利明显缩减的同时，老龄人口红利却并没有突出的增长。

三、代际和谐和供需平衡难以实现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中，家庭养老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家庭成员供养在老年人养老资产中占比48.8%，2020年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快，劳动人口的赡养负担也不断加重，“441”、“442”的倒三角家庭结构逐渐占据主导，仅仅依靠家庭成员供养老人，负担太重。与此同时，面对“未备而老”的考验，我国社会保障和国民健康产业建设非常不完备。就社会医疗保障而言，由于缺乏提前准备，我国老龄人口的医疗服务需求与现阶段可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资源短缺的矛盾逐渐尖锐。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过度医疗与医疗服务不足的问题同时存在，医疗服务资源如何合理分配成为很棘手的问题。

四、对老年人口的关注度不够

目前我国家庭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婴幼儿及适龄儿童教育支出占比高，老龄人口消费支出占比较低，且老年人的消费支出仍以生存型消费为主，与青年人相比，老年服务项目品牌较少，为老龄人口量身打造的产品更是少之又少。诚然，青少年是社会发展的未来，但老年人却是社会稳步向前的奠基者，他们为社会燃烧奉献自己的青春，理应在年老后共享发展成果。如若国家和家庭能以重视青少年那样重视老年人，能像关注留守儿童那样关注空巢老人，那么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必有一定程度的缓和。

然而，正如杨燕绥教授所言：人口老龄化不等同于社会老化，老龄化问题不可轻视，但也不要过分悲观。在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老龄人口消费需求也越来越旺盛，我国的“银色经济”正面临着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潜能和发展机遇，因此我们更应该抓住机会，落实个人责任、政府责任和社会责任，充分发挥银色浪潮对经济的推动力。

我国目前“未备而老”的老龄化特点让我们面对银色浪潮处于较为被动的位置，那么，如何将“未备而老”变成“有备而老”呢?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孝道文化，家庭养老在老年人的养老方式选择上占据重要地位，2019年4月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需求侧视角下老年人消费及需求意愿研究报告》指出，老年人对于家庭养老的需求率高达82.05%，这说明完善家庭养老模式是实现“有备而老”的重要举措。然而，这里所言的“家庭养老”并非传统含义下的完全依靠家庭成员供养、承担对长辈赡养义务的养老方式，而是一种老年人养老的地点和环境选择，指老年人在家就可以得到身体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年轻人的赡养压力增大，落实家庭养老模式，为老年人解决养老的后顾之忧，不能仅仅依靠家庭成员，而是要发挥社会的作用，嵌入社区、机构和城市对老年人身心的照顾和服务，从而维持老年人生活健康和社会参与机能。

大数据显示，我国在2018年底有将近2.49亿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7.9%，自1999年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一直到2018年期间，我国的老年人口增长近1.18亿，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超过2亿老年人口的国家。老龄人口的不断增长势必会迎来广阔的消费市场，据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报告，到2020年我国的老龄人口消费市场规模将预计达到3.79万亿元，老龄产业市场发展前景十分明朗。国家发改委提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和消费能力”，而我国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前，老龄人口的消费需求不再拘泥于衣食住行等生存性消费，而是趋于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老龄人口对医疗健康服务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包括医疗、康复、护理和临终纾解在内的专业化以及人性化的医养服务体系亟待建立，与医养健康服务相挂钩的医护人员的市场供应也预期将出现更大的缺口，尤其是护理保健人员更是供不应求，关于这方面人员目前的现状大多是农村待就业妇女，普遍的文化水平以及专业素养不高，难以提供专业化以及精细化的护理服务。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面对这方面人才的稀缺应该首先从教育入手，对教育的知识结构、教授方法以及内容进行改革，不再盲目追求高学历，而是有针对性的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专业性人才。这种措施既填补老龄医养服务专业工作人员的稀缺，拉动老龄人口的医养服务消费，从而释放老年人口红利，同时也为劳动人口创造了可观的工作机会，提高了社会的就业率。

当前老龄人口的消费需求很旺盛，但消费能力还很不足。要想发挥“银色经济”的潜力，还需改善老龄人口的收入状况和资产结构，从根本上提高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我国老龄人口的收入情况目前主要以家庭成员供养和国家转移性支付的养老金及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为主，老年人口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不高。很多老年人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后几乎与社会脱节，退休金和养老金并不完全能保障他们体面地生活，而且被社会所“抛弃”的失落感深深影响着他们。因此，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同样很高的日本，会有很多老年人在离退休后选择重新回到社会上，寻找一份职业甚至是同时好几份兼职，一方面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老年个人收入，改善晚年生活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也充实了退休后的精神生活。这很值得我们国家加以借鉴，按照目前我国企事业单位的退休政策，一般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为55岁，而据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布的《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到2018年已达77.0岁，随着社会的发展，未来人们的寿命还会更高。在这么长的退休生活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成为“第二个黄金时期”，而非成为人生的下坡路。当然，老龄人口再就业不是仅老年人有再次就业欲望就可以的，还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各方的努力和支持，可以借鉴在实际试验中不断取得卓越成效的PPP模式，即政府及公共资源（Public）与个人及其社会资本（Private）建立多方合作（Partner-ship），其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提供政策倾斜以及资金支持，鼓励相关合适的企业或社区为退休老年人口提供就业岗位，充分利用“银色人才”，发挥老年人的智慧、知识和经验，为社会发展进步再次贡献自己的力量。英国福利设计大师贝弗里奇在规划国家社会福利制度时依据“国家供面包，自己买黄油”的理念，同样的，在我国的老龄人口资产配置中，我们也应当贯彻这个理念，一方面，在政府转移支付的养老金兜底的基础上，鼓励具有劳动能力的老龄人口积极参加再就业，增加劳动收入；另一方面，我国的老年金融行业发展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家和政府亟需组织充足的专业性金融运营人才，以及制定规范透明的老龄金融运营机制，弥补老年金融业的发展缺口，让老龄人口的闲置资产得以保值升值，能够在资本市场有效地转换为生产资本，进而转化为生产力，并给老年人带来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提升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水平，以消费拉动经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圈。

党的十九大报告多次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我们要对老年人口予以持续性充分的关注，从社会老龄化发展中看到“银色经济”的潜力和前景，并聚集社会多方力量，不但使老龄人口的晚年生活得到可靠保障，而且充分发挥“银色经济”对整个社会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

收稿日期：202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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