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2017级学生；项目名称：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双语解说词研究，项目编号为S201910697094，为省创项目阶段性成果

陕西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规范双语解说词研究

符小婷 余真真 高翔（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摘 要：陕西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在中国社会革命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也成为当今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红色文化景区质量参差不齐的双语解说词随处可见。针对延安和西安的红色文化景区展开实地考察，并将搜集的双语解说词进行理论分析和问卷调查，借此对陕西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双语解说词进行规范性研究。项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也将进一步丰富中国红色文化语料库，促进整体红色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全面、系统。

关键词：红色文化；英文解说词；规范化

陕西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资源，它占据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陕西当前设有2025处革命遗址，其中，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8处，省级基地31处，市级基地49处，县级基地128处。陕西红色文化资源是陕西重要的文化品牌，凭借便捷的交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红色旅游在旅游业中也成为最闪亮的一颗星之一。并且，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红色景点也成为更多外国友人的选择。通过对红色文化景点的了解，有利于提升陕西红色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力的红色文化产业新品牌，从而更好地推动红色文化在陕西和国际上的宣传和传播。陕西红色文化基地覆盖范围较为广泛，纵观陕西多个红色文化基地可看出，大体翻译水平较高，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拼写错误、一词多译、文体不符、文化缺失、语用失误等。除此之外，各个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英文解说词翻译各有千秋，尚未找到可借鉴的英文解说词翻译。因此，规范红色文化景点双语公共标识翻译刻不容缓。笔者走访陕西各处红色文化景区，搜集相关信息公示语英文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应地归类为需改进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并为该类交际性文本翻译进行规范化的整改，由此作为英语学习者学习的实用材料，翻译研究者的研究实例以及红色景点文化公示语翻译的重要借鉴，更便于提高陕西红色文化的国际知名度，加强对其系统化的研究。

英文解说词以交际为目的，红色文化景区展现了其在文化交流上的作用。解说词的目的是使广大游客明白并对红色文化有更深的理解，英文解说词则方便了对外交流及参观者对英文翻译的探究。从受众多元化角度观察，解说词极具借鉴意义，不仅可以帮助外国游客理解中国文化，同时还在中国本土文化传播红色文化。红色文化内涵丰富，富有民族精神。红色文化景区作为宣传红色文化的重要渠道，选择合适的英文解说词尤为重要，而合适的英文解说词应当具备精炼及清晰的特点，才能将其原汁原味地展现出来。实践离不开理论指导，红色文化景区公示语需要结合文本本身特点，在多元的翻译理论指导下进行规范化。不但要语法准确，语用无误，还要恰当处理文化空白，综合运用归化和异化、直译和意译以及其他翻译方法，使译文体现本土文化特色，便于游客理解领悟。根据周幼雅，肖永贺发现的红色旅游文本具有叙事性强、政治成分多、文化内涵丰富的特点而提出直译法，意译法和变译法等翻译方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传统翻译方法的不足：不能只关注语言本身，更要重视文化交际层面的翻译。在红色文化翻译领域中引入的功能学说和生态翻译学说等理论能使红色文化解说词在形式上及内容上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因此，笔者进行了大量的翻译理论研究，用理论联系实际，以功能翻译主义理论以及生态翻译学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对陕西红色文化出现的一些文化特色词语用错误等问题进行剖析。

一、功能翻译主义理论视阈下的红色解说词英译

最早将功能翻译理论引入红色旅游翻译分析的研究者为邓显奕、邓大飞，他们认为红色旅游英译解说词兼具表达、号召和信息三种文本功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德国提出，它既继承了传统文化翻译研究理论里一些成分，又开创了一条新的翻译指导思路，并有着翻译原则的性质。功能翻译理论有三条法则：目的性法则、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目的性法则是指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始终要明晰翻译的目的，从而可以决定自己翻译的方法，决定翻译过程当中的取舍；连贯性法则强调经翻译后的目的语要通顺易懂，符合目的语的语法规则；忠实性法则即继承传统的忠实原则，翻译不能脱离原语蓝本而存在，否则不能称之为翻译。笔者走访陕西多处红色景区，经过一系列实地考察、调查访问，发现多个红色文化景区尚未形成统一的英文解说词。据悉，陕西多个红色文化景区的英文解说词均由本景区人员译定，并未与其他红色景区达成共识。红色文化景区影响深远，供广大群众了解英文解说词的渠道多元化，有红色文化景区、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不准确的英文解说词极大可能影响大众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从而形成较为模糊的认知。

红色旅游解说词翻译存在的问题：

1.一词多义

专有名词一词多义问题尤为突出。专有名词大量出现在红色旅游解说词中，对其翻译不准确，前后不一将带给读者很大的困扰，如“红军总参谋部旧址”的翻译有“The General staff site”和“The former Site of Red Army’s General Staff”，“剿共”有“De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和“Suppressing the CPC”两种译法。又如“抗日战争”，有“Anti-Japanese War”、“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Second Sino-Japanese War”及“Japanes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多种译法。因此，在前期准备时做好专有名词的翻译和核对工作十分必要，否则既拉低翻译工作效率，又会让外国读者不知所云。

2.语用失误

人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言语交际，如果缺乏其他社会和文化背景，在跨文化交际中会产生一些误解，影响对其文化的理解。“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译文为“shaan-gan-ning-jin-sui joint defense headquarters”，外国读者对于中国地理区域划分的背景知识了解程度并不高，若缺少补充说明会令人费解，可在译文后加注（i.e.Shaanxi-Gansu-Ningxia-Shanxi-Suiyuan Province），补充文本中提到的省份的全称将帮助外国读者理解抗战历程。“三三制”译文为“three thirds system”。这般简单直译会让读者一头雾水，完全无法通过几个数字而理解其对边区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所以应加注（i.e.Among the anti-Japanese democratic regimes,Communists,leftist progressives,intermediates and other molecules accounted for roughly one-third each）。凸显中国红色文化的词语不该粗率翻译，理当精细加工，还原历史场景，这样读者才能明白其中含义，从而进行跨交际文化交流。

3.文化缺失

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些汉语是可以在英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表达方式，常见的是专有名词，但是一些中文仍然无法与相应的英文翻译，例如“二流子”，并未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译文，而采用强行直译的方法将其译出效果甚微。笔者在红色文化景区找到其相关译文“good-for-nothing individuals”，意思是“无用之人”，“二流子”在意义上不等同于“无用之人”，两种意思很难联系在一起，经查阅，笔者认为“loafer”更符合“二流子”的说法。由此可见，在没有可参考的译文时，译者应在理解的基础上甄选词语才好将其含义准确表达出来。

综上述，由于翻译的目的是对原作中的事件的概述及场景的还原，这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了解目标读者的用语习惯，进行适当取舍，从而保留原文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不能仅凭主观臆断，随意选词搪塞过去。根据目的性法则，翻译本身就是面向目标文化的读者，原作目的与译作目的可以不是出于同一目的，但译作要符合原作的目的及情感表达。此外，由于翻译的忠实性法则强调了译者要兼顾与原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能在原作与译文之间灵活转换，使译文尽量切合原文，符合读者文化的环境，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借此达到忠实的目的。翻译的连贯性法则要求译作上下文要保持一致，若出现翻译词语前后不一致、漏译等情况则大大引起读者的疑惑。因此，译者需明确翻译目的，了解文化环境，恰当选词，忠实原文，在译作中能保证文章前后一致、逻辑清晰、流畅通顺，则能出色完成翻译任务。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视阈下的红色解说词英译

生态翻译学起步于二十一世纪初，“生态理念”指的是从自然环境保护转移到许多如翻译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理念。生态翻译学强调在翻译行为完成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所有涉及的主体和因素。游客是这个生态环境中的成分之一，译者是翻译行为的实施者，这就需要译者结合所学知识客观公正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翻译生态环境的复杂性，还需要译者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最优解决原文、译者及读者等冲突，从而实现生态平衡。翻译红色旅游公示语的目的除了提供基本原本信息外，还要表现语言魅力，包括原本信息的情感和生动性，从而增强游客继续观赏的兴趣，完成告示语服务、引导和教育的使命。例如，在周恩来旧居的原文介绍为“（周恩来）抗日战争胜利后，和王若飞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经过43天的艰苦斗争，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其译文为“After the victory over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he accompanied Mao Zedong to Chongqing for negotiation with KMT.After 43 days’hard work,the Double-Tenth Agreement was assigned.”译文将原文中的“艰苦斗争”直接译成“hard work”，如此的轻描淡写却没有表现出当时谈判的艰辛与不易，此处若将“hard work”改为“arduous struggle”等具有感情色彩的词语是否能创设情景，还原当时情形，更显真实生动，更加符合我国生态翻译研究理论的适应性选择。

然而，不同红色文化基地对于同一个解说词翻译稍有偏差，极有可能影响读者的认知以及理解。在对广大师生发放的调查问卷的结果分析中，笔者发现受访者对解说词的英文翻译选择不尽相同：相对于较为常见的英文翻译选择大致趋同，如选择“国民党”所对应的译文“Nationalist Party of China”多于“Kuomintang”、“抗日战争”的译文“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多于“Anti-Japanese War”等；但遇到较为生疏的英文解说词时，由于受访者事先并不了解其对应的译文，往往仅凭个人感觉做出选择，甚至对于“右倾”的译文是“the rightist political line”还是“right deviation”都无法确定。但选择偏多的版本一定是最为合适的译文吗？其实不然，在真理面前，“少数服从多数”并不具有说服力。要判断该译文是否准确还应当综合考虑多方面要素，是否符合用语习惯，是否符合翻译的生态环境。不仅如此，个别词也应当考虑使用专门术语，即汉语拼音、威氏拼音法，这样才能恰当地将其翻译出来。综合运用多元翻译理论及翻译方法，才能恰当地将该词内涵表达出来。

三、结语

由于红色文化对当代人群具有借鉴意义，如今中国极具影响力，红色文化也彰显中国的大国风范。英文解说词的规范能提高参观者的观赏兴趣，增加对当地相关历史文化的认识，还对其他地方红色文化公示语翻译还具有借鉴意义。同时，英文解说词的规范作为英语学习者学习欣赏的材料，便于理解和运用，还作为翻译研究者的实例，进行较为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除此之外，公示语的英语翻译展示着我国的英语水平，正确、规范、上佳的英文版本翻译体现着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及国际化程度。恰当的红色文化英文解说词翻译文本能加深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更能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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