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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融 “古今中西”视角下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问题初探
新丝路杂志(下旬刊)官方网站   2020-09-03 07:24:16 作者:新丝路杂志社 来源: 文字大小:[][][]

陈乐融(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市  200444)

要:构筑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且具有牵引作用的文化是推动一个文明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国近代以来围绕文化建设古今中西问题的困局展开了无数激烈的交锋,至今未能获得定论。无论是出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及国民现代化水平的需要、抑或是基于增强文化软实力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地位都是不可取代的。本文将基于古今中西问题视角,立足于泰勒的三个现代性隐忧,进而先立后破、阐发关于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方向的合理探讨与思考。

关键词:文化建设;现代化;现代性;古今问题;中西问题

 

一、近现代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及主要方向

纵观近现代发展一百八十年来的历史,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是由军事、工业、政治及文化四个方面由表及里层层推进、逐步加深的。毫无疑问,社会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体系的最后一环,亦是最难以达成与实现的关键一环。基于小农经济形态,中国古代文化大体上是处在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中的;中国自古以来便拥有广袤的土地,被农耕文明所滋养,一直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相较于海洋文明来说生存压力较小,注重的基本是人与社会及其秩序的建构、推崇的大多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或其他的某种连结与关系,因而中国的农耕文明所发展出来的文化常常被称作为以经验及感知为主的体系,而由海洋文明所衍生而成的西方的文化则往往呈现出具有求真且渴望确定性的知识的特点。中西文化自其诞生之日起便天然地拥有巨大的地域性及差异性;因而,当西方文明通过外在的武力手段于一朝之间强势“击入”中国大地之时,新的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关系处理方式便被人为地改变了,中西文化不断地冲突、融合,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新文化观在无奈之中被打乱、重新构建。

近代中国曾就中西文化问题、古今文化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交锋,问题焦点主要聚焦于三点,即应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用怎样的态度看待外来西方文化以及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新文化;对于这三个问题的不同态度及处理方式将近代以来的各学派、观点划分成了三大类,一是主张文化全盘西化,二是呼吁复古、坚持文化上的“中国本位”,三是走中间道路、实现中西古今文化的融会贯通;它们的处理方式、即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范式仍需在纵观流派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探索。

二、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意义旨归

宏观来看文化建设在文明的发轫与成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不可否认,文化自然而然形成的,仅作为消极的被动反应物而存在;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除却由特定自然与社会环境所孕育的天然的那部分外,文化还存在着能够且需要被建设的部分,这一部分往往对客观现实中的物质社会具有着极其重要的牵引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文明进化的链条与拉力;在当今中国社会,这一部分文化的向上拉力作用则集中体现为文化“现代化”建设。

先,文化现代化承载着增强国家和民族向心力的重要责任;文化在国家社会生活中是作为生存环境而存在着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体与群体的。国家作为共同的政体而存在,亦作为一种政治机器而客观运行着,仅代表其自身各部分机械的、拼接的总体之和。而文化作为一种主客观上的存在物,是整体的、更是大于部分之和的,它的存在并不能被分割,一旦存在且生长于个人或群体之间则是完整的、是不被三维空间或时间概念所左右的;相对于国家这一政体来说,文化对于个体与群体的归属感及向心力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一直有文化共同体传统的中国来说、甚至是拥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基于这种意义,当代中国适应经济与政治现代化需求的社会主义文化仍需要肩负起其增强国家和民族向心力的责任,这便突显了建设独特的现代化文化的紧迫性。

其次,文化现代化在当代中国发挥着凝聚社会共识关键作用;文化是生活的反映,亦牵引着生命的发展动向。西方在构建文化架构时,对于政治文化与伦理道德文化之间的界限是有着明确而清晰的区分的,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西方国家政治文化中的善往往会攻击、损害到伦理道德文化层次上的善。区别于西方的文化构建模式,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家国同构的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仁政是基于“人性本善”的道德伦理文化的。基于这种意义,在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不单单涉及到构建政治文化、抑或是构建伦理道德文化的某一项或是某一方面,而是由文化层面向内外辐射,进而涉及到整个国家和社会共识的问题,更是有益于凝聚起有别于其他文明的整体文化,对国家政治、乃至日常生活都具有全局性与整体性的影响作用;因而,建设适应于当代中国现实的现代化文化对于凝聚社会共识、增强国家及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意义。

再次,文化现代化是当代中国实现国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是决定性的力量,国民性是衡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改造国民性”、“提升国民素质”等人的现代化是自近代以来便被频繁提及的话题。第一,国民性是一定社会关系之下的产物,改造国民性,则需创新文化、推进文化的现代化建设;第二,国民性的培养需借助于社会整体风气的现代化滋润,而社会风气的现代化必然也不可能不借助于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基于这种意义,建设现代化的文化以适应整体社会关系、重塑社会风气,进而实现国民现代化的路径对于当代中国整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来说是十分必要且关键的。

最后,文化现代化是当今中国实施文化软实力工程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能否与时俱进、能否集聚社会能量、能否喜闻乐见、能否影响深远、能否囊括万象、能否推动生产、能否流传百世皆是客观上评估文化建设工程的重要标准与指标。社会现代化是当前中国的客观实际与需求,文化现代化作为构建现代化文明中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一环,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之间密不可分,文化现代化是文化科学化、理性化、大众化的过程,更是提高文化发展性、创新性、包容性等特点的法宝;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求本身便内蕴着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基于这种意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不能缺少文化现代化的牵引,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亦需要通过其软实力的提升而进一步地助推;因而,当今中国建设文化软实力工程必须呼应文化现代化的要求。

无论是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及向心力与国民现代化的手段、抑或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一环来看,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意义都是不可否认的,因而应积极寻找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最合适、最有益方向,构建具有独特性的中国现代文化,推动中国现代化整体事业的向好、向上发展。

三、基于“古今中西”视域的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方向的探讨

泰勒认为作为现代化结晶的现代性有三点隐忧归——过度的个人主义、工具主义理性及它们辐射到政治层面的可怕后果;它们亦是在当代中国建设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着重考虑的三点。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需要先破后立、警惕现代性中过高的的个人主义、工具主义理性及其在政治生活中造成的可怖后果,进而在古今中西的视角之下先立后破,探索出自身的文化现代化建设方向。

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时刻注意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坚持先破后立;泰勒在《现代性的隐忧》中曾提出过三个现代化结果——现代性的负面效应。第一,缺少对外部坏境及事物、他人及社会的关心的个人主义;这将会导致生活意义的缺失及变态的“自恋”,这样的观点很明显是与中华文化的传统及文化环境背道而驰的、是与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及生活习惯截然相反的;以主流传统文化儒学为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及每一个单独的部门都是具有联系且需要发生联系的,且更进一步来说还具有与自然发生联系的客观需求,因而需要高度关注这种个人主义的危险取向,否则则会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破碎。另外,泰勒在其书中着重描述了个人主义的消极影响及危害,其认为浅显的相对主义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盲目地追求自我的真实性及道德理想与自我实现,导致生活的“狭隘化和平庸化”;其实,这种个人主义之下的相对主义所持的观点蕴含着认同差异的前提,但差异本身并不能产生认同差异的平等价值基础,只有“某些有价值得属性、共同的或互补的”才能“压倒”存在的“差异”,但这需要通过“共享”与“参与式的”要素发挥作用才能得以实现[1],因而个人主义究其本身的逻辑上来说,本就在某种程度上无法自洽、甚至自相矛盾。第二与第三则是过度地将“管用”视作为尺度衡量万事万物的工具主义理性、以及把个人主义与工具主义理性诉诸于政治生活之上而导致的“温和的”专制主义。

这三种现代性的隐忧警醒我们应在构建现代化文化之时坚持塑造以保持与外部社会连结为内容的文化观点,并在其中强调保持对于他人、社会及政治关注度的重要性,用文化引导个体乃至群体对于“交流”的兴趣;警惕对于效用整合的一味追求,以文化建设形成的整体合力建造出向上的社会牵引力,进而塑造并输出减少工具主义理性使用频率的观点;同时还需特别注重在政治文化建设中对于政治参与意识的强化,在文化中鼓励参政议政,以消解个人主义及工具主义理性对于政治文化的侵扰,抵御“温和的”专制主义的恶性循环。另外,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应当基于古今中西的视角进行探索,力求先立后破;即文化在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的同时,也应强调起它自身所拥有的独立性与超前于时代发展的前瞻性特征,杜绝让“社会系统”以绝对的压倒性之势将“文化系统”吞没[2]。正所谓先立后破、不立不破;在当今中国若欲实现独特的文化现代化,则必须突破古今中西非此即彼、誓不两立的界限,将其融入文化现代化的建设之中,并使它们相互吸纳、相互塑造,以更为健康的心态不断寻求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自我突破,最终实现发展与提升。

综上,基于传统“古今中西”视域意义下的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需要遵循先破后立、先立后破的发展原则及方向,借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等制度手段有原则地在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化解并破除中西对立及古今有别的僵化思维定式,以包容的态度与坚定的信心扬弃地走出属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独特的文化现代化之路。

 

注释:

[1]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60

[2]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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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3]甘阳.古今中西之争[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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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乐融(1997--)女,湖北武汉人,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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