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丽热巴·阿吉艾克拜尔（五邑大学生物科技与大健康学院，广东江门  529020）
摘 要：本文对历年来新疆吐鲁番考古发现的纸质文书《论语郑氏注》进行介绍，这些《论语郑玄注》虽然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仍不失为理解儒家典籍本身及其传播历史的重要文献。《论语郑玄注》流传至新疆吐鲁番地区成为当地重要的教学内容。
关键词：《论语郑氏注》；吐鲁番；文书；教育

《论语》虽然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但它的文学价值很高，它是先秦文学的典范，是文学史的重要研究资料。东汉时期，经学大师郑玄用12年的时间写成了《论语郑氏注》。北朝时期《论语郑氏注》较为流传，到了唐代不被人重视，宋代以后基本上就失传了。
20世纪初以来，《论语郑玄注》的纸质残本主要出土于敦煌、吐鲁番两地，而且数量可观，这些文书中的《论语郑玄注》，绝大部分部以不同的书法风格展示于世人，感受到古人真实的学习、生活的气息，为后人研究《论语郑玄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1959年至197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19号、27号、85号、184号、363号五座墓中，共发现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20多件。这些纸质文书残卷，历经1200余年的沧桑历程，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虽然有不同程度的缺损，但仍然可以看到《论语郑氏注》中的句子。
1997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清理的鄯善县洋海1号墓时发现了大量的纸质文书，墓主人是一位叫张祖的文人，在他的墓中发现了一件典籍写本残叶。这件《郑注》前后均缺，两面均有文字，原存9行。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朱玉麒对该文书残件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正面应为《论语郑氏注》“尧曰”第二章后部，背面应为佚名《孝经义》序言前部。[1]该文书虽有残缺，但都是中国古代的典籍，说明墓主人张祖生前喜欢读这些典籍，死后还被随葬在自己的墓穴里，可见《论语》等典籍在吐鲁番的流传。张祖墓出土《论语》古注和《孝经义》，为我们认识阚氏高昌王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
《唐景龙四年卜天寿写本论语郑氏注》，196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中发掘出土了7件纸质文书残卷，其中包括这件《唐景龙四年卜天寿写本论语郑氏注》。该文书长538厘米，高27厘米。该写本残卷，共178行，每行20字左右，内容相对完整。[2]它的内容涵盖了《论语》的正文以及对正文的注释。该文书卷末写有“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第五，论语”二行文字。说明该文书是《论语》的前五篇。首卷残，缺《学而》整篇，存《为政》“何为则民服”章以下15行及《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该文书收录于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10本书中的第七册。
我们从文书的最后写有“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状”字样了解到，该文书的抄写者是一位12岁的小学生卜天寿，抄写时间是“景龙四年三月一日，就是公元719年，抄写者的籍贯是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表明在1200多年前，在大一统的格局之下，新疆吐鲁番地区学校教育体制和中原地区一样完备，覆盖到乡里，足见当地对教育的重视，而《论语》则是学生们学习的主要课本。文书书写工整，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稚嫩的气息，而且还有一些错别字。该文书还附有卜天寿写下的诗句：“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鹹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落日西山夏（下），潢（黄）河东海流。人（生）不满百，恒作万年优（忧）。”这些小学生书写的文字里，虽然有些错别字，但生动活泼、情趣盎然。这里的“义学生卜天寿”，表明卜天寿上的是当地的私立学校，这些民间私塾教育，是唐朝官办教学的有力补充，扩大了教育的覆盖面，说明当时学校教育在吐鲁番得到了普及。
《唐景龙四年卜天寿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有很高的文献研究价值，其年代比敦煌写本《论语郑氏注》早180年，并且这几篇都是过去未曾发现或未曾完整发现。另外，《唐景龙四年卜天寿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对研究郑学也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1964年阿斯塔那27号墓出土10件纸质文书残卷，其中包括4件《论语郑氏注》残卷：第一件存166行，包括《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五篇；第二件存95行，也包括《雍也》至《乡党》五篇；第三件存50行，包括《雍也》、《述而》二篇；第四件存40行，为《雍也》篇。这四件郑注内容重复，笔迹不同。据第三件末记“高昌县学生贾忠礼写”、“学生李会藏写”推断，这些纸质文书是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文书中出现的贾忠礼、李会藏等学生，认真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作业。
另外，阿斯塔那27号墓还出土了一件《论语》对策残卷，是研究唐代科举考试内容的重要文献。在这批文书中，由高昌县学生贾忠礼的《论语》手抄本，是其中一页，[3]长24厘米，宽25厘米。该页采用正书小楷，书写工整，文字清新秀丽，由此可知唐代吐鲁番的汉字书法艺术达到较高水平。专家们推断，高昌县学生贾忠礼上的是一所官办学校，而非私学。
1966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360号墓中发现纸质文书10件，[4]其中一件是《论语郑氏注》残卷。文书正文共存墨书27行，内容属《论语·公冶长篇第五》。起于“不欲人之加诸我”句的“欲”字，止于“子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句的“日”字。残卷文字表明，除第十行的注文分属于二片而可互相连接外，其余各片之间由于剪裁均有不同程度的断缺。考古人员在阿斯塔那360号墓发现的一件户籍文书中写的“开元二年（714）二月”，为《论语郑氏注》残卷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不知什么原因，阿斯塔那360号墓出土的这件《论语郑氏注》残卷，未收入于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10本书中，但不失为重要的古籍资料。
196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9号墓共出土21件纸质文书残卷，其中有一件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公冶长篇”。该文书收录于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10本书中的第六册。
1967年，吐鲁番阿斯塔那85号墓共出土1件纸质文书残卷，就是古写本《论语郑氏注》“公冶长篇”。该文书收录于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10本书中的第九册。
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84号墓出土10件纸质文书，其中《论语郑氏注》出土时残损不一，经工作人员拼合，存95行，包括《雍也》、《述而》二篇。该文书收录于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10本书中的第八册。
综上所述，吐鲁番不同墓葬发现的《论语郑氏注》残卷，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境内出土的重要文献，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对新疆乃至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唐朝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由于统治者重视教育，因此教育非常之发达。隋朝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到了唐朝更加完善，使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教育。唐朝承袭了隋朝的教育体制，在中央设置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各州、县、乡镇都设有相应的教学建制。到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府州县学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并形成相对完备的制度。唐代私学也比较普遍，既有名士大儒的传道授业，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私立小学，《礼记》、《左传》，《诗经》、《周礼》、《仪礼》、《易经》、《尚书》、《孝经》、《论语》都是教学用的重要书籍。从出土文书来看，唐代吐鲁番不仅有政府管理设立的学校，而且也有私塾教学。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多件《论语》，其中大多为官、私塾教材课本学生抄本，说明唐代西域虽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带，但依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郑玄是东汉时期的经学大师，他对《论语》的注释文本《论语郑氏注》，在研究《论语》中占有重要地位。《论语郑氏注》南宋以后就失传了，研究上也比较薄弱，而上世纪以来吐鲁番出土的《论语郑氏注》残卷，无疑填补了文献缺少的不足。吐鲁番发现的这些《论语郑氏注》抄本残卷，以及吐鲁番发现的许多汉文文书和其他历史文物，充分说明吐鲁番地区在北朝至唐朝时期不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就同内地一致，在学校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上，与中原内地没有区别。

注释：
[1]荣新江、李肖、孟宪实.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文物，2007.2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说明.文物，1972.2
[3]深圳博物馆编.丝路遗韵——新疆出土文物展图录.文物出版社出版，2011.162
[4]柳洪亮.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360号墓出土文书.考古，1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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