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武 马川鑫 范鹏飞 孔德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西安  710055）

摘 要：随着国家新高考改革的陆续实施，对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既是一次重大机遇，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本文通过深入研究高考改革的本质特征，对比分析不同省市改革方案的差异性，发现改革带来的高等院校人才选拔方案制定难度加大，中学培养方案的调整导致了学生个体化差异凸显，高等院校专业和学科间生源差距迅速加大及考生选考科目挂钩高考志愿填报带来的选考难等方面的问题不断放大。为更好地应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本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对高等院校人才选拔工作提出具体的建议。高等院校必须结合自身专业特色全力推进大类培养；加强研究，制定合理的专业选考并优化专业培养方案；主动走进中学，提前介入中学生职业规划；加强与优质中学的教育衔接。

关键词：新高考改革；大类培养；人才选拔；选考科目；招生宣传

基金项目：陕西省思想政治工作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编号：SZ125

作者简介：刘晓武（1969--）男，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校党务及思想政治教育。

前言

考试招生制度是国家基本教育制度，是人才培养的枢纽环节，关系到国家发展大计。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对人才能力要求的提高，原本统一的选拔标准和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人才需求，且难以适应高等院校的特色办学。新高考改革的实行，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科学选拔各类人才和维护社会公平”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将“增加学生选择权，促进科学选才”作为改革的核心内容，将“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将“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改革考试形式和内容、改革招生录取机制、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作为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科学的人才选拔新机制，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素质教育，本研究针对新高考的政策性变化，提出了选考科目设定的原则和方法，并对高校招生的影响做出整体分析，旨在指导高校一方面抓住改革机遇，提升办学特色和办学成果；另一方面要加强分析研究，妥善应对新高考改革所带来的新挑战，为高校的招生工作和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提供借鉴。

新高考改革对学校人才选拔方案制定的影响

招生制度改革的核心是高等院校招生模式的变革，差异性的投档方式给高校录取带来巨大的挑战。浙江省采用“专业+院校”的志愿模式，按专业进行投档，专业之间不能进行调剂，且将考生成绩分段投档、分段录取。上海市将高校各专业选考科目进行归类，相同选考科目的专业设置为同一个专业组，采用“专业组+院校”的志愿模式，专业组内计划总数整体投档，同一个专业组内的专业之间可按规则进行调剂，且将批次线上考生同时投档。“一省一市”改革的差异性从成绩构成、专业分组、投档规则等关键录取环节就进行了较大的调整^[1]。高校需要深入学习研究各省政策规定，科学制定招生和培养方案，在规则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凸显自身优势。

中学培养方案的制定需凸显学生个体化差异

高考制度改革的初衷是增加学生选择权，促进学生个性化、多样化发展。改革带来了几点变化：一是中学采用“走班制”教学，打破了传统的行政班管理^[2]；二是科目选考，打破了传统的文理分科模式。结合上海市选考科目报名人数情况，可以看出，学生选择科目冷热不均，如图1所示，2019年高考考生中，地理成为最热门学科，政治最不受学生欢迎，选报物理学生严重不足。如图2所示，2017年在上海招生高校只有49.5%的专业限制选考科目，但是2018年《教育部指引》规定68.82%的专业必须限定选考科目。通过图3对比，一是物理要求最高，选报物理是高考志愿填报时可选报专业最多的一门课程，而要求选考地理的专业很少；二是高校在2017年高考选考科目方案制定中，对物理和化学科目要求明显较低，反而对其他科目要求高于《指引》。在高等院校专业培养中，理工科专业的基础是物理，高中物理科目选考遭遇冷遇，录取考生物理基础偏弱，非常不利于高等院校专业建设，并对其人才选拔和培养工作造成明显压力。

图1  2019年上海市高考考生各科目选考人数统计

图2  2017年上海市高校选考和2018《教育部指引》整体要求对比

图3  2017年上海市高校选考和2018《教育部指引》各科目要求对比

高校各专业间生源差距迅速拉大

新高考制度改革的重点是高校招生录取机制，增强高校的选择性，强化学生对专业的选择，学生“选大学”转换成“选专业”。新高考制度改革以专业和学科为导向，将专业志愿和学校志愿在高考录取中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事实上，高校各专业的办学水平和社会影响力并不均衡，社会认可度不高的专业，因无法进行校内专业间调剂，导致专业间分数差距迅速加大。通过调研部分高校招生实际，同一高校不同专业间录取分差扩大到上百分，部分专业甚至通过征集志愿、降低分数段都无法完成计划，遭遇专业办学危机。整体来看，“专业（组）+学校”的平行志愿投档模式，固然会对高校优化专业布局结构、内涵建设带来正向激励，但不可忽视的是，由于近十年中国高等院校的综合发展，导致现有专业已经在综合实力、社会认可度、就业质量、发展空间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必然会对高校在专业布局调整上带来巨大挑战^[3]。

考生选考科目挂钩高考志愿产生的选考难问题更加突出

高考政策“三年早知道”，按照新高考改革制度模式，学生进入高一就将参考院校公布专业选考科目要求，结合自身兴趣爱好和科目特长选择高考科目，高考将所选科目成绩计入高考总分。专业选择前置给中学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学生需要提前了解高校专业设置、学科建设、专业发展，以便更好的定位选考科目^[4]。这对于刚步入高中阶段15岁左右的学生是巨大的挑战，其关系到自己大学所就读专业，甚至是一生将要从事的行业。由此可以看出，新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后，尽管录取公开程度不断加大，“出分填报+平行志愿”的高考录取模式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高分考生，避免高分考生脱档，然而专业选择前置进一步加大学生选择的难度和压力。高等院校需要发挥自身优势，在宣传学校和专业的同时，有义务给学生和家长提供客观的、科学的职业人生规划与指导。

推进大类培养，提升院校人才培养水平

新高考改革“专业（组）+学校”的填报志愿模式，对学校专业建设和学科培育带来了更大的考验，弱势学科和冷门专业在考生填报志愿中被忽视，将导致专业计划难以完成或分数断档等问题逐渐凸显。为了更好地选材和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大类招生和大类培养已经势在必行。大类招生一是有利于学生高考志愿填报，实际录取的是一个专业组，避免了考生填报专业志愿的盲目性^[5]；二是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同一专业类学生入学第一年全部在同样的环境学习生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间交流沟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高等院校需要结合学校学科体系、专业结构、培养要求等诸多因素，制定完善的专业大类划分和大类培养方案，细化专业分流办法，逐步推进同学科或相近学科大类招生和大类培养工作，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水平。

制定合理的专业培养方案和专业选考科目标准

国家改革的方向旨在建立基于“两依据一参考”的新高考制度模式，学生选考科目的选择是个人素质和发展方向的体现^[6]。高等院校在人才选拔中，秉持广泛性、优等化、持续性原则，在专业的选考科目设置上普遍考虑生源范围最大化，尤其不同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在国家规定的选考科目范围内，尽可能的放开，以获得更广泛的生源报考范围为准则。然而学生进入大学后，因为部分课程高中基础较为薄弱，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中较为吃力，影响学生的专业学习和职业发展。这就要求，高等院校一方面在专业选考科目标准设定上要结合专业实际，以培养人才为准则，以教育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制定完善的专业选考科目标准；另一方面要适时调整专业培养方案，查缺补漏，综合评价各年级学习特点、成绩分布，制定适合学生的专业教学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达到育人效果和巩固育人成果。

主动走进中学，提前介入中学生职业规划

新高考改革将“增加学生选择权，促进科学选才”作为改革的核心内容，“自主选择权”的首要条件就是准确把握自身定位，提前了解并熟悉学校情况，精准职业人生规划^[7]。在改革省份，家长也通过生涯评测、性格测试等方法，提前为孩子做职业规划，了解孩子适合的院校专业和发展目标。中学需要给学生搭建更多的、优质的服务平台，开设生涯指导课，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来校讲座。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更是人才储备的宽大容器，可以此为契机，选拔相关领域的专家教授走进中学、走进课堂，详细解读学校办学定位、专业特色、社会需求、发展趋势，帮助学生定位自身优势，了解院校，了解专业，了解职业，选择适合自己的成才成长通道，助力中学生的成长和职业人生规划，更为学校和家庭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深化与优质中学的合作，加强选才育人教育衔接

随着国家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全面推行，传统的流动式招生宣传模式将被颠覆，需要建立稳定的招生宣传阵地，和中学开展深入交流、深度合作。从广泛度上讲，高等院校的宣传主体是社会，从精准度上看，高中依然是高等院校的主阵营，院校需要和中学建立长期的、可持续的交流与合作，在中学建立生源基地，签订合作协议，共同进步相互提高。中学培养环节，课外素质学分和课外实践是教学的必修课，高等院校可发挥自身优势^[8]，一是在大学建立中学生实习实践基地，定期要求中学生参加大学之旅研学活动；二是利用中学生寒暑假，组织开展冬令营和夏令营活动；三是以高等院校科技竞赛和学科竞赛为依托，选拔一批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强的学生，参与其中相互提高。

结语

综上，随着国家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的推行，高等院校需提前介入中学生职业规划，进一步深化与中学的合作，贯通人才成长渠道，优化招生宣传方案，结合新变化和新要求，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出满足政策规定、高校要求、我省经济发展需要和国家“时代新人”培养要求的人才选拔新方案。

参考文献：

[1]李立峰.院校专业组:高考投档录取改革的核心枢纽[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26-130

[2]靳海静、臧岳铭、靳海洁.高考改革背景下“走班制”教学的问题及优化[J].教学与管理（中学版），2020(6):29-31

[3]丁学莲.论高考综合改革的未来方向——基于考试科目选择权的变化[J].教学与管理（中学版），2020(5):75-78

[4]乐毅、温莉莉、李文倩.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增加学生选择性的举措及问题论析——以上海市和浙江省为例[J].高校教育管理，2019.13(4):39-47

[5]赵菊梅.传统与变革:我国本科院校大类招生培养模式与分类体系[J].现代教育管理，2020(8):43-52

[6]田爱丽、严凌燕.高校综合评价招生的理论、实践与展望——以上海市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学校为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报），2018.36(3):69-78

[7]詹缘.新高考选科现状与对策分析[J].新商务周刊，2020(4):271

[8]王鹏.关于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高校招生机制改革的研究[J].南北桥，2020(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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