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昇
（中共金华市委党校，浙江金华  321004）
摘 要：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以学识渊博，思想“博杂”著称，然博必有边界，杂亦有通约。纵观吕祖谦的一生，政治思维串联了其一生的重要事件，成为其思维世界的逻辑原点。政治世家的学术传统，促使其不仅承中原文献之传，并成为浙东学派的学术领袖，影响深远。从政经历促使其思考治道原理史学进步性和治法纲纪的的历史有效性，力求将内圣外王升华为实体达用之治，催生了近世治体思想。艰难的时事、浇薄的风俗促使其投身教育，“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的实学教育不仅实现了在下移俗，再上美政，而且把中国的书院教育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至今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吕祖谦；政治；教育；治道；治法
基金项目：金华市社科联2020年重点课题，编号：ZD2020002。
作者简介：陆昇（1983--）女，浙江金华人，中共金华市委党校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浙江金华人，南宋乾道、淳熙年间重要的思想家，与朱熹、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他学识渊博、视野宏阔，长久以来，人们对其思想概括呈多维面向：性命之学有之，事功学有之、史学有之、心学有之，理学亦有之，难名“一学”，皆言“博杂”。然博必有边界，杂亦有通约。纵观吕祖谦的一生，政治思维串联了其一生的重要事件，成为其思维世界的逻辑原点。
一、承前启后：政治世家的家学传统
吕氏家族在赵宋政权极尽荣耀，“本朝一家为宰执者，吕氏最盛”[1]。他的先祖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在北宋时都曾官拜宰相，伯祖吕好问辅佐高宗在南方建立政，功业横跨两宋。吕氏家族至吕祖谦已经十世官宦，虽家道中落，但仍能蒙荫入官。孟子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吕氏家族富泽绵延的一个重要法宝应该是诗书传家，吕氏家族是学术世家，家族学者载入《宋元学案》有六世22人之多。特殊的政治地位加之深厚的家学渊源促使吕祖谦承载延续家族荣耀，传承家学传统的使命与责任。
1.“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德”的学统
钱穆言：“自东汉以来，因有累世经学，而有累世公卿，于是而有门第之产生，自有门第，于是有累世之学业。”[2]学者罗莹曾对宋代48个文化家族进行统计，像吕氏家族这样既因事立功，在政坛上具有影响力，又文脉相承，拥有学术话语权的家族别无他者。吕祖谦先祖都是科举入仕，且博通经史，六世祖吕公著是吕氏家族载入《宋元学案》第一人，也是吕氏家学的实际开创者。后经高祖吕希哲、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等几代人努力逐渐形成吕氏家学。全祖望在评价吕本中时言：“愚以为先生之家学，在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3]“吕祖谦也言：“看史非欲闻见该博，正是要‘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4]
“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德”的学统使吕氏家族德业交著，而且弥补了南渡后文化断层的局面，全祖望在阐释吕氏家学时言“故中原文献之传，犹归吕氏，其余大儒弗及也。”[5]元朝彭飞言：“祖谦以中原文献之传，岿然为渡江后大宗”。[6]蒙文通指出：“南渡之学，以女婺为大宗，实集北宋三家之成。”[7]可见，中原文献之传是吕氏家学的标志，这里的中原超越了河南乃至黄河流域的地理概念，泛指北宋，且具有政治意涵，文献最早出现在《论语·八佾》，朱熹注释曰：“文，典籍也；献，贤也。[8]文献不仅涵盖书籍等文化载体，还包括没有记录在册的言行轶事、风俗礼仪等文化精神，据吕祖谦释：“昔我伯祖垣公受中原文献之传，载之而南……于是嵩洛、关辅诸儒之源流靡不讲；庆历、元祐群叟之本末靡不咨。”[9]文献应该包括以嵩洛、关辅之学，以及庆历、元祐之政、前者记言，后者制度。无疑吕祖谦是中原文献之传集大成者，不仅弟吕祖俭为其作的《圹记》、朱熹的《祭吕伯恭著作文》予以肯定，后世著作如《宋史》《宋元学案》均有记载。
2.“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学风
吕公著治学杂博，宽厚包容，广交天下学人，与当时主要学派如新学的王安石、象学的邵雍、二程的理学都保持良好私人关系。其子吕希哲因父而转益多师，遍交名宿，集益之功，至广且大，形成“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吕氏学风。希哲之孙，吕本中学术成就更超前辈，出入各学派，吸收各种思想，主张“不偏不倚，德无常师”的为学之道。吕祖谦从小就跟随吕本中，伯祖过世后从游林之奇、汪应辰、韩元吉、刘勉之、胡宪、芮煜、张九成等学者。尽管吕祖谦曾师从多人，对于吕祖谦学术格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吕氏家学，如林之奇是吕本中的弟子，汪应辰也曾师从吕本中，张九成与吕本中关系甚好。《宋史·本传》说：“祖谦之学，本于家学。”由于吕祖谦学问、气质与“东莱先生”吕本中极为相似，又称“小东莱”。
吕祖谦除家学和师承之外，广泛交接，考察吕祖谦的学人交往谱系可见，吕祖谦俨然为连通江西之学，浙东之学、湖湘学、闽学的学人网络中心，他既与朱熹、张栻、陆九渊私交甚笃，引为同调，又与陈亮、叶适等亦师亦友，颇有交游。他始终与各派交往心平下气、持论公允、无门户之见。《东莱学案序录》载：“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吕祖谦主张道一多途，主持鹅湖之会，疏离朱陆分歧，力求天下学术复归于道一。吕祖谦重视事功，参与调和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辩。
3.“以广大为中心、以践履为实”的学脉
吕祖谦曾在《祭林宗丞文》中云：“以广大为中心、以践履为实，致严乎辞受出处，致察乎邪正是非”，叙述吕本中与林之奇间的学术授受。吕祖谦继承“以广大为中心、以践履为实”的学脉，学术视野宽广，学术胸襟宽阔，不仅左右当时，通过协调各派、奖掖后学，成为南宋乾淳之际当之无愧的学术领袖，[9]而且惠及后世，影响南宋及元明清几百年的学术发展。
吕祖谦所处的南宋乾淳年正值传统儒学第二期发展的完成时期，学术思想异常活跃，形成以道学为主要理论的新儒学。全祖望言：“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 ，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10]尽管三家学术旨趣不同，但都源于洛学，朱学出于程伊川、陆学宗程明道，受家学熏陶的吕祖谦则统合二程，把理与心统一起来，并认通过致知与力行的方式呈现，开创了理论新境域。他的思想以性命之学起，既包含“世界一理贯通，事事物物皆有理”的理学思想，又囊括“心外有道，非心也”的心学思想。并提倡经世致用，通过“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者”沟通理学与功利。
作为南宋浙东学派的核心人物，吕祖谦自觉培植后学，陈傅良受教于吕祖谦，叶适求学于吕祖谦，陈亮受吕祖谦的学术接引，以致黄灵庚教授认为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宗于吕学，是吕学的后学。[11]吕祖谦的思想一直绵延至宋濂、黄宗羲和章学诚乃至近代，可以说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了浙东学术的未来发展方向。如今，他以广大为心的世界眼光，以践履为实的实践意识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二、内外相合：从政实践与史学研究
宋代对史学极为重视，根据《宋史·职馆》记载，不仅有国史院、实录院、史馆等众多史学机构，又有检讨官、著作郎等不下19种的史官设置。吕氏家族“盖其正献公而上，勋德行治皆在太史氏”，[12]有绵延十代的修史传统。基于史官经历及参与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吕氏家族在政学两界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吕祖谦27岁考中进士后又登博学宏词科，两宋期间只有34人登上博学宏辞科，足见其对历史典籍的熟稔程度。他为官二十多年先后任太学博士、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管、秘书省正字、著作郎、直秘阁等职务，无论是从事史官、文官还是学官皆能立足现实，以其精湛的史学造诣提出优化政治文化和政治法度的举措，力求将内圣外王升华为实体达用之治，促进了近世治体论的源起。
1.治道原理的史学进步性
吕祖谦所处的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是南宋政权立稳脚跟，意欲有所作为和系统反思北宋倾覆的历史时刻。吕祖谦抓住这一历史机缘，拓展史学研究的价值，把历史研究的目光从过去转向当前和未来，投向回溯立国根基，审视立国规模、确立国之大纲。认为“读史要先看统体，合一代纲纪、风俗、消长、治乱观之。”[13]他指出史学研究的价值不仅是以往事实的重建，更是当代意义的创新，他主持重修《徽宗实录》，修正秦侩编撰时的讹误，劝谏皇帝汲取历史教训，进行改革。
吕祖谦所处的南宋时期，社会文化中心南移，门第等级削弱，平民阶级崛起，公共性逐渐生长。吕祖谦秉持“天下事向前则有功”的历史进步观，推进天理向公理的转变。他认为史是代表着天下的“公义”，治道的正途是“公义而公行之”。因此他在《淳熙四年轮对劄子》就婉讽孝宗“独运万机”，认为君主必须依靠政治社会的力量，广揽豪杰，适度的分权任责，“志士仁人进在朝廷，共兴治道，则通天下为一体”。他在《大事记解题》阐释了公共论域的运行机理：“君子为是，非一人之私言也，天下之公论也。天下之公论不能尽隐。不行于上，必传于乡党闾里，而世之好事者必相与珍贵而扶持之。”他提倡天下为公的精神，“盖唐虞君臣皆不认天下为己有，故无一不出于至公。
吕祖谦开启浙东学派“言性命必究于史”的治学路径，[14]其根本动机是政治经世，就如梁启超在评价浙东学派时说：他们不是在为做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做学问。[15]吕祖谦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关注社会现实，重视民生，他遵循孔孟的传统，认为国家兴亡系于百姓，天理与天机存在民众自发的生活中。王者事功不仅要围绕君主本位的富强目标，而且要实现民众生活的最大幸福乃至整个宇宙世界的和谐安详。[16]因此，他反对独善其身，鼓励人们参与时务，积极践履泽被百姓。他任严州州学教授时作《乞免丁钱奏状》，指出民不聊生的惨痛状况，淳熙四年轮对，直斥孝宗“民力惮尽”。他任著作郎期间受命编撰《文海》，其中收入之诗多言田里疾苦，虽然当时议论纷纷，但这本书受到孝宗极度嘉奖，赐名《皇朝文鉴》，御批：观其用意，有益治道。[17]
2.治法纲纪的历史有效性
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内外交困，社会矛盾尖锐，加之各种体制机制弊病，急需改革。吕祖谦没有沉溺在“内圣”的德性涵养，而是着力开辟“外王”的现实事业，致力于构建合理的政治秩序。他借力良好的史学功底，有理有据地阐释当时的政治现实，在《淳熙四年轮对劄子》中指出“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法度具存而穿蠹蚀”。[18]不同于之前的学者重视性道，疏于制度，吕祖谦提出要重振纲纪。他所编撰的《皇朝文鉴》中选取较多奏疏、诰、制等“高之大册”，探讨立国规模。他著述的《历代制度祥说》，多与治国相关。此外，他所编撰的《大事记》《十七史章节》《通鉴祥节》等立意均在咨政。
吕祖谦承载“中原文献之传”的政学统绪，对历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典章制度密察文理，力求通古今事势变达于当前治体。他提出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扬长补短，进行温和渐进的改革。他注重历史研究，对历史人物的功绩不做道德的评价，而作治效评价。认为历史研究不仅吸取道德教训，而且要获得实际事功的借鉴，在其编撰的《左氏东莱博议》中，他遥援三代，分析国家政治的兴衰，为南宋治国理政提供历史借鉴。
吕祖谦重视治法，肯定法律的功用，[19]“盖君臣父子兄弟是内治，制度纪纲是外治。内外相维持，皆不可欠缺。”[20]他强调君主个人德行、官员的道德素质无法支撑治法执行，必须“先立其大者”，明确纲纪法度。他认为法律不应系于人主的好恶，须体现仁义之气，符合人情物理的规则。政策法度的制定应从既存风俗出发，吸收公共意见，“政治所及者浅，俗之所持者深。此善觇人之过者，未尝不先其野而后其朝也。”法并不局限于一般的格式律令，仁义道德、礼乐刑政都属于广义的公共法则。
三、上下互济：移俗美政的实学教育
宋代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第二次社会讲学运动，吕氏家学的开创者吕公著即“自少讲学”，吕祖谦对教育抱有强烈的热情，指出“时事所以艰难，风俗所以浇薄皆由讲学不明之故。”[21]认为“讲实学多，在下移俗，再上美政”。故而，不论是担任宗学教授或严州教授等官居时期，还是守孝离职期；不论是康健期还是卧疾期都未中辍讲学和著述，把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都奉献给了教育实践。他创办了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丽泽书院（当时未命名），制定中国书院史上第一个学规，编撰《东莱博义》《古文关键》等影响千年的教材，学生规模超过同时代张栻和朱熹，把中国的书院教育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一直影响到明代。他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博学实干，尊重学术自由的传统，“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的实学教育理念至今不乏借鉴意义。
1.养实德，以德教为本
受变法、党争等影响，南宋初期官学衰弱、士风日下、科举腐败。为改变社会不良风气，重振世道人心，吕祖谦教以学生“三德三行”（至德、敏德、孝德；孝行、友行、顺行）以立其根本，主张以明理之教启发学生的德性，帮助学生塑造良好品格。在教学内容上，既有格物致知的道学，又有重视身心的德性之学；在教材编撰上，既重视科举事功，又体现道德原则。他把“敬”作为学者入道之门，教育学生排除私心杂念，把学习历史知识，文献典故与修身养性统一起来。他本人身体力行，做到为官一地，教育一方。担任严州州学期间整顿学舍，制定《乾道四年九月学规》，学规因简明易懂被后世书院奉为圭臬，延用至书院改学堂。学规的第一条即强调要以孝悌忠信为本。告诫学生要把心思用在学问的长进上。担任太学博士期间，以德行道义训导生徒，对一些不合情理的规章制度进行改革，实现人心稳定。
2.讲实理，明理躬行
吕祖谦批评当时“推求言句功夫常多，点捡日用功夫常少”的浮躁学风，力倡“淳厚笃实”的学风，要求学生潜心明实理。他提出了系统的为学方法，指导学生读书要存长久心，只有“涵泳渐渍，玩养之久”才能有所得。要循序渐进，从易到难，反对“今日读某书，明日读某传，习其前而忘其后”。要突出重点，提出学问要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孝经》为本，对《易》等经典要见得句句是实。要存疑心、除成心，要独立思考，提高判断力，“不安于故而进于新者也”。要兼收并蓄百家之言，“反己就实”吸收他人观点。他对经典的讲解既不脱离传注，又不拘泥文本，往往附经起意或离经广意，立足现实问题和平日所学，并编撰《己丑课程》《己丑所编》《春秋讲义》等教材强化经典的阐发。他要求学生回答问题也要根据自身切身体会，讲求“实理所在。”他强调致知与力行并非两截，力行亦所以致知，“知犹识路，行犹进步，知而不至则行必不力。”[22]特别指出践履功夫须在危难处试验，如此方能无往不利。
3.求实用，学者当为有用之学
吕祖谦是一位在理论与实践中始终保持开放多元的学者，他认为学问应具于实用，有益于人世。他通过省试考官等经历看到了科举考试的弊端，但他认为不能随意抛弃否定科举制度，毕竟科举仍是读书人改变命运、实现政治理想的途径。于是他提出科举工具论，利用科举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务实地对学制进行调整，把科举纳入教学内容，编撰科举课试教材，明确科举考试所占学时，帮助年轻人实现理想。与此同时，他以“百工治器，必贵于用”为喻，引导学生经世致用。他教育学生提升生活能力，指出学问不应离开百姓日用之事，“为学当自四事起，饮食、衣服、居处、言语”，[23]指出所学均为临事而设，不要“见一事而得一理，非善观事者也”，[24]要学会触类旁通，以求通万事。强调为学对变化气质的作用，从偏处用力，如暴戾者当和顺，鄙吝者当宽裕，懦弱者当强，急性者当缓。
吕祖谦的教育理念与之前教育理念的最大不同便是事功。他把培养利国利民的“实用”人才作为教育的终极目标，表现在他教士子科举的态度比同时代的张栻和朱熹都积极。在教授科举的基础上，他还辅之以国政，使其通达政体。自乾道三年为母守孝期间在明招山开始讲学以来，因其道德学问及在政治社会上的影响力，慕名而来的学生络绎不绝，有近三百人之多。后其又在金华以私学形式正式讲学，一时间金华成为最受欢迎的求学圣地，踵武相接，为天下小邹鲁。纳兰成德序《东莱书说》言及：“吕成公讲道金华，四方从游者千人。”在培养人才方面，吕祖谦深谙“人各有偏处”，于是在寻源流上下功夫，不限一律齐，使学生充然各有所得。吕祖谦在学生中倡导儒者之效，其门下学生多关心国事，坚持正义，俊杰辈出，载《宋史》者甚多。如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政治家乔行简、文学家巩丰等。直至今天，我们依然能从吕祖谦的教育思想中获得启示。
四、结语
政治思维通贯于“主盟斯文”的吕祖谦通一生，成就了其宽容、开放、多元的儒者形象。他试图将道德性命之学与经事致用之学安顿在一起，不仅将政治思想体系提升到近世治体思想的高度，而且呈现了近世儒学的多样性面貌，为我们辩证认识理学、经世事功学提供了珍贵的线索。不仅如此，其承前启后的学术道统，内外维持的政治秩序，上下交正的道德理想不仅展示了宏阔的思维世界，而且找寻了一条通向近世的入口。

参考文献：
[1]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3
[2]钱穆.中国思想史论丛卷三[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64
[3][5][10]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
[4]吕祖谦全集（第二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25
[6]蒙文通.评刘鉴泉《学史散篇》[M].北京:图书季刊 中文本第2卷，第2期，1935(6)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63
[8][12][13][18]吕祖谦全集(第一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133-134，211，57-60
[9]（美）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45
[11]浙江师范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江南文化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33
[14]章学诚、叶瑛 校注.文史通议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4:523
[15]梁启超.中国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14
[16]任锋.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5):306
[17]参见 杜海军.吕祖谦年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7(8):2
[19]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156-162
[20]参见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2册）左氏传绪说卷一[M].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51
[21][22][23]吕东莱文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24]吕祖谦.随会料晋帅.左氏博议.卷二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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