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军 王定珍
（中共武汉市洪山区委党校，湖北武汉  430070）
摘 要：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我们要面对国内、国际的多重风险和压力，领导干部在各种危机事件的处理上，不但要有高超的应对危机能力，更要做到主动作为、敢于担当、甘冒风险，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各级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才能在各种复杂矛盾处理中掌握工作主动权，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关键词：主动担当；甘冒风险；底数；政治素养

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4月26日，武汉市肺科医院77岁的新冠肺炎患者丁某第二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临床症状解除，达到出院标准。至此，武汉市所有新冠肺炎在院患者清零。5月16日，第一位患者通过现场扫码、测量体温后，进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心血管内科诊室，武汉市内最后一所新冠肺炎重症救治定点医院全面恢复正常诊疗秩序。这标志着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奋力支援下，抗击疫情的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在当前全面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恢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疫情带给我们的思考很多，如：如何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如何做好全民卫生健康工作、如何杜绝食用野生动物等等。在这次抗击疫情中，国家为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任何一个理性人都会反思，如何在今后避免这种惨痛的代价或将这种代价降到最低。我们要把这种思考转化为完善制度和加强制度建设的执行力，转化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效能。思考可聚焦方方面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领导干部关键时刻如何能做到甘冒风险、主动担当，而不是被动等待、贻误战机。
一、关键时刻能否主动担当
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了长达70多天的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国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应对新冠疫情，保证人民生命健康。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比，我们疫情防控的相关措施处理及时、成效明显，以最大的努力和成效保障了人民的健康权和生命权。但从武汉市情况来看，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假如能提前10天或者更长时间采取相关措施，即使就是戴口罩、减少人群聚焦；能提前4-5天、甚至2-3天封闭社区，减少人群流动，我们抗击疫情可能都不会付出如此的代价……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并值得总结。
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各方面对我们信息的披露是不满意的”，“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所以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言外之意就是，政府部门的相关决策必须得到上级授权。这样的回答，从逻辑看没毛病，也合情合理。作为地方主官，相关政策的实施需要在上级的批准和统一指挥下进行，这是符合服从上级的政治纪律要求的。那么在重大决策之前，这是不是唯一选择呢？如何能在碰到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时，能快速准确决策，或者至少能采取最佳的决策，使损失降到最低，是任何一级党委政府负责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下级服从上级是对党员干部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作为公职人员的职业操守。越是高级领导干部，越应当严守“四个意识”，严格服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但这里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首先是公职人员的级别，其次是在职责范围内实事求是主动承担责任。如果是基层的普通公职人员（如科级以下），所从事的是大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而且每项工作，大都有各项规章制度的约束，只要在规定范围内积极履职，就能达到履职初心和目的，就能保证基层群众的利益，形成良好的干群关系。而对于地方党委政府“主官”，这种相对级别高、位置更重要的公职人员，他所从事的工作不仅仅是在规定范围内履职，而是需要主动思考、主动作为。因为很多事情，在规定范围内没有先例可查，需要根据自己的执政经验、知识履历、当地发展客观情况，来进行判断和决策。在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时的宏观统筹能力、判断和决策能力，就是考验一个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考验一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时候。即便在一定情况下，决策有些失误，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也要敢于承担错误和责任，而不是面对风险做无底线的等待，由上级来代行决策。共产党员不敢承担风险，还如何体现党员的先进性？如果每个领导干部都等待既定程序，那谁来做既定程序的编写者？
从媒体报道的资料来看，在武汉封城之前的疫情情况，不是没有任何前兆的，但湖北、武汉总体而言，采取有效管控措施的反应比较慢、时间比较晚。在省外，浙江等省在湖北之前宣布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在省内的潜江，虽然病例数在省内相对较少，却在省内做到了“第一时间封城、第一时间终止所有娱乐活动、第一时间出台了很严格的禁足的命令”，其决策层真正体现了反应及时、担当有力。正如潜江市委书记在接受央视来访时所说：“我和市长从武汉得到消息后，觉得事情太大了，所以我们先下手，哪怕冒了一点点不是太合规的风险。”他们知道，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冒点风险值得。
任何一个党员领导干部、任何一级党组织，都要辩证地看待服从上级与主动担当之间的关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任何一地的具体举措，都是在党中央统一指挥和决策下进行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中央政策执行的好，各地取得的成绩就越明显。也必须看到每一次的重大改革举措，都是在基层党组织大胆“冒险”、取得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如1978年安徽小岗村18位村民甘冒风险，拉开了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也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在应对一些突发事件，如涉及边境稳定、公共安全等情况时，各级党委就必须有一定应对能力，不能一味等待上级授权。如果一味地等待上级授权，有时候就是贻误战机，最终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古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难道新时代的共产党员不能主动迎接危机挑战吗？要特别能战斗，要敢于为人民利益背风险，在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的利益抉择面前，真正共产党员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党和人民的利益。
二、执行中央决策是否坚决彻底
1.执行决策忌“泥性”
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指出必须高度重视疫情，全力做好防控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在中央已经有了部署，习总书记多次针对疫情防控作了重要指示后，可能因为湖北省、武汉市委没有领悟习总书记指示批示精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没有能够雷成风行地贯彻执行，落实到位；可能因为政治素养不够，导致工作中对执行中央决策不够彻底，存在“泥性”和软弱。在武汉封城的最初阶段，从每天新增病例数的快速上升来看，湖北及武汉的动作是不够迅速和坚决的；从省、市两级主要领导的免职来看，中央对湖北及武汉的动作是不够满意的。
2月13日后，中央另派两位书记的到来，通过及时抓住阻断与救治两个关键环节、理顺各方面职能、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增加透明度等措施，迅速加强了对党中央习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指示的贯彻执行。加强了防控疫情工作的有力领导。全省上下采取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措施，严格居民宅家，从严小区封控，坚决阻断病毒进一步传播，每日新增病例数才出现下降，直至取得最终决定性胜利。
从整个抗击疫情过程看出，作为一级党委政府，在执行中央决策时，必须严格不打折扣，严禁一切可能出现的形式主义。什么时候对中央决策贯彻执行快速、准确、彻底，什么时候取得的战斗效果就明显。任何行动慢、不够彻底的行为，都将有更多老百姓的生命健康来买单，这就是严重渎职。历史和当下都告诉我们，每名党员干部，都要有底线思维，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最起码的政治要求。
2.突发事件勿侥幸
这次疫情发生在武汉，即便发生在别的城市，如何应对、成绩是否可以比武汉优秀？结果不能假设，但是需要引起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深思。武汉作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其经济发展规模等方面虽不能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相“抗衡”，但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排名中是靠前的，与此相应，其城市社会治理能力理应在全国前列。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尚且需要举全国之力来进行抗击，如果发生是在武汉以外的其他城市或地工呢？这是各省市、各地区均需要思考的问题。居安要思危，如果发生，以当地的医疗资源和社会治理能力是否可以应对？因此要加快改革完善城市社会治理能力，一旦发生类似的事件，可以积极有为地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减少突发事件的影响和涉及范围。
面对疫情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如黑龙江、吉林相关地区的防控措施，如果从开始能百分之百不打折扣的执行到底，就不会发生五月份的疫情事故。不能等到事件发生，再以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的危险为代价，亡羊补牢悔之晚矣，官员免职更于事无补。以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为己任，不是一句口号，应该实实在在的做到实处，做到极致。各级政府应当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三、对自己的“家底”是否心中有数
1.掌握底数是因“症”施策的基础
自汉代开始，作为地方的一方诸侯就有州、牧之称，作为一州之刺史，或者一州之牧，在当任一地军政大员时，对管辖地的人口、土地、钱、粮、武器军械等各方面都要有个全方位了解，清楚自己的“家底”，便于如何为一地因“症”施策、造福一方，或者在抵御外敌时能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是进攻还是防御，只有底数清楚，才能临危不乱。如汉文帝刘恒在即位之前，被封在代国这个偏凉之地，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且多受匈奴侵扰。任代王之后，他深入基层百姓之中，了解民间所受匈奴侵扰之苦，采取兵民一体的政策积极应对匈奴。刘恒任代王15年期间，与民生息、发展生产、恭俭作则，代地由是大安，刘恒之所以能即位，虽然有汉初群臣、刘、吕等之间妥协的结果，但不能否认的是其任代王期间，对自己的属地底数清楚、治理有为。历史告诉我们，代地之治已有“文景之治”之雏形。
古人都能在“家底”清楚基础上积极施政，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当具备这个本领。只有这样才能在高质量发展、精准脱贫等方面积极施策；在应对公共危机等重大事件时心中有数。在本次新冠疫情中，在湖北保卫战最艰难的时刻，各地的党政一把手或卫生主管部门负责人，在面对病毒袭击时，执行相应“灭敌”对策前，首先要解决抗疫物质的储备问题，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信息时代，还要随时准备面对新闻媒体，随时回应百姓关切。只有做到对所管辖范围的“家底”清楚，才能消除百姓之所惑，才能从容应对记者之所问，才能避免在新闻发布会无法脱稿，甚至出错的囧态。应勇同志任上海高院院长时出席杭州举办的首届“长三角司法论坛”上，第一个发言，整个演讲过程中，他几乎没看讲稿，法院工作数据脱口而出，精到的法言法语信手拈来。反观湖北黄冈市前卫健委主任唐志红，别人问她当地多少人确诊，她磕磕巴巴：我记得...200个...左右。问她目前收纳多少人？她拨通电话大喊：数字多少？赶紧告诉我！一问三不知，底数不清，“官相”尽失，严重损伤党的形象。
2.掌握底数是科学冒险的前提
黄冈市卫健委前主要领导的言行，是典型的平时工作当“甩手掌柜”、习惯于听取汇报、习惯于依靠副职和下属的懒惰工作作风写照。党政一把手对工作不能当“甩手掌柜”，要对全局工作负主体责任，即便有副职分管、有精干负责的下属并不代表可以不闻不问，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亲励亲为。只有做到了心中有底数，才能危机之时不慌神，工作开展定位准。也只有在底数清楚的基础上，才能敢于在危机中寻新机、在危机中敢冒险。以汶川大地震中原成都市市长葛红林为例，2008年5月12日下午，汶川大地震，成都部分地区受灾严重，当夜幕快要降临时，几百万惊恐不安的成都百姓仍然滞留在大街上。今晚能否回家住？是不是继续留在马路上忍饥挨饿，被蚊虫叮咬？老百姓们希望听到一个来自政府和专家的肯定答案。当时省委书记、省长和市委书记均陪温总理去了汶川，而地震专家不愿现身表态。“我理解他们的难处，我决定自行发表一个电视讲话。”葛红林说。他说：这个时候做不做决定、做什么样的决定，完全取决于我！5月12日晚上20时26分，葛红林如期出现在电视上，明确告知市民：“除危房外，今晚市民都可以进室内正常休息。”这正是市民千等万盼的一句话啊！葛红林很清楚，这是当时最关键、最核心，也是责任最重大的一句话。葛市长决定给惶恐中的市民一个承诺——“市长说可以回家了”，这可不是逞匹夫之勇，更不是莽汉撞大运。这个承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个人独特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功底。“成都的地质结构他很清楚，成都平原沉淀着厚厚的一层鹅卵石和沙土，从材料科学角度讲，这种双相材料具有优良的吸能和阻尼性能。他综合当天媒体报道和自身体验，判断这次地震是两大板块间剪切造成的，使得平行断裂带的长轴方向影响很大，而成都城区受到的影响较小。试想在国内，有多少市长对自己城市的地质构造有像葛红林这么清晰的了解？当然这也是他作为市长，对该市了解的底数内容之一。在不久后举行的成都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上，葛红林说：“这是一次承担了风险的艰难抉择”。虽说为了人民利益这点风险还是值得冒的，但必须肯定的是，这是有底数地科学冒险，不是脑子一时发热。
四、是否具备甘冒风险的政治素养
1.对组织需要依靠，更需要不惧风险敢于担当
党员领导干部要有高超的政治素养，那么对班子的班长——书记，就有更严格的要求。书记更要抓全局，抓政治方向和路线决策，抓干部队伍和民生大事，关键时刻是拍板决策的主心骨。因此，必须有高超的政治素养，有超凡的政治智慧，在关键时候成为百姓的定心丸和主心骨。作为地方主官，无论他之前有多么强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在政治素养方面，在过硬的工作作风、统筹全局、果断决策、迅速进入战时状态方面，都需要大力学习与修炼。如武汉市前市委书记，虽在任宝武集团“掌门人”时，在淘汰产能、整合高效、提高企业利润上颇有建树，但在这次抗击疫情初期表现出了其政治素养方面的缺陷，并一定程度影响到思想认识的高度。在疫情面前，考虑问题的全局性不深，不能高屋建瓴、扎实深入，没有有效组织干部群众，在疫情肆虐和民众恐慌的双重压力之下，应对不够有效。党员需要依靠组织，否则就成了无根的浮萍。背靠组织，撸起袖子干，才能逢山开路、遇河搭桥，才能有思路、有担当，才能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依靠不是一味的等待和依赖，过度了就会成为“懒政”、“怠政”。在前进的道路上，要有甘冒风险、敢于担当的勇气和能力。
2.以学习提升甘冒风险敢于担当能力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最高的党性，讲真话实话是对党忠诚与否的考验。依靠组织的同时还要有担当、能担当、敢于冒风险的担当。这不仅是从政者的智慧，也是不忘初心的具体表现。党员领导干部在关键时刻为了人民利益，为了公共安全利益，在必要情况下需要牺牲一些个人的利益，需要冒一定的风险。所冒风险的大小又取决于多种因素，如班子协调战斗能力、领导干部个人理想信念的坚定性、领导干部的履职经验、知识储备能力等。多种因素所形成合力的大小不同，所做出的决策决定的科学性也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书记的“领头雁”作用，起到关键作用。党培养一名干部不容易，因此党员领导干部在自己的成长路途上，一方面要珍惜组织给予的各种机会，主动作为，另一方面要主动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以适应不同领导岗位角色要求。主动学习、主动担当、主动作为，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决策水平。
五、以疫情为鉴，坚定制度自信，提升党组织战斗力
1.坚定制度自信，清醒认识当前发展形势
取得新冠肺炎疫情决定性胜利，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人类灾难面前，用事实说话，也是粉碎西方污蔑中国的一次“事实性完胜”。如果不是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强大的动员力、各级组织过硬的组织力，在疫情中采取严格的封城、小区防控等干预措施，想取得武汉保卫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相比在我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国外某些国家还在是采取“群体免疫”还是积极防控上进行摇摆，群体免疫以大面积死人为代价，积极防控又会违背西方精英人士“人权”，西方制度的局限性导致全世界这场疫情战争的路还很漫长。这场疫情对全球经济复苏及我国发展外部环境带来严峻考验，及各种影响的长期性、复杂性，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2.以疫情为鉴，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
必须将此次疫情作为经验与教训，提高各级党员干部的政治修养和思想认识水平，增强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政治敏锐性，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真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当大事（不仅仅是病毒，还有别的灾害，还有战争危险，还有预测不到的天灾人祸）来临时，如何迅速果断有效地处置危机，将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这是摆在所有党员领导干部面前的一道必答题！我们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争，之所以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得益于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得益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得益于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切实反思，反思各级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的有效战斗能力和政治素质，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是主动科学冒险还是被动等待等等。
武汉新冠疫情保卫战是一面镜子，它把我们发展过程中需要完善的一些真实状态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来。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是具有高度理性自觉从而能不断获得进步动力的民族，它能使我们增强对灾难的历史记忆，不再重犯历史性错误，在前进的道路上更加的理性、坚定和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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