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张其昀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均平调和，其思想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化。张其昀认为中国建国的中心是民生，建国的最高理想为实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他提倡召开“士联大会”，认为中国民治的正轨为“士流政治”；在自由与秩序、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要均衡发展。

1949年前张其昀的政治思想

文/郑素燕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课题，编号：AQSK2015B023

作者简介：郑素燕（1983--）女，汉族，安徽省宣城市人，硕士研究生，讲师，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

张其昀（1901-1985年），字晓峰，浙江省鄞县人，中国现代著名史地学家，教育学家。学术界目前对张其昀的史地学方面及教育、文化等方面研究较多，而对其政治思想的研究比较少。1949年前张其昀的政治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张其昀认为中国建国的中心是民生，建国的最高理想为实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他提倡召开“士联大会”，认为中国民治的正轨为“士流政治”，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也有能力将国家治理好；在自由与秩序、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他强调均平调和，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均衡发展。

一、建国以民生为中心

1928年10月，张其昀为时事新报国庆增刊作了一篇长文《实业计划与民生主义》，当时正值北伐刚结束不久，一切正处于百废待举之中，怎样建国？建国的依据是什么？重点是什么？这些都是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张其昀对此进行了探讨。

张其昀对当时的民生状况痛心疾首，“现代之中国，遍地皆匪，遍地皆兵。”^[1]9农民、工人皆因失业而贫穷，因贫穷而当兵、或为匪。国内的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乃悍然藐视国民，破坏民国，而肆无忌惮。”最让他感到痛心的是，农民工人为军阀卖命，“各省部下之军人，大多数本系农人工人，因生计不遂而投者，然而投军之后，不但生计仍无所托，且为野心军阀驱而置诸死地，大好热血，不用以靖国难，救人民，乃徒以受军阀豢养置故，反用以屠杀人民，世间惨事，有过于此焉。”由于以上种种，“人民生计困苦，至近年而已极亦。”^[1]9

张其昀认为，要改变民生凋敝的现状，建国的重心必须放在民生上，“全国未统一之前，政府注全力于北伐，军事问题，极为重要，及统一以后，则重心当移于民生问题。”^[1]9今当非常的破坏之后，必当继以非常的建设，总理之言曰‘建国之首要在民生’”，今后建国的一切举措要以民生为中心。建国的最高理想则为实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民生主义，所以解决国民生计问题，即所谓国家社会主义也。实业发展，民生畅遂，则普及教育文化事业，方不落于空谈。国家非为革命而存在，国家乃为民生而存在。故民生主义实为国民革命最高之理想。”怎样实现这一理想呢？即按照孙中山《建国方略与实业计划》一书进行建设，“民生主义者，实业计划之理想，实业计划者，实行民生主义之方法也。今欲再造一康荘华丽之新民国，已由总理筹定计划，国民政府按计划实行之。已为无难之事亦。”^[1]10

随后张其昀指出，《建国方略与实业计划》的要旨为两大革命：“其一曰实业革命，其一曰社会革命。”中国目前仍处在手工业生产的阶段，工业不发达，致使中国四万万人中“能做工者亦极无工可作，流于游手好闲而寄食于人者或亦半之。”所以，“所谓实业革命，诚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也。”^[1]10实业革命兼指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在发展工业以外，还要重视农业，“我国号称以农立国，而米粮不足自给。…故国民政府须与人民协力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大抵我国农业，大江以南，以增加收获为要，河淮之间，以防免水旱灾为要，至于塞外草原，则以开垦荒地为要。”^[1]10实行实业革命需要向欧美等发达国家学习，但同时张其昀指出，“然欧美强亦，其民实困，盖其大工厂大公司，为少数资本家所有，以私人之垄断，渐成资本的专制，财产分配不均，致发生阶级战争。其社会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因此，我国应以此为鉴，实业革命与社会革命要同时进行，社会革命的目的，“在推行工业统一与国有政策，使大规模之生产事业，为国家所有，即为人民所共享，不致操于少数资本家之手，始可谓之国利民福也。”^[1]11

1931年1月，张其昀在中央大学自治会上作了《怎样可以吃平米饭？》的演讲，他在演讲中首先就指出他选这个题目的目的是呼吁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重视民生，要使大家“都有平米饭吃”。张其昀认为，国民革命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大家“希望革命成功，大家有平米饭吃。”^[2]1但国民革命成功已有五年了，大家的希望并没有实现，“米价不但没有压平，而且近年以来，继长增高，特别厉害。”^[2]1而“国民会议的目的，内是谋国计民生的发展，就是协商建设的各种方案。建国的首要在民生，民生的首要在民食，民食的首要在米粮。”^[2]2他希望国民会议能尽他的最大的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怎样才可以吃平米饭的方法，张其昀有详细的介绍，归纳起来，就是增加米的产量，增进米的质量，注重空间与时间的调和，农民不种鸦片，少酿老酒，国民政府要消灭内战，肃清土匪，以保持粮食运输的顺畅。鼓励向东北移民，开垦东北的荒地。

从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张其昀的建国思想是以民生为中心的，无论是实业革命还是社会革命，其着眼点都是民生，都在谋人民的生活幸福，而不仅仅是为了国家的富强。这是张其昀继承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具体体现。

二、士流政治

中国古代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士人是社会的重心，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当时的政治可以称为“士人政治”或“精英政治”。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分子失去了进入政治中心的台阶，而成为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学者，但他们却继承了强烈的士大夫意识，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仍应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因此，虽然他们信奉民主政治，呼吁召开国民大会，但“精英政治”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无论是20年代“少数人的责任”，还是30年代的“专家政治”，都毫无疑问是受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张其昀似乎走得更远，1932年5月，他在《时代公论》上发表了《中国国民之分析与民治之正轨》，提倡召集“士联大会”，作为“游民政治”向“国民政治”的过渡，反对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称当时的政治为“游民政治”。

张其昀首先对中国国民进行了分析，认为生在中国的人不一定都是中国的国民，而是分为两种，一是“生民”，“便是能为国家生产的人，除年老年幼及家长主妇外，不论是物质的生产或精神的生产，都是真实的国民。”^[3]36另一个就是“游民”，即从事不生产劳动，或根本不劳动的人，如寄居在租界的遗老，承受遗产、一掷千金的阔少爷，受赈济的乞丐，卖烟土开妓馆的人，借内乱侵吞公款的人都不是国民。

接着张其昀对国民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民、工人，甚至商人都备尝艰苦贫乏，缺乏教育，“我国农工整年的忙，专为的是吃饱肚子，衣服可以穿破烂的粗布，甚至冬季不足以御寒，房屋可以住茅草泥土筑成的陋室，甚而不足以避风雨。其他种种，如教育求医等事，更是因陋就简，敷衍了事。”^[3]37而中国商人，“在苛政的重重压迫之下，他们的生活，不见得比一般农工高明多少，他们也无非是为衣食而忙，在商言商，尚且不暇。”^[3]43中国真正有钱的是洋商、或依附洋商的买办，或军阀起家的财阀，在张其昀看来，这些人都是“游民”，而非“生民”。在中国士、农、工、商四民中，除了士，其他的人大部分都不识字，都是文盲，“从文盲里不能产生专门人才”，因此，张其昀反对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认为一旦召开国民大会，一般老百姓不能负责，“于是游民政客都来冒充国民代表，游民政客与军阀财阀气味相投，极易同化，于是强权盛而公理衰，武力强则文治驰。”^[3]35而知识分子却不能列席于国民大会，试问这样的国民代表大会，如何能真正讨论国家大事，国家政治又如何能够清明。

张其昀指出，中国已经到了奄奄待毙的时期了，要救中国，只能实行总理的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他认为孙中山所说的“训政”，是“以士训政”，“欲实行训政，必须成一新党治”^[3]35，即“召集士联大会，集全国最有智识的人士于一堂，在新党治的原则下，来干名副其实的训政。”^[3]35士联大会成员的资格，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大学教授，一种是工程师（此系广义的指一切专门家技术家）。”^[3]35“教授与技师，博学与专精，好比车之两轮，前者供给深沉的思考，后者供给纯精的法术。前者的缺点是眼高手低，后者的缺点是手高眼低，故两者必须充分合作。”^[3]35

张其昀从中国传统出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有责任并有能力将国家治理好，“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士治的国家，治国平天下，为中国学者传统的怀抱。……从过去看来，士治确已做到‘治国’的地步，现当继续努力，当仁不让，做到‘平天下’的地步，必能为中国历史划一新时代。”^[3]43怎样才算达到“平天下”呢？“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要使中国国际地位平等，这便是‘平天下’的新意思。”中国目前经济落后，国势衰弱，人民生活困苦，要解决中国一切问题，“必须联合全国有识之士，深谋远虑，独任艰巨，联合近代科学与古代文化。” ^[3]46因此，必须实行“士治”。

张其昀反对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只是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不适合，并不是真正反对。在他看来，当前的政治是“游民政治”，“士联政治”是由“游民政治”向“国民政治”的过渡，中国当前的任务是，要“建设新经济平衡，以谋国际地位的平等，要使中国人民之平均生产力能与美国并驾齐驱，农夫与工商界，生产能力增加，生活程度自然提高。”到那时，中国国民才有时间有能力从事政治，真正的民治，即国民政治也就可以实行了。

在张其昀的“士流政治”中，知识分子所起的角色是决策者，这与张其昀深受中国传统影响有关，在他的心目中，知识分子不应只专心于学术，而应该像古代士大夫那样，与君王共治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正是张其昀的抱负所在，从这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其昀后来会加入国民政府，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大将了。

三、均平调和的政治理念

与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中国政治制度要借鉴西方的政治思想不同，张其昀认为应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寻找资源，“外国之政治思想固可供他山之助，然新中国之建设与新宪法之实行，其最大之动力，仍为我国数千年来巍然独立之民族精神，舍此无他道也。”^[4]8

自由与秩序是政治制度上的关键问题，自由太过，则成为无政府，秩序太过，又会流于专制。张其昀认为，西方19世纪的政治思想偏重于个人之价值，二十世纪以来，独裁制又一起反动，偏重秩序。“而现代民治之理想，即在于如何使自由与秩序，均平和调，不偏不倚。”^[4]11

张其昀十分推崇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中对于自由与秩序的处理：政权与治权分开，政权属于人民，治权属于政府，人民应有权力控制政府，政府应有权力治理国家，权在人民，能在政府。

在张其昀看来，五权宪法中之中央政制特点有二，“其一，立法权为一治权，与行政司法相对立，而超然于国民大会行使政权之外。其二，采取我国固有之考试及弹劾二权，以补外国三权之不足。考试权之行使在于用人之前，弹劾权之行政在于用人之后，两者互为表里。其他治事之行政立法司法则相与平行，从而形成五权之分立。”^[4]12

在张其昀的政治理念中，五权分立，并非要将国家行政分为五部，使之互相牵制、互相抵消，以致行政机构运用不灵，行政效率为之削减。而是将行政权之一切事务都归于行政院，张其昀认为，就行政院所主管之事务与所负之责任而言，其在“五院中显然居于枢轴之地位。”^[5]2张其昀在此处指出行政院的中枢地位，实与其对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认识相一致，张其昀认为，在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就包括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其权限分明，而关系紧凑，以行政权为中心，其他四权互相提携，即获事权统一之效，是即行政中枢之理论。”^[5]2民权发展与最高行政职权的扩大，是并行不悖的，其结晶即为民主集中制。

自由与秩序要平衡发展，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也要均衡，中央集权太过，则成专制，地方分权太过，则为割据。因此，张其昀认为，本于合理原则，应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均权制度，“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6]1均权制度之“权”指治权而非政权，张其昀认为，政权由人民行使，无中央与地方之分。均权制度的意义在于，“中央与地方之权责为合理之分配，中央握控驭之大权，地方得回旋之余地，一分一合，各立限度。地方对于中央，本休戚与共之真诚，遵国家整个之政策，守法奉令，以增强政治上之向心力。”^[6]1

张其昀总结中国五千年历史经验教训，认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中国数千年来政治上之根本问题，“历代倾覆均由此种关系之失调，历次外患，均由此种关系而生。”^[6]11张其昀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分为军事经济文化三种，军事上，“军政军令必须集中于中央，地方必须实行军民分治。”^[6]11经济上，一方面中国各区域要发挥区域精神，使各区域因地制宜，得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族精神，重要纲领的实施要考虑全民族之需要，并重视与其他区域之间的联系。文化上，要保持中国文化的统一。

要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在张其昀看来，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国家的统一，“统一为建国之最初义，亦为建国之最终义，非统一则无从谈均权。国家如不统一，即成地方割据之局，其彼此之关系只能成为均势，而不能称为均权。”^[6]1-2均权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均势则为国际之间的关系。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受中央政府之控制，统治之权利先于自治之权利。”^[6]2只有国家统一，主权完整，才能谈得上均权制度。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张其昀政治思想的核心为均平调和，其思想资源来自于儒家的中庸思想。与胡适等五四知识分子主张全盘向西方学习不同，他认为中国要从西方学习吸收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哲学，“一面继承本国之政治哲学，一面努力吸收西方之科学，谋中西文化之统一，以从事于真正的创造。”^[7]47在他看来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莫不含有声张民权之用意”^[5]1，因此，现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建立，应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

参考文献：

[1]张其昀.实业计划与民生主义[J].地理杂志，1928.1(3):9-11

[2]张其昀.怎样可以吃平米饭？[J].地理杂志，1931.1(2):1-2

[3]张其昀.中国国民之分析与民治之正轨[J].时代公论，1932(6):35-46

[4]张其昀.我国宪法草案之重要思想[J].思想与时代，1941-8(1):8-12

[5]张其昀.行政中枢论[J].思想与时代，1942.1(6):1-2

[6]张其昀.中央与地方之均权制度[J].思想与时代，1941.9(2):1-11

[7]张其昀.论现代精神续[J].思想与时代，1941.10(3):47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