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凌林
（中共长沙市委党校  湖南长沙  410004）
摘 要：宗教这一人类社会古老的社会文化体系，对网络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与宗教相关的信息纷纷在网站、微博、微信等互联网媒介上出现，宗教的网络传播已经是当前各宗教的活动常态和发展趋势。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宗教的互联网传播也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应对宗教互联网传播的挑战，成为做好宗教工作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宗教；网络传播；挑战及应对
作者简介：张凌林（1984--）男，长沙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

20世纪80年代，以宗教为导向的线上活动就已经在名为CommuniTree的BBS中出现。1997年，少林寺官方网站开通。1998年，苏州西园寺“戒幢佛学教育网”创办。1999年、2000年和2001年，上海的静安寺、玉佛寺和上海城隍庙分别开通了网站。截止至2015年9月，五大宗教在国内网上主流宣传网站大约4000个，另有大量其他网站、论坛、微博、QQ群、微信群等。
互联网给宗教带来的变革，有学者称之为“第二次宗教改革”[1]，更有学者认为这次变革之大，“正如几世纪前的印刷术一样”[2]。正是基于此，在2016年4月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宗教问题，在互联网上大力宣传党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传播正面声音。”[3]
一、宗教网络传播存在的潜在风险
1.对现有宗教格局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一定挑战。2019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到去年6月为止，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8.54亿，手机网民人数达到8.47亿，网络视频用户人数达7.59亿。[4]而网络传播具有典型的“三无”（无国界、无法律、无管制）、“三最”（最快、最广、最直接）、“三低”（低成本、低门槛、低风险）特性[5]，特别是互联网上大量与宗教相关的文字、图片、视频等，以更加亲民、更加立体、更具有说服力的形式在社会上扩散着宗教的影响力。长此以往，“随着宗教影响和力量的扩大、增强，国家与宗教间相对平衡的力量对比及主流意识形态都可能受到一定冲击。”[6]
2.对青年一代的信仰与价值观产生长久影响。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7]青年一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期，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和期待，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同时，新时代的年青一代很少经受生活磨砺，一旦面临理想和现实脱节等挫折时，容易产生消极悲观情绪，从而投身宗教的怀抱。以大学生群体为例，虽然当前大学生群体信教比例虽然并不高，但部分地区或高校的信教人数在持续增长。比如，李志英在2003年、2005年和2008年分别三次大样本调查，得出大学生教徒的比例分别为9.2%、13.85%和16.3%。[8]2014年，一项针对广东大学生的跟踪研究甚至得出了3年间具有“宗教信仰取向”大学生净增长5%，总体比例接近30%的数据。[9]
3.偏执的宗教网络红人和恶意的网上炒作容易影响社会稳定。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发声，某些教职人员通过网络平台讲经释道，吸引众多粉丝成为宗教网络红人。比如，华人教会远志明牧师，新浪微博名“远牧师”，粉丝19万，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海春，新浪微博名“红色牧师陈海春”，粉丝3万以上。这些网络宗教红人，若因社会影响力大，又没有实体的约束和限制，一旦个人思想上出现偏颇，将影响一大批没有分辨能力的信众。[10]互联网具有放大效应，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利用网络宗教或与宗教有关的事件，有意抹黑党和政府，成为社会稳定的暗礁。如2015年浙江拆十字架事件发生期间，别有用心的人所传的一个武汉城管执法视频，颠倒了事情的真相。长沙“星沙教堂事件”、成都“秋雨之福教会事件”以及北京“守望教会事件”等事件也都曾经在互联网上引起巨大的舆论影响。
4.对五大主流宗教带来一定的冲击。一方面，互联网无障碍式的交流在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宣告了“无把关人”时代的来临。因此，宗教的网络传播，方便了宗教传播，但同时也带来了传播的个人化、内容的随意性，异端与极端的侵蚀也随之而来。另一方面，相对新兴宗教而言，传统五大宗教往往更加因循守旧，更加依赖教堂、聚会点等传统传播方式，这就造成了主流宗教团体与宗教场所网络建设的相对滞后。
二、宗教的网络传播对宗教事务管理带来的挑战
1.相关法律法规相对滞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球也进入互联网时代，有关网络宗教的法律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但由于宗教的网络传播不仅涉及宗教问题，而且涉及网络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情况相当复杂。例如，宗教的网络传播已经成为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事实，但是，如何给“网络宗教活动”“网络宗教事务”以及“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等相关概念一个准确的界定，“并以具体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这是目前网络宗教事务管理中的最大难题”[11]。
2.宗教管理部门能力不足。第一，人手不够。宗教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人数欠缺比较普遍。中部某地级市，全市信教群众50万人，宗教活动场所208处，经批准纳入管理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497处，市民宗部门编制人数只有18人，区县民宗部门编制一般在8人左右。东部某地级市，信教群众60万人，宗教活动场所159处，市民宗局编制只有10人，区县民宗局编制6人左右。换言之，宗教处干部的人员配备与要管理的宗教场所存在严重的比例失衡。第二，专业人才缺乏。“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网络宗教管理，需要汇聚人才资源，须有一支懂政策、识宗教、强执行的团队，而民宗部门干部队伍年龄结构普遍偏大，军转干部较多，面对网络传播等新媒体往往能力不足。第三，网络宗教治理的跨地区和跨部门合作机制尚未健全。就宗教事务管理部门而言，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往往实行的是属地管理，然而，互联网传播往往是无边界的跨区域快速传播。因此，对宗教网络传播的管理往往需要突破属地管理的限制，尤其需要网信部门、电信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以及民宗部门的共同沟通协作。
3.传统五大宗教“发声”空间极为有限。一是对网络宗教的认知偏差。传统的五大宗教，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思维定式，立足于传统“宗教行为场所”和“宗教活动”的定义范围，不接纳或不屑于开拓创新，从而在网络媒体的世界里，裹足不前。以中部某地级市为例，目前，五个宗教团体，89个堂点，仅建立4个网站，只占4%，而且都集中在市内。广大的农村教会与原宗派，没有自己“发声”的平台。二是综合性教职人才缺乏。信徒多，教牧人员少；行政事务多，教职人员要身兼数职，日常宗教工作都举步维艰，网站建设事工更力不从心。加之，拓展网站事工，对教会人才建设是一大挑战，既要有神学修养，又要有写作基础，还要掌握网络技术，更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正因如此，极大地限制了宗教团体与场所网络宣传作用。三是缺乏前瞻性与战略性，重硬件轻软件建设。教会愿意为建教堂倾囊而出，佛道教更乐于修建寺庙，而不愿意投入人才与网络建设。
三、改善网络宗教事务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1.怎么看
不谈虎色变，要客观对待。从正面看，宗教的网络传播是常规宗教活动的必要补充。“互联网+”正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范围之广，可谓“不留死角”，这必然包括宗教在内。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历史现象，大多数宗教的教义都是劝人向善的，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等媒体手段，向社会展现宗教的道德伦理、慈悲向善的正能量，向世界展示中国宗教的正面形象。
不放任自流，要密切关注。宗教同时还是一种社会组织，美国宗教社会学者罗纳德·L.约翰斯通总结了宗教组织与社会组织共同的五种特性，即有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行为规范、有领袖及各类管理人员、有对每个成员行为的评价体系、有群体认同，并对之表示忠诚和遵从。[12]因此，当宗教组织通过线上线下的广泛传播，其社会影响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就会对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造成一定的干扰，甚至干扰社会公权力的执行。正如有学者指出：“对神的绝对肯定必然包含对人的否定，对神的绝对服从必然意味着对人的抛弃。”[13]
2.怎么办
立法为先。要进一步完善网络宗教事务管理的法规和政策体系，按照依法治国方针，将网络宗教的相关事务管理纳入到宗教工作和互联网工作的全局之中，统一谋划、统一部署，避免“线下”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在“线上”的宗教活动中被削弱的风险。2018年9月，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发布了《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一管理办法的出台，将在现有的《宗教事务条例》基础上对宗教的网络传播进行更加专门更加专业的管理。
监管为重。要在党的领导下，政府担负监管职责，网络服务商、宗教团体和信教群众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要充分发挥各级民宗管理部门的作用，建立完善以各级民宗部门为中心，以各类舆情信息直报点为节点的，能够实现上下沟通、左右协调、横向到边、竖向到底的宗教信息网络。要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建立公众举报平台，对网络上出现的带有宗教色彩的信息和活动等内容进行甄别和处理，将日常监管落到实处，形成人人有责、人人负责的局面。
疏堵结合。一是宗教界找准定位，树立“用户思维”，满足群众的信教需要。当今社会，宗教将长期存在。一方面，宗教问题的本质是社会问题，“普通老百姓并未放弃对安全、和平、财富和健康的渴望。如果这些根本问题尚未解决，那么求助超自然的权威是天经地义的”[14]。另一方面，“高度的物质文明解决不了人的精神需求——终极价值问题。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又在促发人们寻求一种真正道德秩序，心灵安宁的精神家园”[15]。作为爱国的宗教团体，应当学习“小米”手机供销的方式，以满足“用户”所需求的功能，让小米手机成为用户的“贴心小棉袄”的精神，采用“互联网+”的方式，在抵御渗透的同时，满足广大信徒的灵修需求，引导其爱国爱教、正信正行，固本强身，以巩固牧养阵地，占领“网络宗教市场”发声的份额，成为中国教会对外展示自身形象的窗口。二是打造宗教团体自身的“网络宗教领袖”。在平时，这些“网络宗教领袖”能够凝聚团结广大信教群众，而在网络舆情发生时或发生后，这些宗教界的意见领袖就可以代表宗教界在网络上积极主动“发声”，作出积极理性的回应，引导信徒的理性宗教活动。
形成合力。对宗教的网络传播，要秉承“治理”理念。所谓的“治理”，尤其强调“官方与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迎合民众需求，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权力关系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公众的利益”[16]。也就是说，在网络宗教事务管理中，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从主体上看，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其监管职责，网络服务商、宗教团体以及信教群众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约束自己的网络行为。从合作方式上看，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各大宗教中国化进程，促进宗教界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奠定坚实的合作基础。另一方面，推进线上和线下的互动，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和关心群众生活的结合，才能最终形成强大的合力。

注释：
[1]费利克斯·威尔弗雷德.信息社会的宗教与神学[A].见：徐以骅.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C].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83
[2]转引自:牛颂.加强和创新宗教事务管理的思考[N].中国民族报，2013-05-07(06)
[3]习近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N].人民日报，2016-04-24(01)
[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ac.gov.cn/2019-08/30/c_1124938750.htm
[5]雷春芳.世界宗教发展的几个新动向[J].中国宗教，2013(12)
[6]赵冰.“网络宗教”活动在中国的发展及管理[J].网络传播，2015(2)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7-10-28(01)
[8]李志英.关于大学生信教的若干问题[J].科学与无神论，2010(03)
[9]卢远.对高校宗教渗透问题的再思考——基于网络环境的视角[J].高教探索，2014(01)
[10]李道政.网络宗教的发展特点与应对建议[N].中国民族报，2017-1-24(06)
[11]石丽、陆纪鸿.网络宗教的兴起及其社会治理初探——以上海市调研为例[N].中国民族报，2016-2-23(06)
[12][美]罗纳德·L.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96-97
[13]孟宪霞.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31
[14]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M].上海:三联书店，2003.7
[15]徐琳、陈国清.科技进步与现代宗教热浅析[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2(01)
[16]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J].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政治学》,2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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