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靖雪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摘 要：本文试图从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Louis Serastien Mercier）著《2440年：一个梦想，假如梦想不虚》（简称《2440年》）切入，通过分析大革命前夕违禁书刊的产制及流通，借此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18世纪地下出版物的关系网络及其对社会变革的潜在影响。
《2440年》是一本乌托邦科幻小说，于1771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在图书审查制度收紧和行会垄断出版的背景下，此类哲学书籍只能经由境外走私商之手偷运至法国。法兰西之外，这本畅销禁书也在欧陆得到了一定的传播。《2440年》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允诺自由解放的幻想世界，并借此传达出自身可识别的政治信号。
关键词：罗伯特·达恩顿；梅西耶；哲学书籍；法国大革命
大创项目：西北大学2021年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项目编号：2021039。
一、选题意义
美国文化史家、书籍史权威罗伯特·达恩顿基于瑞士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简作STN），对18世纪法国书籍世界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涉及1769年至1789年，包括上万封来自图书行业利益相关者的信件往来。达恩顿从1965年起一直伏案致力于复原两个世纪前的图书行业，他从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寻找特定主题，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从而在四十年的钻研中产出多本佳作：《屠猫狂欢》、《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丛书》、《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和《启蒙运动的生意》等。翻阅达恩顿的著作，其中不少提及作为典型启蒙通俗文学的《2440年》：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丛书》第四章中，达恩顿分析了《2440年》的文本内容与叙事技巧；在《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一书中，《2440年》作为格拉布街落魄文人梅西耶的代表作出现……本文则试图在达恩顿的文本之外，重新再现《2440年》一书的出版与传播史，提供非官方视角下有关18世纪法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微观呈现，同时将个案研究融入达恩顿的地下图书宇宙之中加以反思。
二、《2440年》的出版
《2440年》是一部幻想2440年巴黎的乌托邦小说，这本书在革命前夕的地下图书市场十分畅销。书中展现了一幅按照卢梭主义原则治理社会的美好图景，“它使哲人的思想，尤其是卢梭的思想得到普及，它的影响广泛而持久，书商们经常会下单回购它”[1]。达恩顿称《2440年》的独创性在于梅西耶进行了一场通往政治民主化道路的思想实验：首先叙述者（即梅西耶本人）和一位哲人开展了激烈的讨论，他抨击了1771年巴黎的种种不公。接着叙述者睡醒后，发觉自己身处2440年的巴黎街头。后来在一位古董商的带领下，叙述者开启七百年后的“故地重游”。不按任何特殊的路线，他们到达一地接一地。游历结束时，叙述者再次惊醒，该书戛然而止。七百年前的读者跟随梅西耶深入未来乌托邦，假如梦想成真，他们所处的当前实则为遥远的过去，而2440年干净整齐、消除贫困、理性至上、人人具有卢梭式美德、不纳税的新巴黎才是既成事实。梅西耶以此暗示读者带着一种回溯性视野再度审视他们置身的18世纪，即完成了对代表崇高典范的旧制度的祛魅。[2]《2440年》与另一本出版于1781年的《巴黎图景》（Tableau de Paris），两部作品巧妙地构成同一主题的正反两面，“前者浏览未来的巴黎，后者观赏现在的巴黎”。两本书皆属于“哲学书籍”[3]（livres philosophiques）的范畴，以至于梅西耶直到1791年版面世时才在书前署名。
作为18世纪销售最多的哲学书籍之一，《2440年》实际上获得了比《巴黎图景》更惊人的成功，更是梅西耶写作生涯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达恩顿在总结法瓦尔热的环法之旅中指出，梅西耶的著作就像香饽饽一样热销，同时《2440年》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畅销书清单的启蒙文学榜中位居顶端。不过该书第一版的确切出版时间仍有待考据，显然查明首部的面世时间是回溯其出版史的第一项工作。梅西耶多次自称第一版面世于1770年，然而目前已知的第一版副本则是诞于1771年。主流观点认为，这部小说可能是在70年底出版，但已经提前标上了1771年的日期。这一看法赋予1770年版“长久不衰的书目幽灵”（enduring bibliographical ghost）之称。
大量围绕第一版的疑云很大一部分是由作者本人梅西耶造成的，他的时间经常含糊不清：在《让·雅克·卢梭》（1789）中，他自称提前19年预知了大革命的来临，这使得1770年的说法看上去合乎情理；在小说1786年版的“作者意见”中，他坚定了上述说法。但梅西耶又转头在第七版的序言中坚称首次出版于20年前的1771年……唯一确切的信息是该书首次由范·哈罗特（Van Harrevelt）出版于阿姆斯特丹。撇开梅西耶令人迷惑的说法，其他事实表明首次出版的时间应是1771年。当时的文学评论家在71年前从未报告看到过此作品的任何版本。路易斯·珀蒂·德·巴考蒙特在《秘密回忆》中最早提及。1771年8月16日，他写道：“他出版了一本新书，有着巴洛克式的标题：《2440年：一个梦想，假如梦想不虚》。书中附有莱布尼茨的一句名言：现在意味着未来。前言以骄傲和崇高的语调写成，其余则是些启示录，需要很多讨论。”另一位佚名女士于1771年12月1日在《文学函授》中注意到：“看来这是一本在伦敦印刷的416页的书，书名为《2440年》。它受到非常严格的保护，因此无疑很受追捧，但它不易获得。”梅西耶写作该书的事件序列也将首次出版的时间指向了1771年。《2440年》第37章中，他谴责了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结婚庆典期间——1770年5月30日烟火秀上发生的糟糕事件；第40章的注释中，梅西耶提到70年寒冬面包的短缺。显然，70年年末他仍忙于写作小说的最后几章；42章中，梅西耶间接提到伏尔泰的一首诗：“致中国皇帝的书信，论他所印诗句的精妙”。已知此诗最早出现于1770年11月伏尔泰写给费雷德里克二世的信中，正暗合了梅西耶的“请接受我的赞美，迷人的中国皇帝”。[4]
三、境外走私与传播
作为一本官方明令禁止发行的哲学书籍，《2440年》几乎所有的法国版本在大革命前都出现了盗印的现象，相当一部分通过走私的方式进入法国境内。旧制度的最后几年，书报审查制度有所松弛，但1777年改革并没有实质上改善巴黎书商行会垄断专卖权的现状。即便想要获得“默认许可”[5]（permissions tacites），也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面对如此限制，梅西耶选择在法国以外的地方印刷他的著作，借助外国出版商的发行系统，利用货运代理商之手，让书籍绕过边境的海关官员和像里昂、波尔多这样重要的书商行业所在地。以下的信息将《2440年》与广泛的地下生意联结起来。巴士底档案馆藏有一份关于斯特拉斯堡的寡妇斯托克多夫的生平资料，她曾通过多种渠道向巴黎书商定期供应禁书。1771年斯托克多夫在巴黎被捕入狱，判刑两年。她特别提到了《2440年》一书，因为在她被捕后不久该书就出版发行了，按原计划她必须从荷兰人范·哈罗特那里进口此书的唯一版本。法国书报审查制度持续收紧，而图书非法贩运业务依然蒸蒸日上。法国海关似乎截获了两本1786年版《2440年》，在他们的登记册出现了该书书目。一个存放在布雷斯特的仓库，另一个位于巴黎的仓库中。大革命之后，读者才得以从巴黎书商手中购得此书。在那之前，此类哲学书籍只能通过秘密的方式进口，再经过毛细管分销体系进入寻常百姓家。
南锡书商马修除了对伏尔泰的一些作品感兴趣外，还表现出对梅西耶这样的通俗作家的强烈兴趣。他的订货清单清楚记载了从1770年11月15日至1778年2月20日《2440年》的交易量。[6]另一个书商阿方索·伯第特曾在1783年写信给纳沙泰尔出版社抱怨他的客户不断折腾他，索要大开版《巴黎图景》。这本书还没到货，全部订购册数就已售罄。作为那些在书商通信中知名度极高的畅销书作家之一，梅西耶同样也是公众眼中的杰出作家。布鲁塞尔的迪拉哈耶曾大量买卖《巴黎图景》，他在1783年3月30日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中说他有意引进200册该书，“因为你方保证这本书出自著名的梅西耶先生之手，而且确实吸引人”[7]，虽然他并没有看过此书。
在法国境外，《2440年》知名度并不高，但其影响力丝毫不减。这本书在荷兰即它的首次出版地较为出名。该书正是在此以印有出版城市和出版商姓名的扉页面世，这在当时的欧洲大陆是独一无二的事件。范·哈罗特的出版社在1771年到1772年忙于印制该书。然而我们很难弄清楚《2440年》在当地的具体销量，因为其中大部分都已出口到法国和其他国家。但这并不能磨灭该书的吸引力：《2440年》扩充的三卷本被翻译成荷兰语，并于1792至1793年间作为一个合辑出版。这本小说同样对荷兰文学产生了影响。例如，伊丽莎白·沃尔夫曾借鉴该书的主题，写作了《荷兰的MMCCCCXL年》一书。同样在德国，《2440年》也获得了相当的欢迎。天主教徒费利克斯·韦斯在1772年将其翻译成德文，同年法国版面世。书籍读者的需求量相当稳定，法国版在持续数年间相继引入，韦斯译文的校正版也于1782年再版。E. L. Posselt主持了1795年全新三卷本的重新编译工作，但显然并没有出版。这样做的意愿表明了该书的热度不减，当然部分动机是出于Posselt本人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兴趣。《2440年》在瑞士的传播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大部分读者是该书的印刷商和版权承包商。1786年之后这部分读者快速减少，一方面由于梅西耶本人曾与当地印刷商发生口角，对该国的热情大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革命爆发后读者可以在巴黎通过合法渠道购买书籍，作者不必求诸于境外印刷商。当然，《2440年》在瑞士也经历过一段繁荣期。1772年至1785年间，大量的法国版本经由瑞士出版社译制发行。梅西耶曾将一本1774年版的《2440年》赠予瑞士公使韦内特。在瑞士德语区的读者群中，人们或许记得苏黎世的约翰·托布勒于1772年对梅西耶宗教观点的攻讦。这些充分表明《2440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所具有的公共性和影响力。论及该书在西班牙的流行情况，因其遭罗马宗教裁判所责难，紧接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于1778年判其忤逆，将《2440年》划入西班牙官方禁书之列。但考虑到有时宗教裁判所执法松懈，以及走私商人迂回的手段，《2440年》流入西班牙也不足为奇了。
四、结语
达恩顿认为在斑斓的地下文学世界中，有机形成了一个从地下文学写作到审查到出版再到传播的大众阅读路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民众接触到了含有政治讽刺和色情意味的违禁印刷品，逐渐开始质疑旧制度的统治与王权神圣性。对于《2440年》而言，梅西耶在旧制度思想意识的基石之上幻想，崇尚公民道德精神，强调阅读和写作的社会功能。借用巧妙的修辞风格引领读者，使之将自身同暴君对立……以单单一本通俗读物窥探大革命前夕地下图书的流通未免有以小见大之嫌，但社会与文化之间的互动、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协调，都将通过社会规制的几个断面呈现出来。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发现了这种社会文化的力量，“我开始体会到，一本书或者一句谚语不仅能反映其作者和读者，更能反映存在于人群和文化传统间的种种关系”[8]。在这个过程中，案例研究有助于摆脱宏大叙事，从而展现一本书出版和传播的切实面貌和复杂性，以及后人认识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可以合理畅想，《2440年》的巴黎乌托邦叩响了无数法国人的心门，梅西耶许诺的未来正悄然而至。达恩顿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他写作的意图也不是要解构启蒙运动的神话。相反，图书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揭橥启蒙运动是“一个蕴含巨大效力的活动、一个意识转变的代理人，以及性格、文化和社会关系的铸模”[9]。现有资料无法满足我们对当时读者阅读习惯和阅读体验的渴求，但《2440年》在法国本土及超国界的传播，足以说明“启蒙运动的生意”之红火。自发或自觉的民间译制活动扩大了该书的辐射范围，同时也吸引了境外出版商的注意。此外，梅西耶本人当然也要在《2440年》的发行中分一杯羹，他与中间人的较量、斡旋对书籍的传播同样产生了影响。在此，罗杰·夏蒂埃的预警不容忽视，购买一本象征着启蒙运动的著作，并不意味着读者对君主制的离心离德。作为阅读主体的读者的差异性，让我们无法将文本阐释的多样性化约为一套简单的话语体系。纠结于究竟是“启蒙创造了革命”还是“革命制造了启蒙”早已失去意义，毕竟这一套“时空误置”（anachronism）的玩法梅西耶早在两百多年前都运用得炉火纯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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