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壮
（沈阳建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沈阳  110168）
摘 要：民粹主义的浪潮在世界历史上此起彼伏，借以“人民”的旗帜却让各国陷入更为深重的困境，究其背后成因不难了解到如何科学真实地把握和宣教民主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杠杆。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进“新时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口，如何实现人民主权和国家现代化的均衡协调发展日益成为国民关注的焦点，现代化的曲折前行下如何让人民群众正确理解和推动国家现代化民主发展也应成为国家民主建设的要端。以民粹主义思潮的现实运动为例，有助于更为深切地理解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建设的价值选择。
关键词：民粹主义；民主；中国现代化；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韩壮（1996--），辽宁沈阳人，就读沈阳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主权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民主价值是难以忽视的，西欧的启蒙运动到中国的民主建国，都竭力将民主思想传达至每一位国民的头脑之中。也恰是在各国传播民主思想与解放国民民主权利的过程中，“民粹”这一质变化民主思潮悄然兴起并席卷各国。而实质下的民粹主义则是将国家完全带离全球化的民主进程，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也产生极大的扭曲性影响，甚为影响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新时代下日益蓬勃发展的中国是否会沾染这一危端思潮，党和国家又从何角度帮助人民抗击这一思潮的侵蚀，也应成为民主建设工作的重点。成功解决这些疑题，亦将有助于国家和人民更加科学平稳地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梦想。
一、民粹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抗性
1.社会主义下具有凝聚力的民主
民粹主义自19世纪兴起以来，深得众多政客学者的喜爱与推崇，并以之为能够真正实现人民主权的唯一利器。不可否认，民粹主义者确实对于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渴求要高于多数民众。但其激进态势也表现出对于政治经验的不成熟和非专业化。他们从未放弃从政权组织力量中去获取民主权利，但极具偏爱趋势的价值形成使民粹主义的理性内涵和普世价值不容乐观。
民粹主义者们极力宣扬脱离精英领导下的大众民主，却忽视对国家社会模式的批判分析。恩格斯曾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指出：“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1]。由此可知，历史结果是由各方面历史因素合力作用。若社会矛盾爆发时站在民众的角度对精英领袖一味指责与抨击是缺乏客观理性的。卢森堡曾提出：“无产阶级群众所负有的使命不仅是根据明确的认识为革命确定目标和方向。它必须也由自己，通过自己的能动性一步一步地实现社会主义”[2]。她强调大多数人民群众是国家和历史的创造力量，那么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也应充分认识到自身对国家危机所负有的责任和担当。
当代中国倡导下的“平凡铸就伟大”，更强调党的精英团队应该来源于人民群体。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历史舞台，社会主义旗帜下的民主也是工人阶级的杰作。这一创作离不开普通群众的合力推进，也离不开杰出人才的英明指挥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旗帜下的人民大众与政治精英是不可分离的，中国的政治精英依托于民意推选产生，代行民意维护民众的民主权利，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极具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民主。更是从每个人的民主行使到国家的民主制度实现，再回归到个人民主权利维护的伟大创举。这样的民主注定与“民众与精英对立”的民粹式民主是截然不同的。
2.社会主义下具有阶级使命担当的民主
民粹主义的复兴大多伴随着国家和民族危机的产生，也可称之为一种应激性的“救亡图存”行为。但事实上，民粹主义者们更倾向于横向观察时代变化，却较少纵向分析所处社会及意识形态的根源性。纳粹德国的施政就是这一论断的有力证明，资本主义德国为应对帝国主义时代下的发展危机，集中国力展开国际攻伐以获取生存空间，却无视国家自身的发展模式弊端和资本主义根源性矛盾危机。
社会主义自建立之初便担负了阶级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使命，中国的社会主义更是具有长远使命和责任担当。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实现真正彻底的民主就必须首先担负起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民粹主义的倡导者们看似意志坚定地倡导民主政治，实质上却是目标模糊，忽视民主建设中自身的长远使命，单纯就眼前困境设定看似合理的出路。非洲实行的村社社会主义，意图从落后的自然经济直接跨渡到社会主义，结果却是这份农业集体化不但未能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反而使困境加剧。到1964年加纳国内如大米、牛奶、药品等生活必需品严重供应不足。“国营商业公司一有商品运到，只把三分之一的货物分给商店，剩下三分之二的商品就被贿赂给女商贩，到黑市上去卖。”[3]加之当地官政日趋腐败，引起政局动荡。事实证明，要真正找寻到能够挽救人民的普遍性真理而绝非是易变性的价值选择。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奋斗，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只有最终实现无阶级差别的社会共同体，让每一个人都能充分表达自身民主权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民主。民粹主义的价值边缘化与核心价值缺失，难以为社会主义中国带来这样的民主。
3.民粹主义者的利益昭示
民粹主义者们高举人民的旗帜，对当政群体和精英阶层进行攻伐。这类人权阵营的英雄主义者，片面强调个人民主权益的合法，却忽视自身对社会的责任属性，是缺乏奉献精神的表征。在欧美、拉美各国出现的民粹主义现实运动中，不乏以此为藉，来实现自身利益渴求的政客群体和知识分子。因而在考察民粹主义争端问题时势必要考察运动的目的性。
由此引发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义和团运动作为农民阶级主导下的自发运动，“反洋”之行可谓达至丧失理性的程度，不但将电报电话等视为洋鬼子的“妖术”，连“天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洋教堂止住天”[4]也深信不疑。更警醒着改革者们不可急于冒进，要在探索中分阶段解决国家和人民的问题，减少改革摩擦和阻力，也即减少人民的利益损失。
众多民粹主义者热衷于将民族体置于自身理论的合理内核之中，强调对外主权，忽视自身所应参与到全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这类民族理论更适归属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将人民与敌人对立区分起来，将那些对广大人民群众（绝大多数国民）进行阶级压迫，使其难以享受到自身合法民主权利和正当利益需求，甚至威胁其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群体称之为人民的敌人。而盲目排外过程中，也极易将作为国家助力的群体阶层剔除。第三世界泛起的民族民主运动，则关注到意识形态交流合作这一点。
民粹式的民主往往成为政客们竞选的利器，之于一位能言善道的竞选者，“民意”的代表将使他的身份更为光鲜耀眼。而是否真能站在人民与民族的立场上考虑国家在世界轨道的进止才是判断民粹主义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的重要标准。
二、中国现代化的民主意识形态走向
1.法制是民主重要支撑
中国在不断推进自身现代化的进程中，矛盾与冲突日益凸显，这也是民粹思想容易在中国国土上生根发芽的重要环境因素。随着市场化经济的突展，人民已可充分感受到自身作为独立自由个体在经济运行中所掌握的主动权和发展权，这是中国经济民主的显著成就。同时在交易与运营过程中，更多被人民提及和关注的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权钱交易和趋利去义，这些极大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性，自然也是对中国现代化民主的公平性与正义性的一种腐蚀。
介于此更须强调民主的法制建设，也即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发展应具有法制形态。首先，身为民主主体的人民应具有民主法制意识。这份意识自觉除却来自社会的思想教化，更须形成为自身的一种精神力量。只有当民主主体在行使民主权利的同时，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不以自身利益需求损害他人利益获取，不以私欲和小集体思想破坏公理和国家大义。其次，民主的顺利推进也需要法制的维护，当今中国的民主不是少数人和特权阶级的民主，而是多民族联合的民主，对于如此庞大复杂而又日益发展的民主群体，更需要通过法律来整肃规范民主权利的行使，塑造一个有理有序有节的民主社会。2021年起中国启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5]对公民的民主权利及其行使方式做出了更为详细全面的规定，强调公民的民主主体地位及其权利受法律保护，亦为法律所制约。再者，社会主义中国，特别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常被国际质疑其所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纯洁性和真实性。法律作为国家之重器，充分昭显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性，中国搞好法制民主，则可成为对这些质疑的有力回应。
中国的民主是具有法制形态的民主，更应该成为法制形态完备的民主，成为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公平正义的民主。
2.集中是民主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民主又是集中统一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人民来实现自身当家做主的权利和法制维护民主，更需要党的领导来引领中国民主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更是能将中国人民带往幸福生活和崇高理想的唯一统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的利益渴求下成立与发展，它的每一份生命力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背离党的意志就是背离国家，背离人民。
而民粹主义的思潮更多是区域团体的思想整合和利益呼吁，所强调的也是自身所代表的理想化阶级意识和利益需求，仅能代表部分人民的意志，若断然将其作为人民的整体意志并付诸改革实践是危险的。这种危险不仅来自于对民主群体理解的狭隘与局限，更是对于人民整体背离所引发的意识构建缺失。只有能够集中代表全部人民的意志才是真实的民主，也是现实的民主。之于“共建共治共享”[6]的新时代，更应强调集体利益之上的国家性和人民性。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民主形态发展，更是离不开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特性。中国在农民阶级主力军的带领下，联合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展开了一系列反抗剥削和压迫，争取民主的伟大斗争。这样多阶级联合争取到的民主成果，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之义。中国民主集中制的实施，既强调“服从”，也强调“听从”；既保证民主的完整性，也做到民主表达的自由。
集中统一为中国民主发展提供了效率与支撑，是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让人民找到一位有助实现自身民主权利的总统领。
3.协商是民主的题中之义
社会主义的大发展大繁荣让更多积极力量涌现，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推动力。这是历史的必然所趋，更是发展的全面要求。各阶级联合建设的进程中，所产生的摩擦不可回避，中国民主协商业已深入开展。
中国的民主协商不仅在政治领域，更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全方面推进，以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和谐推进。社会作为人民生活和事业建设发展的巨大容器，更要求其作为组织体和共同体需要兼容性，只有做到共商共协，才可达至共建共享。中国建设和发展中人民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对于自身民主权益的危机意识涌现和安全感的缺失。阶级国家中超阶级民主是无法存活的。只有积极调和各阶级矛盾冲突，才可减少民粹因素萌发。各阶级协作建设，调整好利益分配，是中国通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经之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各党派合作协商的成功实践，充分彰显中国政治民主的伟大活力。协商，不应仅体现在某一单独区域，更应实现跨区域民主协商。如在考虑生态建设时，应将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统一起来，互为考量。在处理社会纠纷时，也应将人民民主权益同社会公共民主权益相结合，不失偏颇。持续良好推进协商民主，也是推进民主全面发展的重要历程。只有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建设出真实可信的民主，才能永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昌盛不衰。
中国的民主不是“一言堂”，更不是众说纷纭，更多要将全体人民的核心利益置于民主建设的中心，核心利益的萃取更需要全体人民群策群力，共建共治。
三、民主意识形态建设以应对民粹思潮
1.不否不认的民主智慧
民粹式民主究其背后的主导力量，可称之为派系力量主导下的集体民主。其对国家整体民主造成的冲突，更多要依靠党的民主意识形态建设来协调解决。首先，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具有高度集中的政治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取向，其在力量方面可谓是远超于民粹派系。而这种力量则源自于人民的拥护。党的民主意识形态建设应注重整体性，若将民粹者排除于民主范围之外，则其民主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也会缺失。其次，中国的民主意识形态建设是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引领的，只有将人民的整体意志高度凝练为党的核心意志再上升为国家意志，又在实践中磨砺和发展，才能使其具有具体内涵和现实可信度。于中国而言，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建设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中国民主发展全局起到根本性的统领作用。恩格斯曾指出：“各地的经验都证明，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将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7]。民粹主义思想的合理成分，也将逐渐融入党的民主发展之中，或已形成于党的民主之中，尽管未能成为主导性因素。另外，党的民主意识形态统领着中国民主意识形态，其高度性决定其所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具备去腐趋正的能力。党应该对民粹思想起到规引和指导的作用。
在党的民主意识形态建设中不对民粹思想过分否决和压制，也不容其扰乱社会核心价值和中国民主进程，让民主意识形态建设既文明和谐又做到旗帜鲜明、主次分明。
2.亦步亦趋的民主终端
排外性作为民粹主义的显著特征，磨蚀着其他民主思潮，亦有可能将他者强行拉入此行列。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都不可否认平等和自由是其应有内涵。只有平等的交流、自由的发展才能真正做到社会的民主，才能最终实现每个人的民主。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种声音、甚至一个世界只有一种精神力量，以此来创制和保障民主，注定成为民主的终端。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建设过程中，充分重视社会各界民主意愿，并以多种形式将其集中协商。中国的民主从未强制人民被动接受，更不会让人民成为制度的奴仆。反而人民作为制度的创制者和评判者，才是民主的取之有道。此外，中国的民主也是符合世界历史逻辑和全局逻辑的。在现代化的新时代，脱离世界进程，空谈一国民主建设极易陷入沙门主义和本土主义。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期间，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伊朗核协议》等国际协定，无视自身作为大国的责任担当，大搞“美国优先”，让人权与民主囿于一国价值界定。中国的民主意识形态必须是符合世界民主进程规律，又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和精神建构，对其进行分析和选择时是离不开主体这一要素的。想要做好民主制度的建设和民主内涵的完善，首先就要培养理性的人民，让他们可以在多样交织的民主思潮中自主选择科学的民主道路。
具有理性、责任心和正义感的人民更具备完善民主制度和理念的资格和能力，只有这样的民主才能永葆活力，不必担忧自身命运的终结。
3.同声同气的民主价值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化，各国都已经在世界市场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有众多的政客和学者试图寻找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民主模式，但成效甚微。这不仅关乎到各国人口、环境、历史文化的差异，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区分。然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用于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完全无可通之处呢？
印度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具有殖民地历史的独立国家，暴力事件和社会争端屡禁不止。侧面表现出印度国民未能将本国民主同世界民主进程有机结合起来，亦未能科学定义何谓人民、何谓民主。民主中的平等内涵，则要求人民之间相互尊重、共治共享。暴力冲突对于他人利益的损害，则严重背离了这一点，也是对于真实民主的背离。相较而言，冰岛、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每年的国民犯罪率几近于零，这离不开国民对于民主的平等内涵的深刻理解。事实上，中国在进行民主意识形态建设时，也离不开对于各国，甚至包括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模式和民主理念中合理成分的吸收。如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所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诚然，社会主义中国对于民主主体的定义更为宽泛和包容，对于民主权利的界定更为公正和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要求。
盲目自信、固步自封无法带给中国民主意识形态充足的养分，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才是中国民主的伟大之处。邹韬奋先生曾言：“它们的实际经验，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也是极合理而又极寻常的事情”[8]。站定立场，并努力汲取世界民主的养分，也可让中国民主得到更多国家的价值认可。
民粹思想作为一种具有欺骗性质的伪民主，在国家民主形态的发展中理应予以警惕，更警醒着党和国家在建设中要注重对国民的民主教化和民主制度的完善，注重民主建设的与时俱进，要建设出具有法制、集中、协商内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龙闪、刘建国.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4]刘崇丰.义和团歌谣[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
[5]法律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M].北京: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2020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马克思、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邹韬奋.《韬奋全集》（第10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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