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正国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市  100006）

摘 要：对于物的研究离不开人的因素，离不开其所存在的情境及其被赋予的意义。本文对于博物馆藏品的研究拟以生命史的视角，采用物的社会生命与人的个体生命史两条进路，从物与人的交织互动中来把握藏品的物质信息与象征意涵，试图在藏品的原生情境与博物馆情境的对比中完整呈现藏品信息，借以挖掘其所蕴含的历史、艺术及科技等价值。

关键词：情境；生命史；社会生命；藏品研究

一、物的社会生命

阿帕杜莱指出，对于物的研究是有多个维度的，随着物的传播距离越来越远(诸如机构的、空间的、时间的)，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往往变得局部、矛盾和差异化。^[1]所谓物的社会生命，是指通过物在不同时空、不同情境中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揭示物的社会性质和文化意义，进而在其主客体的转换中体现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就博物馆而言，这些藏品是从哪里来的？是如何被制造、流转和使用的？又为何会出现在博物馆这样的场合里？物之所以被收藏，是因为其在某一系统中被赋予了某种特定的含义，而这种含义单靠研究物本身却不易被发掘。而在所有这些角色的转变中，其促成因素是什么，亦即缘何会出现这些转变？并且在其转换过程中，其不同的角色是可以共存的，而非逐一过渡和转变的。不论是对于物本身还是针对博物馆藏品而言，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物不仅仅是客观物质静止的存在，而应该将其作为实践和过程来研究。作为藏品而言，其生命历程会远远大于其制作者，其所经历的各种诸如馈赠、鉴赏、交易、展览、修复等情境会使其富有大量的附加信息，而通过这些信息会使藏品的研究更加立体，有血有肉，进而才能最大限度的挖掘其所蕴含的历史、艺术、科技等信息。诸如作为国宝级重器的西周虢季子白盘，器形硕大庄重，纹饰粗犷，工艺精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其盘内的铭文亦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而其流传经历也可谓是历尽沧桑。虢季子白盘是在道光年间于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旋归郡县令徐燮钧所有，后被带回常州。咸丰十年太平军占领常州，虢季子白盘又转归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所有。同治三年淮军将领刘铭传攻下常州，发现虢季子白盘将其运至老家安徽合肥。刘铭传去世以后，其后世子孙尤其是其曾孙刘肃曾先生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为重，机智勇敢保卫国宝，自愿捐献给国家并亲自护送到北京。^[2]在这些文物的流转过程中，不仅文物的基本信息得以体现，其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信息也更有利于文物的深入研究。从具有自然属性的“物”到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的“造物”，博物馆藏品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表面的基本信息，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人为性和社会性。

二、人的个体生命史

学术研究需要有开放的视野与多元的路径，对于个体生命史研究而言，由于本文主旨是对物的研究，是对博物馆藏品的研究，因此讨论人的个体生命史在此亦是为物的研究服务。对于人的个体生命史，王建民认为个人生活史这种叙述可以是贯穿报道人一生的，但也可能主要是报道人早期的经历，或者着重于报道人当下的生活研究。^[3]本尼迪克特认为，个体生活史首先是由他的社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生活模式，而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塑造着他的行为。^[4]比如徐竹初作为漳州木偶头雕刻的代表性传承人，他在继承徐氏木偶世家优良传统的同时，还吸收借鉴了诸如京剧脸谱人物造型、泉州南派木偶式样等多种元素，展现了其非凡的艺术才能和创造能力。这样对作为博物馆藏品或展品的木偶雕刻的研究，一方面要有对木偶本身即物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要有对人的研究。徐氏家族从徐竹初的太高祖徐梓清算起，到他的儿子徐强已是第七代。在这种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既有工艺技艺的传承，也有作为精神文化意涵的传承。漳州木偶头及潮州木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千姿百态，但它们归根结底展现了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特有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以一个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5]

费孝通指出，若忽视了精神世界这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感受,也就无法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运行。^[6]因此，从生命史的角度来说，对关键人物的访谈、对木偶头雕刻技艺的参与观察及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这种对话式、动态的社会交往中才更有利于表现他者生活的真实性。这样不仅可以了解木偶头从原材料到半成品、成品的制作过程，观察其制作过程中的动作、语言乃至表情，还可以更深切地理解其所凝结的精神意涵。在这些众多的民间技艺、非遗传承中，其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又比如潮州木雕祖辈匠师的生命史被不同工匠群体反复叙说，强化的重点则是“艰苦创业”的职业伦理和“工精为胜”的专业追求。^[7]这种对人的个体生命史的研究有利于更全面地了解一个人，亦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与之相关的物。

三、情境与物的研究

之所以要讨论情境，是因为物的存在离不开情境，或者说同一物在不同的情境下会具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内涵。所谓情境，或者说社会情境，一般是指研究对象所存在的社会环境。对于物的研究而言，首先有其存在的原生环境，在此情境下，对于物的研究不外乎其基本的信息以及对人的价值等，这也使对物的研究遇到了某种程度的困难。对此，徐坚认为器物学的困境是物被当成没有时间、缺乏过程和变化的某种抽象概念的刻板标签，解决这个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重新赋予物以时间，在物的生命历程中呈现制作、使用、改造和种种转型。^[8]比如舒瑜在对“盐”的研究中指出，盐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盐本身也被赋予了超出其自然属性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作者力求通过盐这样的微小之物来展示文化史一个片段的内涵。^[9]对此，希弗（Michael Brian Schiffer）也提出一个生命史（life history）的框架,认为文物从原材料，经过改造、组装、运输、交换、使用、再利用和维护，最终被丢弃、遗弃或仪式性地存放，构成生命史的内容和形式是无限的。^[10]因此，对于物的研究要以其所存在的情境为参照框架，从具体的情境中去挖掘其所蕴含的基本信息与表征意涵。

回归本文的主题，对于博物馆的藏品研究而言，首先博物馆的藏品具有“物”或“器物”的基本属性，这样对于藏品的研究也无法脱离其原生环境，在原生环境中是如何被制造、使用和流转的，其基本的效用是什么，又具有什么样的表征意涵等都需要进行挖掘。与此同时，物从其原生环境进入博物馆，其为什么能够进入博物馆，角色是如何转变的，诸如是一种手工的技艺，或是一种仪式的用具，或是一种商业化的策略，又或是一种文化传承的标签等。而所谓博物馆，其基本属性是通过物的收集和展示，揭示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历程，进而起到一种引领和教育的作用。因此，对于博物馆的藏品研究而言，采用物的社会生命与人的个体生命史两条思路进行，以生命史的视角展开其不同角色与情境的考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Arjun Appadurai,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56

[2]李先登.历尽沧桑的虢季子白盘.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

[3]王建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活史研究.民俗研究，2014年第4期

[4][美]露丝·本尼迪克著，何锡章、黄欢译.文化模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9月第2页

[5]陈勤建.非遗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第1页

[6]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7]陈丹.记忆的形塑——人类学视野下的潮州木雕工艺与匠人生命史.艺术与民俗，2020年第2期

[8]徐坚.从金村出发：告别器物学，走向生命史.文艺研究，2020年第12期

[9]舒瑜.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4月第5页

[10]徐峰.让文物活起来——观“陈一华金陵女子大学文献史料收藏展”.中国文物报，2020年10月16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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