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丰艳
（瓜州县锁阳城遗址文物保护所  甘肃瓜州  736100）
摘 要：瓜州县目前探明的汉唐古城共65处，是我国汉唐土遗址保存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保存状况最好的地区之一。随着学界对土遗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瓜州县所存的古代城址因规模大、数量多、现状好、沿革序列完整等特点，在我国土遗址研究中占有很大比重，是研究汉唐古城建筑、军事防御、政治管理、土遗址修复等方面的珍贵实物。其中，锁阳城更是在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联合申遗中作为其中重要的一个遗产点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名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瓜州土遗址的重要性。但是，就目前而言，瓜州县土遗址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汉唐瓜州郡县治所的具体地方仍存在许多争论，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学界的诸多争议，梳理悬而未决的观点，从而引发对瓜州郡县治所地望的新思考。
关键词：瓜州；郡县治所；地望；土遗址
作者简介：王丰艳，瓜州县锁阳城遗址文物保护所。

瓜州作为古丝绸之路黄金段上的重要一环，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枢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如今，瓜州县境内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城址遗迹，展示着古代瓜州的繁盛和没落。由于受到全球气候环境的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影响，使得安敦盆地上的古绿洲逐渐被雅丹地貌群、沙漠、戈壁和荒滩所代替，大部分的城址遗迹也掩没其中。瓜州县文物局、瓜州县博物馆通过与中国科学院、敦煌研究院、西北师范大学、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合作，对瓜州县境内的古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探明。2007年9月到2011年12月，瓜州县组织展开了第三次全县文物普查工作，结果显示瓜州县共有包括城址、烽燧遗址、聚落遗址、窑址、房址、水利设施遗址、古寺庙遗址等古遗址243处，其中城址51处。2013年8月和10月由中国社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兰州大学、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瓜州县文物局、瓜州县博物馆与UNESCO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联合考察队运用遥感考古的新方法再一次对瓜州县古遗址进行考察，更新了瓜州县古遗址的数据，其中城址达到了65处。综合以上数据，可见瓜州县古遗址的丰富，对于瓜州历史文化研究日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热点，尤其在瓜州郡县治所的变更和沿革上，诸位专家争议颇大，以下是笔者对瓜州郡县治所考辨研究的简单综述。
一、汉敦煌郡广至县城考辨
《光绪安西採访底本》[1]载：“春秋战国时为西戎地，秦月支戎居之。汉为敦煌郡，地有县六曰：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晋分敦煌之宜禾、 伊吾、冥安、渊泉、广至五县。”对于广至县的县治所在，李并成先生在瓜州县境内的古城址中做过细致的实地考察和排疑，并在《汉敦煌郡广至县城及其有关问题考》[2]一文中通过史料分析和城址规模判断及实地考察中的距离推算得出汉广至城应为今踏实破城子，成为诸多学者认同的主流观点。李正宇先生因从事敦煌研究，瓜州古城址的考察经历十分丰富，针对李并成先生的这一观点，他在之后撰文《汉敦煌郡广至城新考》[3]，对1999年新发现的巴州城做了系统阐述，指出其面积符合汉晋县城的规模，并通过史料中的县治下辖都尉驻防地和与其他郡县治所的地理方位，对李并成先生认为的踏实破城子提出质疑，最后确定巴州城即是汉广至县城。2003年李并成先生在文章《魏晋时期寄理敦煌郡北界之伊吾县城考》[4]中对李正宇先生提出的巴州城做出考证，以瓜州古绿洲的范围和《元和郡县图志》、《晋书·地理志》等史料当中记载的郡县治所地望方位为依据提出巴州城非汉广至县城，而是曹魏敦煌郡伊吾县城。后李并成先生在《芦草沟下游古绿洲沙漠化再考》[5]的文章中对芦草沟下游古绿洲进一步探索，结合《补三国疆域志》、《太平寰宇记》等史料分析再一次佐证巴州城为曹魏敦煌郡伊吾县城。张俊民先生在《瓜州县汉代古城的几点思考》[6]一文中对两位先生的观点进行阐述，并运用Google earth地图和释读悬泉汉简提出广至县在破城子附近的说法。
二、曹魏宜禾县城、唐常乐县城考辨
曹魏宜禾县城和唐常乐县城皆指一城，即现位于瓜州县南岔镇六工村九队西南1.5公里处的六工古城，但就其沿革情况颇有争议，一是六工古城是否为宜禾都尉治昆仑障，汉敦煌郡宜禾都尉府与曹魏敦煌郡宜禾县城是否皆为六工古城；二是隋常乐县、唐常乐县是否皆为六工古城。
《汉书·地理志》在广至下用小字注记“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莽曰广桓。”从而引发对昆仑障的地望研究，现一般认为六工古城为汉代昆仑障所在，而李并成先生在《汉敦煌郡宜禾都尉府与曹魏敦煌郡宜禾县城考辨》[7]的文章中提出不同见解，认为昆仑障是因汉长城而筑的军事驻地，其地望一定在长城沿线，或离长城不远的地方，而六工古城则距长城十几公里，其里程有失，做为长城防御驻地的作用，应不是昆仑障所在。而李正宇先生则在《昆仑障考》[8]一文中谈到六工古城历来是古驿路交叉分途及北路汉唐驿戍烽亭的必置之地，唐之常乐县（六工古城）正为汉之昆仑障。李并成先生对此说法再次提出质疑，并在《百年来敦煌地理文献及历史地理的研究》[9]一文中言六工古城为曹魏宜禾县、小宛破城为宜禾都尉治所昆仑障。吴礽骧在《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10]一文中通过对《敦煌汉简》的研究也提出六工古城不符合河西汉代塞防沿线的障坞与规模，即使是汉代宜禾都尉府旧址，亦最迟在唐代已被彻底改造。正是两位先生的观点引发了汉敦煌郡宜禾都尉府与曹魏敦煌郡宜禾县城是否是一城的争论，学术界的诸多学者虽未对此问题做专题研究，但在相关文章中都提及汉敦煌郡宜禾都尉府即是曹魏敦煌郡宜禾县城。李并成先生撰文《汉敦煌郡宜禾都尉府与曹魏敦煌郡宜禾县城考辨》[7]，对六工古城的沿革情况作了考证，指出“曹魏设县，属敦煌郡；西晋元康五年（295年）惠帝分设晋昌郡，宜禾遂属晋昌郡辖；西凉凉武昭王元年（400年）李暠分设凉兴郡，宜禾又归于凉兴郡治下，并立为郡治；北魏明帝时于此设常乐郡；隋代改置为常乐镇；武德五年（622年）又改置常乐县。”邢耀龙先生在《瓜州六工古城述论》[11]一文中通过现存文献系统阐述了六工古城的历史沿革，认为六工古城是汉敦煌郡宜禾都尉府治所昆仑障，曹魏敦煌郡宜禾县是由汉敦煌郡宜禾都尉府沿革而来的。笔者也比较认同学术界的这一主流观点。
李并成先生在上述问题中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隋常乐县与唐常乐县是否为一城，他认为隋常乐县治所在锁阳城，唐常乐县是由隋常乐镇改置而来，治所在六工古城。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2]一书中也谈到“隋常乐县属瓜州，唐于敦煌置沙州，别于晋昌郡置瓜州，治晋昌，即在隋常乐县，而于旧广至则立常乐县。”齐陈骏先生在《敦煌沿革与人口（续）》[13]一文中明确讲到两代虽都有常乐县，但不是一地，根据《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书都认为唐常乐县在原汉广至县地，即在今踏实堡附近。然而有大部分学者则认为隋常乐县即唐常乐县，如王奕心先生和王乃昂先生在《隋玉门关地理位置新探》[14]一文中提出隋玉门关在六工古城的新观点，并谈及隋常乐县即是唐常乐县，其沿革是一脉相承的。
三、锁阳城考辨
唐瓜州（晋昌郡）治所究竟在何处，学术界的观点有很多。一是在瓜州县城西南；二是瓜州县南桥子乡；三是提出晋昌郡和晋昌县的治所不在一地，分别位于肖家地古城和南岔大坑古城址；四是锁阳城是否为苦峪城。
最早陆庆夫先生在《锁阳城杂考》[15]一文中简单介绍了锁阳城的现状，通过对薛仁贵的传说和史料文献分析，说明了锁阳城为唐代城址，并推测是瓜州治所。李并成先生针对学术界的分歧撰文《唐代瓜州治所及其有关城址的调查与考证》[16]通过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沙州都督府图经》等史料研究和瓜州县的实地考察，论证了唐瓜州晋昌郡就是如今的锁阳城。2003年4-6月，由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与瓜州县博物馆组成专家团队，对锁阳城进行了局部发掘，并发表《安西县锁阳城遗址内城西北角发掘简报》[17]，通过对地层和出土文物的年代断定，得出锁阳城建城在隋唐时期。李正宇先生在《玄奘瓜州、伊吾经行考》[18]一文中以玄奘西行的独特视角，通过史料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证实了锁阳城为唐代瓜州治所。关于锁阳城的沿革问题，李并成先生在文章《锁阳城遗址及其周围古垦区沙漠化过程考证》[19]中详细梳理了诸多专家对锁阳城沿革的不同看法，基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对比指出锁阳城的沿革情况，即汉代为冥安县，西晋为晋昌郡及冥安县，隋代为常乐县，唐代为晋昌县,在《汉敦煌郡冥安、渊泉二县城址考》[20]一文中对汉冥安县城进一步考辨，释证锁阳城为汉冥安县城。刘兴义先生在《锁阳城探源》[21]一文中提出隋代玉门关在锁阳城东、后魏瓜州晋昌郡与唐代瓜州晋昌郡不是一地、锁阳城不是官筑的苦峪城等观点。
学术界诸多学者多在文章中提及明苦峪城即今锁阳城，成为主流看法，但自提出以来争议不断，如岑仲勉先生在《中外史地考证·从嘉峪关到南疆西部之明人纪程》[22]一文中根据《斯坦因图》和史料记载的苦峪城里数方位相互佐证，对锁阳城即苦峪城的观点提出疑问。高启安先生撰文《明代苦峪卫、苦峪城考索》[23]，通过《肃镇华夷志·西域疆里》、《西域行程记》、《西域图志》等文献记载的地理方位和在玉门、嘉峪关两市的实地考察得出苦峪地名非只一处，苦峪城非只一城，史料中所言及的苦峪城并非主流观点中的锁阳城，而应是玉门镇附近的西域城。基于上述对锁阳城沿革的研究，瓜州本地学者李宏伟先生在《锁阳城遗址》[24]、《锁阳城遗址近百年重大考古发现综述》[25]等系列文章中对锁阳城进行了系统性综述。
由于瓜州县古遗址较多，但长时间以来未受到学术界关注，加之本地学者较少，研究队伍的局限导致其研究大多仅限于遗址现状介绍和历史沿革，甚至许多遗址还未探明，现存的遗址沿革亦未理清。除此之外，在研究层次上还未深入，各个专家各持己见，相关问题意见分歧较大。在研究领域上涉及除历史学之外的其他领域极少，其中考古学、地理学、生态学、文学、遗址保护和开发等方面都在起步阶段，只有少数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零散的论文，无法形成整体的理论系统。因此在瓜州古遗址的诸多角度和层次方面大有文章可做。

参考文献：
[1]《中国地方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四十七册《光绪安西採访底本》，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页。
[2]李并成：《汉敦煌郡广至县城及其有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91年4期，第81-88页。
[3]李正宇：《汉敦煌郡广至城新考》，《敦煌研究》，1999年3期，第69-78页。
[4]李并成：《魏晋时期寄理敦煌郡北界之伊吾县城考》，《敦煌研究》2003年3期，第39-42页。
[5]李并成：《芦草沟下游古绿洲沙漠化再考》，载《锁阳城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甘肃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页。
[6]张俊民：《瓜州县汉代古城的几点思考》，《锁阳城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甘肃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89-100页。
[7]李并成：《汉敦煌郡宜禾都尉府与曹魏敦煌郡宜禾县城考辨》，《敦煌学辑刊》1996年2期，第94-98页。
[8]李正宇：《昆仑障考》，《敦煌研究》1997年2期，第33-40页。
[9]李并成：《百年来敦煌地理文献及历史地理的研究》，《敦煌学辑刊》2010年2期，第45页。
[10]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11]邢耀龙：《瓜州六工古城述论》，《锁阳城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甘肃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12]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第384页。
[13]齐陈骏：《敦煌沿革与人口（续）》，《敦煌学辑刊》1981年2期，第,59-70页。
[14]王奕心、王乃昂：《隋玉门关地理位置新探》，《锁阳城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甘肃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
[15]陆庆夫：《锁阳城杂考》，《社会科学》，1982年4期，第72-74页。
[16]李并成：《唐代瓜州治所及其有关城址的调查与考证》，《敦煌研究》1990年3期，第24-31页。
[17]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安西县锁阳城遗址内城西北角发掘简报》，《敦煌研究》2003年1期，第1-7页。
[18]李正宇：《玄奘瓜州、伊吾经行考》，《敦煌研究》2006年6期，第82-91页。
[19]李并成：《锁阳城遗址及其周围古垦区沙漠化过程考证》，《中国沙漠》，1991年2期，第20-25页。
[20]李并成：《汉敦煌郡冥安、渊泉二县城址考》，《社科纵横》1991年2期，第50-53页；《敦煌研究》1997年2期，第41-44页。
[21]刘兴义：《锁阳城探源》，《丝绸之路》，2011年18期，第10-11页。
[22]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46页。
[23]高启安：《明代苦峪卫、苦峪城考索》，《锁阳城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甘肃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128页。
[24]李宏伟：《锁阳城遗址》，《丝绸之路》，2015年1期。
[25]李宏伟：《锁阳城遗址近百年重大考古发现综述》，《锁阳城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甘肃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186-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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