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越阳 薛芬

（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摘 要：苏轼词作风格多样，极具研究价值。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外译者尝试翻译苏轼词作。本文从爱德华·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出发，选取苏轼不同风格词作的代表译本，研究中外译者翻译苏轼词作时所运用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在低语境文化中，译者更注重意义的传递，以便读者理解。而在高语境文化中，译者则更倾向于对原作风格和文化内涵的还原，以促进文化传播。

关键词：苏轼；高低语境文化理论；英译策略；词作

作者简介：苏越阳（2000--）男，汉族，陕西咸阳人，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

薛芬（2001--）女，汉族，陕西商洛人，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

一、引言

汉语属于高语境文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华古代文化典籍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机制，其中包含许多文化、修辞和审美因素，这些因素值得我们在翻译时加以思考^[1]。英语属于低语境文化，倾向于用简单明确的语言直接表达意义。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人物，其词作风格多样，时而雄伟壮丽，时而凄清哀婉。国内外许多译者都曾翻译他的作品。例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翻译了苏轼的52首诗词。20世纪80年代，许渊冲、徐忠杰、杨宪益等翻译家也翻译了不同数量的苏轼作品。国外翻译家如伯顿·华兹生，朱莉·兰多等人的译文也广为认可接受。然而，受高低语境文化的影响，中外译者的译文在翻译风格与表达方式上不尽相同。如何处理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以达到最佳翻译效果，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二、爱德华·霍尔高低语境文化理论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Beyond Culture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高低语境文化的概念^[2]。霍尔提出，在低语境文化中，信息只通过文字来直接传达其含义。相反，在高语境文化中，信息很大程度上依赖语境或情境传播，包括语气、手势、缄默或隐含意义，而信息接受者则要根据语境和文化规范来判断理解信息的含义。

霍尔认为，文化是从高语境到低语境的连续统一体。高语境文化倾向于使用含蓄、间接的语言，主要通过语境或社会情境传达信息。低语境文化更倾向使用详细、直接的语言，其中大部分信息都是显式模式。大多数文化都可以按照高低语境标准在一个坐标轴上排列。汉语属于高语境文化，而英语属于低语境文化。

三、苏轼词作英译的中外译者翻译策略对比分析

国内外诸多译者都对苏轼不同风格词作进行过翻译，此处选择苏轼不同风格的两篇代表作，从高低语境文化的角度分析译者所采用的不同策略。

1.苏轼婉约词的翻译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是苏轼写给原配妻子王弗的一首悼亡词，词中表达了作者对妻子无尽的哀婉与思念，词的上阕为：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此处选取许渊冲译本与美国汉学家伯顿·华兹生的译本进行比较

许译：

For ten long years the living of the dead knows nought.

Through to mind not brought,

Could the dead be forgot？

Her lonely grave is for,a thousand miles away.

To whom can I my grief convey？

Revived，e'en if she be,oh,could she still know me？

My face is worn with care and frosted is my hair.^[3]

伯顿·华兹生译：

Ten years,dead and living dim and draw apart.

I don't try to remember,

But forgetting is hard.

Lonely grave a thousand miles off,

Cold thoughts,where can I talk them out?

Even if we met,you wouldn't know me,

Dust on my face,

Hair like frost.^[4]

在原作中，“茫”“量”“忘”“凉”“霜”构成尾韵。在许渊冲的译本中，我们发现“nought”，“brought”“forgot”;“away”,“convey”;“off”,“out”也均构成尾韵，达到音韵和谐的效果，读起来朗朗上口，将读者带入意境，而伯顿没有使用押韵策略。第一句话中，苏轼表达了与妻子阴阳两隔的悲痛。许渊冲用了“nought”，意为虚无，引申含义为失落、毁灭，塑造了一种孤独、凄凉的意境。伯顿用了“dim and draw apart”，构成头韵，分离的意思也表达了出来，但是该译本并没有形成哀伤的风格基调。“不思量,自难相忘”，作者强迫自己不去想逝去的妻子,但他无法忘却往日的深情。许先生用了反问句式，情感更上一层楼:我只能尽力不去想悲伤的过往，但是我怎么会忘记我逝去的妻子呢？可见，许渊冲充分理解了作者悲切与矛盾的心理。而伯顿则采用意译法来表意，忠实于原文，但是读者并不能通过该译本与作者产生心理共鸣。下一句作者描述了自己与妻子的坟墓距离遥远，内心孤寂的状态。这里“无处”可以延伸理解为没有人听他诉说自己的情感。许渊冲翻译为“whom”，说明译者在翻译前对原文含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此外，许先生将凄凉译为“grief”，指对爱人之死的忧伤、悲痛，用在此处很贴切。而伯顿采用直译法，将凄凉译为“cold thoughts”，意为作者陷入了冰冷的沉思，文学意义上与原作对等，但在情感表达上却不够深刻。最后一句中，“尘”“霜”不只是“尘土”和“白发”的表层意义。作者想象，即使他能与妻子见面，妻子可能也认不出他了，因为多年的坎坷已让他变得如此沧桑。许渊冲用了“care”一词，表达了作者艰辛的人生境遇，凸显了词语的深层内涵。他还用了“revived”一词，给读者以生者与逝者突破时空界限而相遇的直观感受。伯顿采用了直译法，忠实于原文，国外读者容易理解，但他只译出了原作的表层意义，读者无法从该译本中体会到原作的悲凉意境。

韦努蒂1995年在其著作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中提出了归化与异化的概念^[5]。我们发现，来自高语境文化的许渊冲倾向于使用异化策略，即努力保留再现作品原有的风格和内涵。而处于低语境文化的伯顿则更倾向于使用归化策略，即更注重翻译的可读性。由此可知，译者的翻译行为受其所处的高低语境文化背景的影响。

2.苏轼旷达词的翻译

除了婉约词外，苏轼还有旷达洒脱，超脱物外的作品。《定风波》作于1082年，这是作者被贬谪杭州的第三年。这首词表达了苏轼超然物外的情怀和旷达洒脱的胸襟。词的上阕为：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此处选择许渊冲译本与美国著名文学家朱莉·兰多译本进行比较：

许译：

Listen not to the rain beating against the trees.

Why don’t you slowly walk and chant at ease?

Better than saddled horse I like sandals and cane.

Oh,I would fain

Spend a straw-cloaked life in mist and rain.^[3]

朱莉·兰多译：

Ignore it!So it penetrates the grove,beats on the leaves

Why don’t we hum,whistle,take a stroll?

Bamboo staff and grass shoes are light-leave the horses

Why fretful?

A straw coat will do for the mist and rain of a lifetime.^[4]

原作中，“声”“行”“生”；“马”“怕”均构成尾韵，许渊冲的译本中“tress”“ease”;“cane”“fain”“rain”,同样构成尾韵，与原作在音系上实现对等，而朱莉·兰多的音系策略不够明显。朱莉更加注重形式美，她的译文每一行都与原作形式对等，看起来长短有致，让人耳目一新。第一句中，许先生将“莫听”译为“listen not”，让读者有一种有人在阻止他们做某事的感觉。而朱莉用了祈使句，体现了诗人坦然洒脱的形象。第二句中，两位译者都采用了反问句的形式，但是许渊冲在句尾加了“at ease”一词，体现了作者随遇而安，泰然自若的心理状态。朱莉采用了直译法，在形式上与原作保持一致，然而，译文并没有呈现出作者的精神状态。第三句和第四句中，许先生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I like”、“I would fain”，颇具匠心地打破了原作的形式，给读者以一种直接与作者展开对话的感觉。许先生成功在读者与作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未改变原作本意。朱莉则更倾向于意译，她将原作所有内涵都做了详细解释，但是交际效果却差强人意。“一蓑烟雨任平生”表达作者的内心态度：他不再关心宦海沉浮，内心从容镇定，无喜无悲，超乎于物外。许先生译为“Spend a straw-cloaked life in mist and rain”，十分生动贴切。读者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画面：一个穿着草衣的文人，行走在烟雨中，他的心中无喜无悲，脱离了世间的喧嚣，进入一个谧静超然的世界。该译文与原作高度融合，但是读者需要一定的背景知识储备，才能融入其深刻意境。朱莉译为“A straw coat will do for the mist and rain of a lifetime”，该译文虽没有许先生的简洁，但也为读者创造了一幅生动的画面，易于读者理解。

四、结语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苏轼词作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机制，且具有深刻的内涵。在翻译其词作时，国内外译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汉语属于高语境文化，许渊冲在翻译中更多运用了异化策略，以保留原作的风格和文化内涵，这有利于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此外，许先生的译本达到了音美、形美、意美的标准。然而，一些国外读者如果缺少对作品背景知识的了解与一定的文化储备，可能难以理解译文所要传达的文化内涵。英语属于低语境文化，伯顿·华兹生和朱莉·兰多倾向于归化与意译策略。他们在翻译苏轼词作时忠实于原文，力求把词的内涵表达得明确，详细，易懂，使国外读者易于接受。然而他们的译本却丢失了原作中许多深层内涵，读者只能了解到作品的表层含义，不能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在交际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译者则应充当连接两种不同文化的桥梁。译者在翻译中华文化典籍时应从作品出发，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译本既要完整地传达原作的文化内涵，又要让国外读者容易理解接受。这样一来，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间才能实现深入的沟通与交流。

参考文献：

[1]黄琦.跨文化交际视角下中古典诗歌的模糊机制与翻译[J].安徽文学，2015(8)

[2]Hall,E.T.(1976).Beyond Culture[M].New York:Doubleday

[3]许渊冲.许渊冲经典英译苏轼诗词[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

[4]戴玉霞.苏轼诗词英译对比研究——基于和合翻译理论的视角[M].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

[5]Lawrence Venuti.(1995).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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