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 翟潇雁 陈思捷
（西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摘 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收录了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本文基于读者接受理论，从期待视野、召唤结构和隐含读者三个方面，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及其英译本进行研究，探讨了译者在对外宣传的翻译实践中对于读者接受理论的运用及效果，为今后的政治文本外宣英译工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读者接受理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宣英译
作者简介：李菁（2001--），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生。
翟潇雁（1971--），文学硕士，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陈思捷（2001--），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生。
项目名称：2021年陕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读者接受理论视角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宣英译研究”，项目编号：S202110697190。

读者接受理论由以汉斯·尧斯和沃尔夫冈·伊瑟尔为代表的20世纪德国接受美学理论家提出。该理论聚焦于阐述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以读者为中心，认为文本意义的产生不是由作者本人决定的，而是取决于读者的解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下的最新理论成果总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以下简称《治国理政》Vol.3）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方案、彰显中国理念的媒介，也是国外读者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因此，如何将起源于西方的读者接受理论与中国政治文本外宣英译工作相结合，从而引导读者在情感上正确理解和接受源语文本的信息，是实现传播效果最佳化的关键所在。本文以《治国理政》Vol.3及其外文社英译本（以下简称外文社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基于读者接受理论，从期待视野、召唤结构和隐含读者三个维度，探究译者在政治文本外宣英译实践中对于读者接受理论的运用和效果。
一、从期待视野维度研究读者接受理论在外文社英译本中的运用及效果
期待视野指读者在阅读文本之前，受个人既往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影响，在心理上预先对该文本产生的观念指向。在外文社英译本里，译者通过或迎合、或对立、或陌生化的方式，改变读者的期待视野，调整读者与译文之间的审美距离，以实现读者期待视野与译文的融合。以下分别从文体期待、意象期待和意蕴期待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文体期待的层面来看，中外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大多以短句为主。在原著第2章第89页第7段中，习总书记在论述把准政治方向的重要性时，采用汉语常见的流水句，以红军炊事员在长征途中将方向问题置于饮食问题之上为例，生动形象地表明了把准政治方向的必要性和关键性。译者在翻译时整体上也多以短句和简单词为主，比如，将“方向问题”译为“where to go”,将“颠覆性错误”译为“fatal mistakes”等，以突出在集体学习的情境下领导人的讲话口语化偏强的特点，迎合了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野。
其次，从意象期待的层面来看，在原著第18章第386页第6行中，习总书记就“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发表讲话时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将“一带一路”的总体布局比作“大写意”，将项目建设的具体细节比作“工笔画”。写意画和工笔画都是中国画特有的技法，因而对于译入语读者而言是相对陌生的意象。译者在翻译时并未采取直译法或注释法，而是将“大写意”和“工笔画”融为一体，概括为“like completing a drawing”,只不过前者是“sketch the outline”，而后者是“fill in fine details”，表明两者并非是两幅独立的画，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如此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既保留了原文的艺术特色，又避免了冗余的解释，使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
最后，从意蕴期待的层面来看，以原著第19章第389页第20行中：“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1]为例，习总书记引用了这句出自《庄子》的名言，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以来的峥嵘岁月和瞩目成就，启示人们要不忘初心，善做善成。《庄子》作为一部创作于战国时期的哲学著作，其中的名言警句自然是微言大义，因此译者如何引导译入语读者最大化地理解源语文本中极具中国特色的信息是翻译工作的重中之重。联系上下文语境，本书的译者将该句意译为“A promising cause may seem simple at the beginning, yet proves great on completion.”[2]如此便拓宽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拉近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审美距离，使读者在理解原文的同时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和中国人民的人生观，从而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
二、从召唤结构维度研究读者接受理论在外文社英译本中的运用及效果
召唤结构是“意义不确定性”与“空白”的集合，引导读者基于自身经验和联想，将文本的不定点和空白补充完整，主动地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建构过程中。《治国理政》Vol.3大量使用典故、成语、古诗词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词句，其中不乏对召唤结构的运用。作为极具严肃性和话题敏感度的中央政治论著，该作对外宣英译准确度的要求很高，因此译者对其召唤结构的把控需格外注意。首先，译者将自己代入了源语读者的视角，分析原文本的召唤结构，补全意义空白和不定点，从而对原文本形成一个正确的理解；在对源语文本进行合理填充后，译者从其自身视角出发，尽量贴近译入语读者的思维模式，以原文本的召唤结构为基础，为译文建构新的召唤结构，通过引导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召唤结构进行适当的联想和补充，从而帮助其更准确地理解源语文本的意义。下面以两个实例分析译者通过这两种角色定位对召唤结构的运用效果。
原著第1章第67页第4段中：“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1]引自元代诗人王冕的《墨梅》。原诗称赞了梅花高风亮节的品质，习总书记引用此诗以强调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发展不骛于虚声、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译者对原文内涵进行了深刻的把握，采取直译方式将其译为：“Not bent on praise for its bright colors, but on leaving its fragrance to all.”[2]其中，“its”在原文中确指“梅花”，译者将其泛化为“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努力”，因而“its”在译文中的指代内容具有广泛性和不确定性。通过概念的转换，译者将“all”从原文“乾坤”所表示的空间概念转换为“人”的概念，明指“所有人”。在此过程中，译者利用“its”和“all”在译文中重新建立召唤结构，将“梅花”抽象化，从而迎合了读者对哲理美感的阅读期待，同时，将“乾坤”人格化，充当“its”所营造出的哲理美感的感知主体，合乎逻辑，如此读者既能更容易地理解文本内容，又能在诗意中引发遐思。此外，译者在注解中介绍了诗句的出处，并对其本义和引申义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引导译入语读者进行合理的再创造。总体而言，译者在自己作为源语读者对诗句意义空白填补的基础上，作为译者从译入语读者的视角进行了“召唤结构”的再次建构，不仅完成了对译入语读者的正确引导，而且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中国特色的古诗韵味美。
原著第6章第181页第1段中：“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1]也给人留下了充分的联想和填补空间。此句出自南宋张栻的《论语解·序》，原句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关系，意在说明我国对改革开放发展道路的选择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译者将其意译为：“Practice improves understanding an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guides further practice.”[2]只注解了典故的出处，不再对其内涵加以阐释，这是译者在填补原文本“召唤结构”的空白后重新建构的结果。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缺乏文言的文化背景和知识储备，与其让他们读得云里雾里，造成不必要的曲解，不如就从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出发，用最简洁的方式说明认识和实践二者之间的关系，译入语读者便能够结合译文去理解中国选择走改革开放发展道路的原因，从而更准确地传达原文本“召唤结构”最初试图引导源语言读者去填补的内容。
三、从隐含读者维度研究读者接受理论在外文社英译本中的运用及效果
隐含读者，不同于只能对文本进行部分阐释的现实读者，指由作者本人预先设定的、蕴含在文本结构之中的、能够对文本生发出所有潜在的合理性解读的理想读者。外文社英译本是世界了解中国理念、共享智慧方案的重要平台。然而，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国外读者在接受我国的政治文本时会有不同程度的困难。因此，译者作为沟通两者的桥梁，一方面，首先要贴近原作的文本结构，正确理解源语文本的信息意图，无限接近源语文本的隐含读者，亦即原作者心目中预设的最理想化的读者；另一方面，译者再作为译文的创作者，从译入语文化出发，假定自身在最大程度上趋近译本的隐含读者，亦即一个理想的目的语读者，从而创设一个最符合译入语读者阅读期待的文本结构，引导译入语读者填补文本空白，正确理解译本的信息内容，进而准确地把握并接纳源语文本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念。以下两个实例分别对源语文本和译本的隐含读者加以分析。
就译文与源语文本的吻合度来看，以原著第2章第74页第9行为例，习总书记提到了三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译者在正文中分别译为“the Four Consciousnesses”“the Four-sphere Confidence”和“the Two Upholds”，在文章末尾的注释部分补充了这三个政治术语的具体含义。徐明强认为，注释本身也是对外宣传、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3]。其中，“sphere”一词意为某个特定的领域或范围，因此用来形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制度方面、理论方面、道路方面和文化方面的自信十分妥帖。如此不仅准确地传递了中国特色政治术语的文化内涵，而且保留了源语文本里数字缩略语的形式，巧妙地达到了形神兼备的效果。因此，作为现实读者的译者很好地契合了源语文本所期待的隐含读者的要求。
就译文所预设的隐含读者与译入语文化背景下现实读者的契合度来看，以原著第11章第313页第2行中：“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1]为例，习总书记引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中的诗句表达了党要巩固壮大社会主义主流思想的决心。译者并未采取对古诗词进行直译加注解的一般方法，而是将其简化意译为“among the people”。考虑到外宣文本的受众大多是海外的普通读者，其阅读期待是用最简单省时的方式读懂文本，而中外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绝大多数译入语读者并不具备对古诗意蕴的领悟能力，若此时仍旧坚持直译，译入语读者对原文内容的理解不仅耗时费力，甚至可能会产生偏颇。反之，译者选择立足于译入语的文化背景，创设新的文本结构，将复杂的古诗用简单的词组进行同义替换，在忠实原作的同时最大限度上满足译入语文化背景下现实读者的阅读期待，增强了译入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意愿。
四、结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政治文本的外宣英译是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让国外读者了解“中国方案”的重大举措，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建构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立足于尧斯和伊瑟尔的读者接受理论，从期待视野、召唤结构和隐含读者三个维度出发，对《治国理政》Vol.3及其外文社英译本进行探究。在期待视野维度，笔者从“文体期待”、“意象期待”和“意蕴期待”三个层面展开讨论；在召唤结构维度，从“源语读者”和“译者自身”两种角色定位深入研究；在隐含读者维度，就“译文与源语文本的吻合度”及“译文与译入语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建构能力的契合度”两个方向细致分析，探究了译者在《治国理政》Vol.3外宣英译工作中对于读者接受理论的运用及效果。综上所论，译者在政治文本外宣英译的实践中，要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以译入语读者为中心，实现召唤结构的转换与再构，贴近源语隐含读者和译入语现实读者的阅读期待，如此才能引导国外读者在情感上理解和接纳中国理念，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准确、全面的中国形象，从而达到政治文本外宣英译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 Xi Jinping.Xi Jinping:The Governance of China Ⅲ.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 Co.Ltd,2020
[3]尹佳.从读者接受理论看外宣翻译中的读者关照——黄友义、徐明强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6(5):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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