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迎

（延安市甘泉县文化馆，陕西甘泉  716100）

摘要：一腔热血化做三根琴弦，绣口一张说不尽千古往事，他就是张俊功，陕北说书历史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一字不识，却敢扯起改革的大旗，把坐场改为走场，把单人变为多人，独创“眉花调”，自成一派。他曾为电影《北斗》配音，并因此声名鹊起。韩起祥帅，张俊功怪，五十年代韩起祥台上红，八十年代张俊功台下红。斯人已逝去十余年矣。在流行文化泛滥成灾的今天，陕北说书虽已不复往日的辉煌，却也在数翻流行文化的浪潮中，屹立不倒，自有一番风味让世人恋恋不舍。张俊功对于陕北说书的影响有哪些，陕北说书今后的发展道路该怎样走，是本文讨论的内容。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陕北说书；张俊功；贡献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大体是由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部分构成的，陕北高原正是这种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汇点。这就是陕北这块土地，在过去，在当代，所给予我们这个民族的重要意义。

苍茫浑厚的陕北高原，同时也是贫瘠的和苦难的，在这块大地上进行着庄严生存斗争的陕北人，天生有着一种世俗的成份在内，这是一种大痛苦之后的大释然，只有知生知死、知天命的陕北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于是他们把这个大释然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于是就孕育了独特的陕北文化，就有了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它们融入了陕北人的生活脾性，构成了陕北人的生命绝唱。

一、陕北说书的兴起

陕北说书是流行于陕北延安、榆林等地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如果说“信天游”是流行于陕北的抒情诗，那么“陕北说书”就是流行于陕北的叙事诗。被誉为“民间说唱文学的活化石”，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在旧社会，书匠被列为三教九流中的下九流，艺人中有着这样的说法：东方收了走东方，西方收了走西方，东南西北都不收，背上三弦讨四方。说书艺人生活之艰辛，由此可见一般。只有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艺人们才获得了新生。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以后，陕甘宁边区掀起了如火如茶的新文艺运动。边区文协成立“说书组”，改造民间说书艺人，引导、帮助他们编唱新书，修改旧书。从此，使这门古老的说唱形式加入了对新人新事新生活的歌咏和向往。陕北说书再不是还口愿、请巫神的一种谋生手段了。而是活跃群众文化娱乐生活，团结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的新文艺形式。陕北说书开始走向繁荣变革、发展的新阶段。建国以后，陕北说书继续得到了发展，在延安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各县也都成立了曲艺宣传队。

二、张俊功学习陕北说书的轨迹

张俊功生于1932年，是甘泉县桥镇乡人。自幼左眼失明，25岁时师从甘泉雨岔乡说书艺人张金福开始学习陕北说书。后来得到多位明师的悉心指点，技艺日渐成熟。1960年，张俊功参加延安县曲艺馆，他无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在韩起祥等著名陕北说书艺人的指导和影响下，技艺日益提高。

过去，陕北文化落后，人们居住分散，加之说书场所简便，形式随意，也便于流动，说书内容上虽然有些“奸臣害忠良，相公招姑娘”之类的封建文学，充着些陈词滥调和庸俗低级趣味，但由于来自群众中间，出自穷苦艺人之口，多带有健康进步的因素及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保存了民间文学的朴素明快、生动活泼的风格。经过代代相传，不断修改完善，书词通俗易懂，易于流传，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形式。老百姓修建动土，安土谢神，小孩满月，老人祝寿都请书匠说书，全村人都来听书助兴，若遇上有名的书匠说书时，方圆一二十里路的人也赶来听，常常把农家小院挤得满满的，其热闹程度不亚于演出一台大戏，这种习俗延续至今。

十年动乱给陕北说书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传统书被视为封资修，说书活动基本处于禁演状态，张俊功同许多民间艺人一样。遭受了“文革”冷风冷雨的袭击。

1978年，张俊功组建了甘泉县曲艺队。先后在西北各地说书，广受欢迎。而当年冬天为电影《北斗》中三段“陕北说书”配音让张俊功一举成名，成为陕北说书界一时无两的人物。甘泉县曲艺队解散后，张俊功组织了自己的班底，这是一个自排自演组合自负盈亏的民间组织。1982年，陕西音像出版社特地为他录制了《快嘴》、《五二郎大会》等说书磁带，这些盒带一经上市便立即告罄，以至于当时爆红的港台流行歌曲在陕北都无处涉足。后来，他们与陕西音像出版社及其它出版社，又相继推出了《五女兴唐传》、《卖婆姨》、《清官断》等十余部书目。即便是现在，那些说书磁带仍然是一版再版，不过张俊功的书迷们买到的大多只能是些盗版带，时隔这么多年那些正版带早已散落在民间，而正规的出版社也无暇再版，只能任由盗版者源源不断地提供，谋取暴利了。

三、张俊功对陕北说书的影响

那么，对于张俊功对于陕北说书的影响该怎么评价呢？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张俊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陕北说书大师

有人说，韩起祥帅，张俊功怪，五十年代韩起祥台上红，八十年代张俊功台下红。韩起祥是党中央在延安时期，陕北说书的一面旗帜，被誉为“三弦战士”。（在韩起祥之前，无需赘言，陕北说书自然是传统书。）在他的引领下，陕北说书自觉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改造，使陕北说书登上延安文艺的舞台，迎来了它的全新的辉煌时期。张俊功虽然与他走的道路有所不同——张俊功始终坚持民间化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功。但是，韩起祥对张俊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张俊功的古书有没有受韩起祥的影响不好说，但其所说的大部分现代书的确源于韩起祥的传授。这在张俊功生前曾多次提到过。张俊功甚至两次在延安地区小戏调演中表演《宜川大胜利》。《宜川大胜利》就是韩起祥的代表作之一。从表演风度上来说，张俊功说书也有“帅的”一面，不仅仅只有“怪”。应该说，张俊功可帅可怪。张俊功实在是陕北说书的集大成者。

（二）张俊功更是一位陕北说书锐意进取的，甚至可以说是恣意的改革者

这场改革渗透了张俊功的两个看似矛盾却相辅相成的观念，即“服务受众意识”和“拿来主义”。“服务受众意识”源于他从小过惯的艰苦的“揽工”生活。“拿来主义”则得益于他张扬的个性及没有上过学的条条框框的影响。

张俊功是一个艺术天赋极高的人，虽然小时候只上过一年的冬学，但他在没学说书前，竟自学了二胡，还是远近闻名的秧歌伞头，更重要的还是个戏迷。因此当他进入陕北说书进入领域后，一旦有机会，便会使出浑身解数，取悦受众，比如他看到观众兴致不高，便会让人物停下手头的事唱几句“信天游”，调动气氛，尽管这段“信天游”对于推动故事情节毫无用处。但那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观众喜欢即可。这让人想起那些宝莱坞影片——几乎每片必有歌舞。因为印度的老百姓喜欢歌舞嘛。当然他最大的兴趣还是把陕北说书“戏剧化”。

（1）在形式上，陕北说书原有的形式是盲人单人座说，说书者只一人说唱。这种形式除了轻装简便外，也为演员创造了全能说唱表演的机会，宜说长书，但由于是盲艺人单人说唱，表演只能注重书词和演员的表达口气，若不能细心刻划人物，通过声音，很难达到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70年代左右，张俊功把一人自弹自唱自敲自打的坐唱形式，发展为多人走场说书，一般是一人主说，四人附和；一人表演，余者配器，四男一女组成一个五人说书班子。变一人多角为一人一角或一人两角，使人物在语言上有明显区别，多人多技、扬长避短，尽情发挥。弥补了单人说书的不足。在伴奏上除三弦、甩板、小镲外，又增加了二胡、板胡、笛子和四页瓦、梆子、小锣等民族乐器。张俊功喜欢手持四页瓦走场或站场表演，讲究舞台风度，手、眼、身法、步都有规范，动作模拟尤为重要。把手脚从三弦，甩板中解放了出来，在陕北说书中加进身段及表情表演对于张俊功来说是很中自然的事，因为他几乎精通陕北所有艺道，他能从各个艺种中吸取养份，为我所用，据说他打四片瓦的姿势，就取此安塞腰鼓。尤其擅长演戏，往那儿一站本身就带着戏。这种形式演员配合默契，听书似看戏，既有听觉形象，又有视觉形象，群众欢迎，艺人爱学，虽然，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认为这是对陕北说书的破坏，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形式已经很普及了，陕北说书从盲艺人地摊说唱发展到明眼人登台演唱，经历了一个步履艰难的改革过程。有效拓展了陕北说书的表演空间和表演程式，使得说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听觉艺术的局限，有了初步的视觉艺术效果。

（2）在音乐上，陕北说书传统唱腔有九腔十八调之分，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从一个平调演化而来，主音按表达情绪分为欢音调、平句对口调、苦音调。以及在这些基础上形成的武调、垛板、滚白。加上按书情插入的各种小调、道情、眉户、婉婉腔、秦腔、山西梆子的唱腔，构成了主曲体与联曲体相联系的综合曲体。张俊功熟悉陕北说书各流派的唱腔曲调，又大胆吸收各种地方小调、及眉户戏、碗碗腔、秦腔等戏曲音乐。特别是在原虎皮调的基础上糅糅合眉户的劳子调、梅花调、靠山老调、道情和秦腔音乐，去粗取精，形成了他独特的张派“眉花调”。这个音乐欢快、明亮，非常适应现代人的口味。

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对陕北说书音乐进行了有意识的整理，使其逐步有了曲牌化趋势。曲牌连缀体是张俊功说书作品中音乐的重要结构方式。在艺术实践中，他通过对不同艺术形式曲牌的运用，为陕北说书音乐的体系化发展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此外，他还在伴奏和道具等方面做了大胆改革，扩大了乐队的规模，增加了板胡、笛子、二胡、琵琶、扬琴等有固定音高的乐器，和无固定音高的小鼓、小镲、小锣、碰铃、四块瓦、梆子、木鱼等打击乐器。进一步促进了陕北说书的发展。

（3）在表演风格上，延安群众中流传俗语云：韩起祥帅，张俊功怪。“帅”者韩派书艺正宗古板，表现人物风格以平调哭音见长：“怪”者张俊功书艺活泼欢快。，演唱表现人物以平调花音为主其主要艺术风格。他闯荡江湖多年，注意观察社会各界人物的生活风貌，音容笑语，并将村姑打浑趣语，民情乡风等，巧纳书词之中，使人耳目一新，言则入情入理，歌则入耳动听，加上高昂的板胡、笛子、手锣、梆子、生旦净未丑，有板有眼，是书也象戏，在陕北说书推陈出新中还真有那么一股“怪”味。他口齿伶俐，模仿逼真，惟妙惟肖，说学逗唱，绘声绘色。有一口百腔，一音百调之口技。在表演技巧上，他博采众长，甚至把口技中的技巧，巧妙地运用于自己的说书中，“鸡叫狗咬”学得无不维妙维肖；加上他闯荡江湖多年，善于模仿社会各色人等的音容笑貌，“婆姨声、女子气”，这使得他的说书现场感强，气氛热烈，也是“怪”味风格的具体表现。

（4）在文本语言上，陕北说书属于北方鼓词话本系统，过去的老艺人虽然大都不识字，但是他们会请识字人给他们“指拨”。张俊功却把所有的书面文本都变成了临场的即兴发挥。一切形象都在他随意而诙谐的表演中创造出来。（为了接近受众，他甚至不惜让达官贵妇之间的对话用上了粗俗的方言俚语。）借助过人的口头表演才能，他把所有传统的故事都变成适合此时此地的即兴演出。从这个角度讲，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口头文学”大师。这也可以看作是陕北说书向“口头文学”的回归。但是同时也具备了“口头文学”的一些缺点，比如言辞粗俗，叙事不够严谨，千人一面，万人一腔等缺点。

（5）在情节编排上，同样渗透着“戏剧意识”。戏剧重展示，陕北说书重叙述。张俊功会在关键环节直接让人物开口说话，甚至会有动作辅助表演，更重要的是由于形式变为多人走场说书后，场上就有了多个角色扮演的可能，在一个群戏的场景中，情节能得到更加生动的演绎。给观众一种观戏的感觉。这很像是原始戏剧的萌芽。

四、张俊功的陕北说书对于今天中国文化的影响

张俊功是陕北说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自2008年去世后，甘泉县历届县委政府都很重视对张俊功说书艺术的挖掘整理工作。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对张俊功说书艺术进行保护和传承。先后于2012年成立了“陕北张俊功说唱艺术团”，坚持年年下乡演出。2014年由延安市文化局主持出版了《张俊功陕北说书集》，2015年建成张俊功纪念馆,2016年建立陕北说书传习所。

张俊功一生带过很多弟子，自他去世后，这些弟子继续活跃在陕北高原的沟沟岔岔，给百姓带来欢乐与精神享受。虽然现在是一个娱乐方式激增的时代，陕北说书市场不断受到挤压，但他们仍旧坚守着，并且相信着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

在信息时代，陕北说书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和变化。首先是说书规模更大，有一场表演，上百名书匠上场的，声势甚是浩大。也有一两个书匠在网上直播，因此走红网络的。更有聪明的陕北音乐人把陕北说书音乐溶进通俗歌曲从而创作出风格独特的“新陕北民歌”。甚至有人把陕北说书请进了高雅的音乐厅，与交响乐进行对话，打破了通俗与高雅的界限。应该说，这些都与张俊功当年的改革不无关系。

虽然张俊功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但是他留给我们宝贵艺术财富，在这片黄土地上经久不衰，代代相传，我们也祝愿张俊功说书艺术之花长青。

参考文献：

[1]孙鸿亮.张俊功与陕北说书《张俊功说书集》[J].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4.

[2]张鹏.简述张俊功陕北说书艺术的音乐[J].艺术研究.

[3]狄马.陕北说书的流变《歌声响处是吾乡》[J].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

[4]王毓华主编.《中国曲艺志——陕西卷·延安地区分册》[D].延安地区文化文物局编印，1993年.

作者简介：王东迎（1974--）男，陕西宜川人。现在延安市甘泉县文化馆工作，无职务，群众文化工作者，馆员，研究方向：陕北文化和中国诗词及戏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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