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国家图书馆讲座及其作用

蔡 萍（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北京市  100034）

摘 要: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讲座从内容到形式，传递的是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昌明、人文、开放和宽容的一个标志性事物，就其深刻的社会意义而言，它是历史发展赋予讲座工作之新内容的一种必然。

关键词:  国家图书馆     讲座    社会教育   冯仲云

一 “讲座”的含义

   讲座一词的古今含义是什么？《辞源》上说：“：《陈书·岑之敬传》：‘因召入面试，令之敬升讲座，勅中书舍人朱异执《孝经》唱<士孝章>，武帝亲自论难’。”唐白居易《长庆集·五九·三教论衡》：“儒臣居易，学浅才微，谬列禁筵，猥登讲座。”这两段注释中的“讲座”都是“讲席”之意，是让解答问题的人坐在专设的席位上，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辞海》注释：“某种专门学科或某一专题的讲授。如‘科学讲座’；‘专题讲座’。”  从字义上看，“讲座”一词，从古至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讲解问题和面对的对象不一样而已。《辞海》对“讲座”一词的解释接近于我们今天举办讲座的真正含义。

今天，全社会举办讲座的势头有增无减，犹如雨后春笋。各个讲座单位都在利用自己部门的特殊性、惟一性，将自己掌握的知识传达给社会大众，所以，讲座内容虽然五花八门，让人目不暇接，但人民大众则充分利用这些文化资源，丰富了自己的文化知识和文化生活。而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以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己任”的国家图书馆讲座，更是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它从内容到形式到听课的受众成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想，我们对它今天的存在方式和今后发展应该有一个新的界定。比如，从它的规模和现象看，“讲座”一词应该加上如下内容，才能真实地反映和涵盖其丰富性和多样性：⑴讲座应有具体的管理部门；⑵固定的听讲场地；⑶详细的讲座计划安排；⑷稳定的时间保证；⑸相应的财政支持；⑹具体的讲座负责人；⑺被邀主讲人的学术身份和学术地位；⑻主讲内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⑼固定读者群的关照；⑽主持人应持有的与讲座内容相关的开场引语和结束语；⑾相应的机器设备；⑿现场讲座材料的发放；⒀讲座消息的对外发布(张贴宣传海报、向媒体发消息、网络传播)等；⒁接送主讲老师交通工具的配备。⒂讲座的后续产品（图书、光盘、数据库）制作。以上十五项具体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

总之，“讲座”已然变成全社会众多部门向人民大众传播文化知识，贡献文化财富的、喜闻乐见、严肃活泼的一种手段和表现形式。

二  国家图书馆创办讲座第一人

新中国成立后，如果说北京图书馆（现称国家图书馆）在全国首开讲座之先河，那么他们的第一任馆长冯仲云[1]便是身体力行举办讲座的第一人。

1952年12月，冯仲云出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953年3月27日才被政务院正式任命为北京图书馆第一任馆长。当他第一次见到许多少年儿童都露天坐在图书馆院子里的树荫下看书时，场景既感人又让他心里不是滋味，于是图书馆内就有了第一处少年儿童阅览室，随后就有了朗诵会，故事会等；这些活动可以称之为以后讲座的雏形或者叫最初形式。

举办报告会，也可称之为讲座，是北图的一项群众工作。北京图书馆的报告会，闪耀着新中国一代文化名人的光辉。冯仲云为北图讲座工作正式拉开序幕，且为讲座制定了最高准则，他要求“到我们这个讲台来，必须是第一流的”。为此他亲自请来郭沫若为大家演讲《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讲后由名演员赵丹、白杨朗诵屈原的诗篇。陆续登上这个讲台的有哲学家艾思奇，科学家王天木、王淦昌，历史学家荣孟源，音乐家时乐濛，作家更多一些，老舍、冯至、赵树理、阳翰笙、林庚、常任侠……讲题涉及文史哲科、古今中外。报告会固定在星期六傍晚举行，提前在报纸上发启示。届时图书馆的院子里拉起吊灯，摆上椅子，迎接陆续到来的听众。讲演者就站在楼前的台阶上。报告会成了当时北京城内引人注目的文化生活。每次讲完都印小册子，不但有提纲，还附上参考书目。甚至听讲的门票都费了一番心思，像讲屈原的那次，撕去副劵，剩下的恰好是一个书签。

最初，冯仲云只是出于对党交给的一项工作的责任感来到图书馆，随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热爱这个事业以至于充满自豪。他说：“我领导的不是几百、几千，而是几百万大军。”他称“北京图书馆是社会大学，亚洲的明珠”。[2]

对于冯仲云在北京图书馆的工作，《图书馆学通讯》记者袁丁，在这家刊物1981年第3期上做过下面的评述：“冯仲云从1952年12月到馆，1954年10月调离，在短短不过两年时间，他用党的政策思想武装了北京图书馆，在他的具体领导、身体力行下，把一个长年平静的藏书楼式的旧北图改造成为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北图—坚定地为广大群众服务，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为学术研究服务……在他潜心竭力的领导下，北京图书馆举办了一流的报告会、展览会、作家与读者见面会，开创了图书馆面向社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代新风，给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远的影响。”

三 国家图书馆讲座的作用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国家图书馆集中了全国力量大大丰富了馆藏的数量和质量。延续其服务功能的历史文化讲座工作也在历届馆领导传承有序和不懈的努力中开展起来。为办好每一场讲座，馆里向来对此项工作有高而严的要求。任继愈先生说：“讲座要办得场场精彩，不仅讲座内容要精彩，主讲人讲得也要精彩。”

 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历来被看作是社会大课堂，担负着进行社会教育的重要任务。而讲座工作作为图书馆服务社会、服务大众职能之延伸，常被人们称作是“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校”。原因是读者借书是自读自看自己为某一问题进行资料论证参考，而讲座的开办则是让读者坐在固定的场所内，听老师授课，传播知识。为办好每一场讲座，组织者会因某一学科某一类内容去邀请各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来此授课，日积月累就会形成类似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教学内容。如此，各个知识学科聚集起来，就组建起了一个“大学的建制”，且是一个“航母”式的综合性大学。读者可在此听某一学者的讲课，成为他的学生，也可选其他老师的课，成为多个老师的学生。“听够了”不来了，就算毕业。“听不够”，永远来，课堂永远开，读者可以成为这所大学的终身学生。

因此，图书馆的讲座教育功能远比图书馆的借阅功能更立体、更直接、更宽泛，且无阶段性和时空长短之限制。所谓立体:主讲老师的讲座是积聚一生的学术研究，跳出了书本，传授鲜活的知识；所谓直接:就是读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的学科和导师，耳提面命，直接交流；所谓深入：是主讲老师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学科研究内容、研究成果、发展趋势、个人的研究方法、治学的心得传授给听众；所谓宽泛：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指它的教育对象宽，即无论职位高低、学问深浅、年龄大小，凡愿意学习的人都能找到自己喜爱的讲座内容；二是指它的教育内容宽，即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科学技术，无所不包；所谓无阶段和时空长短限制：是相对于一个人受正规教育阶段而言，讲座本身没有阶段性，它是长期的，固定的，向一切社会大众开放的、有教无类的。读者可以有选择的听，也可以场场听。讲座只要向社会公告，就不会因为主办者自身的原因而随意取消（除不可抗拒原因）。讲座本身还具备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优势，讲座后期有图书出版，有互联网的远程教育传播，它的受众面越大，时间积累越长，影响就越广泛，效果就越长远。这就是讲座时空没有长短限制的含义。由此可见，今天的讲座从内容到形式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昌明、人文、开放和宽容的一个标识性文化现象，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也可以说，是历史发展赋予讲座工作之新内容的一种必然。

老作家严文井当年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个小小的作家，多半是靠图书馆帮助出来的，那么你们现在不正在为造就一大批大作家、大科学家，帮助一大批能够领导我国政治、经济建设的大人物服务吗！劳动是辛苦的，但很有价值。”[3]这是对我们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最高褒扬。正是有了我们这些具体工作者点点滴滴、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劳动，才成就起卫星上天，鸿篇问世的伟大事业。因此办讲座的人必须懂得这个大道理，讲座是一片文化的净土，办讲座人心中也要勤扫尘埃，要树立全局观念和集体主义精神，培养强烈的使命感和自豪感，不计名利，勇于自我牺牲，甘当无名英雄，一个心眼扑在工作上，我们才能做好这项工作，担负起应该担负的工作责任和社会责任。